文化視界
面壁十年圖破壁
馬自祥
「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圖騰，又演化為華夏的象徵。敦煌壁畫428窟(北周)《獨角仙人》、85窟(晚唐)《善友太子入海取寶珠》中亦有龍的形象出現。那麼，我們當代人是否也可以穿越時空，在古人的壁畫上點筆龍睛，讓它動起來、舞起來、響起來、奏起來，並使之極富活力呢？新時期以來，甘肅省歌舞劇院所經歷的艱難歷程，較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堅守根基 慧觀舞翩
敦煌壁畫中有很多群像組成的「說法圖」或佛「本生故事」畫、佛傳故事畫。本生故事，就是佛教經典中把印度民間流傳的種種舍己利他的善行故事，演繹成佛祖前生的事跡，如《屍毗王割肉貿鴿》《薩捶那王子捨身餵虎圖》《九色鹿王涉水救溺人》等。用繪畫手段把佛經中文字描述的樂土景象的故事演變為可視的藝術形象，稱「佛經變相」，也簡稱「經變」。經變畫除了立佛、坐佛、聖眾眷屬，前景依例是一天女反彈琵琶而舞，或兩天女對舞，兩邊兩排伎樂天伴奏，祥雲密布，花雨紛呈，優雅清淨，儼然一派藝術家在現實生活基礎上可能想像出來的最為理想美好的境界。壁畫中亦有眾多世俗人物，即供養人像。供養人中不乏達官顯貴，他們讓畫工把自己和家人的像也畫在佛像的旁邊或洞口兩側壁，並題上自己的官銜、爵位、姓名。比如《張儀潮出行圖》，把唐節度使浩浩蕩蕩的出行隊伍也畫在洞窟的牆壁上。這些作品，除了藝術價值之外，對於考察唐代社會歷史情況也是一個佐證。
近些年來，國內外形成的「敦煌學」和「絲綢之路文化學」非常盛行，而千佛洞的壁畫正是這些學科的奠基石，無疑也是對甘肅音樂舞蹈大發展大繁榮的巨大助推力。
《絲路花雨》開啟了中國民族舞劇的一個新的裡程碑，成為我們引以為自豪的甘肅名片，全體編創、演職人員，不愧是敦煌文化的記錄者、承載者和傳播者。《絲路花雨》的主題積極，歌頌友誼，讚頌開放，鞭斥邪惡，非常符合當時人們的心理需求，且題材新穎，濃墨重彩，巨幅畫卷式地展現了敦煌藝術的特殊魅力，由此引發了「敦煌舞派」的興起，豐富、拓展了中國古典舞的園地。此舞劇在創作過程中編創人員歷經了很多辛苦。而劇中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舞蹈動作，以及富於表現的造型、組合、舞技，使人耳目一新。甘肅省歌舞劇院院長陸金龍在講述創作體會時說，堅守敦煌這個文化根底，說穿了就是慧觀。慧觀而活，它的前提是摯愛、堅守的恆心。慧觀就是熟讀、精讀，慧觀之注意之點，立刻就浮凸出來，觀一畫，專取一個注意點，再觀之，另一個注意點也冒出來。蘭州市歌舞劇院院長蘇孝林亦有同樣的感悟。他們共同的經驗之談，堪稱是創作中的睿語珍言。
省、市歌舞劇院數十年的創作經驗，給人以非常深的啟示：繼承和創新是文藝創作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繼承傳統與改革創新不是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繼承中有創新，創新中有繼承。重於師承前輩的傳統謂之繼承，而傳統繼承下轉化為更新演進稱之創新。他們沒有把敦煌壁畫完全看成僵化的「化石」，而是從其中窺探出令人神往的豐富內涵和特徵，這個內涵和特徵就蘊含著「活態」的東西，要保持這個「活態」，就必須創新。試想，如果沒有30多年前的那些編創人員對敦煌文化的發展創新，《絲路花雨》《大夢敦煌》產生巨大的影響是不可能發生的。
破壁而出不同凡響
歷史讓敦煌壁畫凝固為一個文化符號——世界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匯的永恆象徵。作為甘肅藝術寶庫的珍貴資源，舞劇《絲路花雨》享譽中外，久演不衰。甘肅省歌舞劇院的藝術家們又將目光投入到敦煌音樂的深度開掘上，對莫高窟遺存下來的敦煌古譜進行破譯，復活壁畫上的古樂器，對它們從歷史學、藝術學、宗教學、民俗學、美學、音樂學等多方面準確拿捏把握，30多年來一直持之以恆地「逐夢」敦煌音樂。
今年3月4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登臺亮相的大型民族交響樂《敦煌音畫》，則是一部開掘研究敦煌音樂、絲綢之路和民族音樂基礎的甘肅原創音樂。它的旋律就很有色彩性，充分運用了敦煌壁畫中的濃彩豔墨，充分再現了壁畫中宮廷樂舞的華彩。第一樂章《西涼樂舞》取材於莫高窟220窟，第二樂章《月牙泉》取材於敦煌名勝古蹟，第三樂章《將軍出行》取材於莫高窟156窟，河西節度使《張儀潮出行圖》，第四樂章《集市》取材於榆林窟25窟，第五樂章《飛天》取材於莫高窟161窟。序曲《莫高風鈴》和最後一個樂章《敦煌賦》則是對寶窟所在地及其九間樓風鈴的詩意的捕捉。壁畫上所有的樂器、所有蒙塵已久的古樂譜、所有演奏的伎樂，都在我們藝術家的開掘下，破壁而出。
筆者十分榮幸地觀看了在國家大劇院上演的《敦煌音畫》盛大演出，謝幕後百名國樂演奏家們在觀眾雷鳴般的掌聲中3度返場，又加演了樂音中的經典段落，其震撼力可見一斑。《敦煌音畫》特邀了4位我國著名的音樂家趙季平、景建樹、張堅、韓蘭魁擔綱創作任務。他們對敦煌壁畫與敦煌音樂早就情有獨鍾，先前也都創作過反映敦煌的許多膾炙人口的音樂作品，得到了廣泛的好評。可以說，敦煌文化對他們的薰陶已植根於心。這一次，這4位音樂家受聘創作任務以後，又在敦煌深入生活一個多月時間，他們以聽覺藝術特有的想像畫面全景式展示敦煌藝術，他們與甘肅省歌舞劇院的藝術家的合作可謂是珠聯璧合。《敦煌音畫》民樂門類俱全，二胡、高胡、平胡作為主體協奏，低音部有貝司、大提琴等西洋樂器的吸收，且有許多早已失傳的古樂器的開掘恢復，又以法號等宗教樂器加以烘託，不僅主題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而且內涵豐富，氣勢磅礴，古樸的音樂語言中不乏新穎之聲。這個大選題的創演積累的成熟經驗應是值得重現的。至少，它給傳統的創作觀念方式、思路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波」，再度引起人們對民族樂隊作品創作的整體思考和啟迪，促使我們甘肅的藝術家們努力追溯它的更深邃的美學品質，推進民族管弦樂的創作演出走向世界。
如果說，敦煌壁畫已經滋養和磁引出敦煌舞派、敦煌樂派，那麼我們也完全可以期待，只要我省的文藝家立足本土，把敦煌藝術仰之彌高，受之如玉，行之有效，也可以打造出敦煌畫派、敦煌書派、敦煌文學派的旖旎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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