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4日報導《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8年第6期發表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人文基金訪問學者張淼的《馬來西亞大選後的經濟形勢及對我國在馬投資的影響》（全文約1.2萬字）。
張淼指出，2018年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第14屆大選中，反對派政黨聯盟「希望聯盟」擊敗了執政政黨聯盟「國民陣線」，實現了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首次政黨輪替。希盟政府執政後的中國政策將如何調整和變化，馬來西亞面臨怎樣的經濟挑戰，而大選後中國在馬投資將會面對怎樣風險，值得關注。中資在內政問題上的映射，成為馬來西亞選民的最大關切和本次大選的主要課題之一。希盟執政後，權力版圖的變動會引發新一輪的政商利益重構，短時期內會對中國在馬投資安全造成一些不確定性，但中馬經貿合作的基本面從長期來看總體向好。隨著希盟政府各項改革日程的逐步開展，國陣政府主導下陳舊僵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將日漸瓦解，這有利於進一步促進馬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為中馬未來合作創造更為有利的發展環境。
張淼在文章中指出，2018年5月9日，馬來西亞舉行了國會下議院第14屆大選，共有222個國會議會席位和12個州共計505個州議會席位進行同步改選。只有砂拉越州除外，砂拉越州議會選舉已於2016年5月舉行，任期到2021年才屆滿。本次大選中，由92歲的前總理馬哈蒂爾領導的反對派政黨聯盟——「希望聯盟」（簡稱希盟），一舉擊敗了執政政黨聯盟「國民陣線」（簡稱國陣），贏得國會下議院超過半數的席位，從而結束了國陣長達60多年的統治，實現了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的首次政黨輪替。這個結果出乎大多數觀察家們的預料，與選前各大民調結果也大相逕庭，媒體紛紛以「變天」來形容這次馬來西亞的政壇巨變。
在2013年第13屆大選中，總理納吉布領導下的國陣遭遇了來自反對黨聯盟的巨大挑戰。大力提倡社會正義及反腐敗的議程的人民公正黨和奉行宗教激進主義的伊斯蘭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原本固若金湯的馬來族群的選票，這使得「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意識到單憑「身份式保守主義」已難以穩住馬來選票的基本面，必須同時配合「發展經濟」等民生課題維持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納吉布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就開始積極響應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大力引進中國投資發展本國經濟。
馬央行數據顯示，截止到2017年9月，中國在馬來西亞直接投資累積超過630億林吉特，成為馬來西亞的第三大外資來源國。截止到2017年底，中國在馬來西亞共計21個製造業項目中投資38.5億林吉特，連續第二年成為馬來西亞製造業最大外資來源國。
然而，馬哈蒂爾在競選期間，就納吉布大舉引入中國投資對國陣政府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希盟政府上臺後，藉由國家經濟負債過重等課題，啟動了針對中資企業參與的一系列重大工程項目（如「東海岸鐵路」、「馬六甲多產品輸送管線」以及「泛沙巴州天然氣輸送管線」）重新談判和嚴格審查，這給中國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安全帶來一系列不確定性。
希盟政府的中國政策將會展示什麼樣的新特點，與國陣相比究竟將會出現什麼樣的調整和變化？中國在馬投資在大選過後會面對怎樣的風險和挑戰？馬哈蒂爾2018年8月的訪華又會對未來中馬經貿合作造成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顯然將成為未來幾年影響中馬關係的重大看點。
一、馬來西亞的經濟形勢及挑戰
受全球經濟復甦的帶動，馬來西亞2017年經濟表現從各項主要指標來看較為出色。全年GDP增長率超出預期，高達5.9%，比2016年同期GDP增長率4.2%的水平高出1.7個百分點，創下了近三年來的最好成績。201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5.4%，通貨膨脹率走低至1.8%，相比2017年同期3.8%的水平有較大回落，失業率也回落到3.3%的低位。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長期以來由強勁的內需拉動，2018年第一季度國內家庭消費增長為6.9%，預計隨著消費稅的逐步取消，以及燃油補貼陸續恢復等各項新措施的落實，國內消費將會有進一步增長。
雖然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普遍看好，但新上臺的希盟政府對政府債務過高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擔憂。新任首相馬哈蒂爾在競選期間就宣稱馬國債突破1兆林吉特，比之前國陣政府公布的國債高出不少，令人譁然。希盟執政之後，財政部長林冠英宣布了政府債務的具體數額，截止到2018年5月份，馬來西亞聯邦政府負債已高達1兆零873億林吉特，佔2017年全年GDP的80%，這比之前國陣政府宣布的政府債高出4000多億林吉特。
財政部新公布的債務數據中，除了常規的政府債務之外，奉行「會計穩健主義」的希盟政府也將聯邦政府擔保的債務納入其中，這包括政府官聯公司的貸款、特別發展項目的貸款，以及一些在短期內產生高昂的工程費用、且成本回收周期較長的大型基建項目，這些項目若相關方無法償還相應債務，則須由馬政府代為履行還款義務。另外，以「融資租賃」形式出現的公共設施（例如學校、道路、醫院等）的租金、維修和養護開銷等「資本支出」款項也被算入政府負債。
雖然把或有債務和公私合營項目的開銷算入聯邦政府債務的實踐不是國際慣例，但希盟政府一上臺即以「更為準確評估國家債務狀況」為由，把這兩部分算入國債，並在第一時間公布了最新的國債數據。此舉雖然被國陣政府釋義為「故意責難」，但也為希盟政府提供了「緩解公共財政壓力、減輕人民負擔」的正當性，成為其「取消」或者「審查」一些耗資巨大的基建項目的正當理由。
如果說，政府債務負擔過重是馬來西亞短期內的一大經濟挑戰，那麼國民經濟過度依賴石油天然氣收入則是馬經濟更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數據顯示，2017年馬來西亞油氣相關產品及棕櫚油等出口總額，佔國家總出口的20%。因此，國際大宗產品（例如石油天然氣、棕櫚油等）價格的任何波動，都會對馬國民經濟造成不小幹擾。
由於國家財政過度依賴石油天然氣行業，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低直接影響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據馬財政部估算，國際原油價格每下降1美元，政府即損失將近3億林吉特的財政收入，而2014年下半年開始的國際油價持續走低，已直接導致馬來西亞政府損失了約300億林吉特的政府收入。另外，馬來西亞將近3500家從事國際油氣諮詢工程服務公司的經營利潤也受此影響，間接地對國家稅收收入產生負面影響。馬政府在第11個大馬計劃中明確寫道，力爭在2020年將油氣收入在政府財政的佔比降至15.5%。
從經濟發展更為長遠的視角來看，馬來西亞經濟過早的「去工業化」，也給馬經濟發展帶來了動力不足的問題。這一觀點恰是馬來西亞著名經濟學家佐摩首先提出的。作為希盟執政馬哈蒂爾親自委任的「五人長老顧問團」中唯一的經濟學專家，佐摩倡導的經濟理論或將間接影響希盟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從而對今後政府經濟治理模式產生一定影響。馬來西亞製造業整體水平在尚未發展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附加值產業之前，國家扶持政策即偏離鼓勵工業發展的方向，轉而鼓勵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導致製造業對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率在不斷下滑的同時，服務業佔比不斷攀升。缺乏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因而「發育不良」，推動經濟增長的後勁明顯不足，而服務業佔比高於製造業又使人產生經濟進入發達階段的錯覺。因而，馬來西亞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缺乏推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無法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升級，最終停留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難以邁進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二、中國在馬來西亞投資和在馬項目的實施及進展
「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對馬來西亞直接投資迅猛增長。我們參考美國企業家聯合會給出的中國在全球的直接投資情況，持續跟蹤了截止到2017年底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額達到1億美元以上的共計29個大型項目的進展情況。樣本顯示，截止到2017年底，馬來西亞吸引中國投資累計達到175億美元，其中，馬來西亞能源行業吸引中國直接投資高達66億美元，佔中國在馬投資總量的38%，成為吸引中國投資的第一大產業。具體來看，中廣核於2016年對馬來西亞第二大能源電力公司Edra（原隸屬馬來西亞國家投資基金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DB）股權的收購耗資59億美元，成為迄今中國對馬來西亞直接投資的最大一筆交易。除外，中資在能源行業也廣泛分布於新能源、石油天然氣等領域。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房地產業吸引中國投資累計達到46億美元，佔中國在馬投資總量的26%，成為在馬中資聚集的第二大行業。據紐約房地產資本分析公司（Real Capital Analytics）數據顯示，僅在2014—2016年期間，中國對馬來西亞房地產行業的投資總額已超過21億美元，遙遙領先第二位的新加坡，成為馬房地產行業的最大外來投資國。
排在能源和房地產行業之後，中國投資也廣泛分布於馬來西亞的製造業。同一時間，中國投資佔馬來西亞製造業吸引外資總量的17.5%，成為馬製造業最大的外資來源國，領跑其他西方發達經濟體。與過去5—10年間中資企業來馬主要是以建築類企業進行項目承包為主不同，近兩年中國在馬製造業的投資明顯增多，越來越多的中資製造業者加大對馬來西亞的太陽能、石油化工、電子電器、鋼鐵、汽車、紡織等行業的投資。
在對這29個大型投資項目的投資主體進行分析後發現，72%的中國在馬投資是由中國國有企業主導，國企投資總額高達126億美元，非國有企業只佔中國在馬投資的28%（48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目前資料庫並未對1億美元以下的小規模投資進行統計，非國有企業投資佔比或低於實際水平。由於非國有企業進行投資的行業大多數為非資本密集型，我們的樣本對非國有企業在馬投資的反映有限。儘管存在這樣的問題，對這29項大型投資項目的分析為研究中國企業在馬投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隨著中國企業不斷走進馬來西亞市場，中國在馬投資開始呈現出投資主體、投資領域、投資方式日漸多元化的特徵。第14屆大選前，中馬兩國間合作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多數以「政府對政府」（G to G）的形式得到確認，項目也多由中國國有企業主要負責實施。其中，中國企業境外在建的最大工程、由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承建的、合同總額約為550億林吉特的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ECRL）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中馬兩國合作項目之一；中馬合作的馬六甲臨海工業園，以及多家中資企業承建的「馬六甲皇京港」項目也正在推進中，中馬雙方將在發展海洋經濟和臨港產業方面也探討了合作的可能性。
同時，以非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也在非戰略性行業中廣泛分布。其中，由碧桂園控股和當地合作夥伴共同投資建設的佔地面積約20平方公裡、項目總值近1000億美元的「森林城市」項目在柔佛州依斯幹達經濟特區打造可容納70萬人口的智慧生態居住區；而在製造業方面，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收購馬來西亞多元重工集團所持有的馬來西亞第一國產車品牌——寶騰（Proton）汽車約49%和其旗下豪華跑車品牌路特斯（Lotus）約51%的股權；在網際網路領域，中國電子商務巨擘阿里巴巴集團將馬來西亞作為其在中國以外的、第一個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的數字中樞（eHub）所在地，並在馬來西亞設立東南亞區域的首個辦公室，深化同馬來西亞在網際網路行業方面的戰略合作
然而，雖然馬來西亞一直被認為是市場相對開放和鼓勵外資的經濟體，但馬來西亞多元族群政治的社會現實使得國內政商博弈暗流湧動，政商博弈對中資的影響在第14屆大選前後表現的尤為明顯，而大選後政權的更迭對中資項目的在地運營也造成了不少的衝擊。其中，東海岸鐵路和兩個油氣管道項目，碧桂園的「森林城市」，馬中關丹產業園等項目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權更迭帶來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中國在多元社會的馬來西亞投資依然面臨來自於各方面的挑戰，因此對於利益相關方訴求和社會輿情基本面的了解和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馬來西亞第14屆大選對中國在馬投資的影響
在第14屆大選後期，納吉布轉打「中國投資牌」，強調其個人在吸引中國投資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也在華人選票一邊倒向希盟的背景下，盡最後的努力，以期挽回華人選民的支持。但事實證明，納吉布祭出的中國元素並沒有改變其敗選的命運。
表面上，雖然中國投資被炒為第14屆大選課題之一，中資本身並不是癥結所在，恰恰是中資在內政課題上的映射成了選民的最大關切。希盟執政布城後，權力版圖的變動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的政商利益再分配，巫統扶持的裙帶關係遭受全面重創，金錢政治下的利益鏈條正在分崩離析。因此，在巫統構建的舊式政商關係之下簽署的中資項目，尤其是在耗資巨大的大型基礎設施和大型房地產項目上，在短期內面臨一些不確定性。
馬哈蒂爾上臺不久，即在2018年8月開啟了北上的訪華行程，他將中國作為其再度執政後首個正式訪問的非東協國家，無疑中企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前景問題成為此訪最受關注的話題。誠如所料，馬哈蒂爾在訪華過程中宣布取消了部分中國參與建設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這其中就包括了耗資約200億美元的「東海岸鐵路計劃」（ECRL）及價值23億美元的兩個天然氣管道項目。
然而，比起某些媒體將此渲染成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遭遇的「滑鐵盧」來說，馬哈蒂爾針對個別項目展開重新談判的舉動有著更為現實的內政考量。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債務水平過高超出警戒線，消費稅的取消等對新政府造成了不小的財政壓力，馬來西亞確實在短時期內難以負擔耗資巨大的基建項目；另一方面，這一舉也出於兌現競選承諾的需要，選前希盟支持者對國陣政府的反感在生活成本上漲和貪腐課題的雙重作用下被加倍放大，而馬哈蒂爾在剛剛上任之時即取消中資項目，在緩解馬短期財政壓力的同時，也通過取消某些涉及貪腐的中資項目進而樹立希盟廉潔的政府形象，滿足選民的期待，也鞏固新生政權。因此，對於圍繞個別基建項目出現的分歧是在具體操作層面上的調整，多來自於馬國內政治因素的考量，而不應當被擴大成馬來西亞外交政策的轉向，更不應當被曲解為中馬關係生變的預兆。
若用幾個有分歧的大型基建項目來定義希盟執政下的中馬關係未來發展走向，顯然是不可取的。馬哈蒂爾此次訪華對阿里巴巴和吉利汽車等高科技企業的參訪，也透露出中馬合作的新面向。中馬經貿合作需要從以基建項目為主導的單一模式，轉型為參與主體更多元、合作行業更廣泛、合作程度更深入的新型合作範式。馬哈蒂爾訪華過程中，讚揚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多次表達歡迎中國高科技企業投資馬來西亞，並期待通過中國的技術和資金在為當地經濟創造就業的同時，推動馬來西亞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這或可為「一帶一路」框架下中馬兩國經貿交流指明新的發展方向，創造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
因此，縱然希盟執政後短期內中資在馬發展或面臨一些不穩定性，但中馬經貿合作的基本盤從長期來看處於相對平穩狀態，保持良好雙邊關係符合馬來西亞靈活務實的外交原則，從長遠看，也符合兩國圖謀發展的共同願望，這樣的原則和脈絡經得起馬來西亞政權更迭的考驗。
回看馬哈蒂爾在其上一任期，積極打造同中國的友好關係，努力推動中馬關係正常化，主動改變了冷戰後馬來西亞對中國的負面看法。而馬來西亞一向保持經濟的高度開放和良好的投資環境，外資在本國經濟發展歷史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美國逐漸轉向國內和國際政策不明朗的當下，馬來西亞與中國繼續保持友好合作關係也符合其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馬中關係不僅僅只有投資的一個方向，在其他領域如教育、軍事、反恐和東協多邊合作等領域，都有相互依賴與相互支持的客觀需要，尤其在兩國人民的「民心相通」很大程度上也對衝了部分的政治風險。
從希盟執政的近半年時間來看，新政府的主要施政重點仍然放在整治貪腐、政府機構改革等內政事務性工作上，外交方面雖然有回歸「大國平衡」的些許跡象，但尚未呈現出明顯的戰略重點轉移的特徵。2018年8月馬哈蒂爾訪華期間對一些中資項目的重新談判，可當作是希盟外交政策的小調整，但不是對華政策的大轉向。
未來中馬關係的發展，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希盟政府在完成了「百日新政」後各成員黨之間的利益均衡，希盟政府該如何尋找各成員黨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也將成為其未來執政的最大挑戰。在第13屆大選中，希盟在「打倒納吉」的共同目標下臨時組隊，希盟政治合作基礎其實並不能算牢靠。尤其在其實現執政目標後，如何尋找新的統一的政治訴求，打造各成員黨之間的利益均衡，將是未來馬來西亞政治發展中一個未知數。在希盟執政經驗尚未成熟之前，希盟政府對於經濟治理和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要領導人的個人因素以及各成員黨實力的對比與均衡，或許只有等到希盟內部政黨間和各政黨內權力博弈完成後，才能看到一個對華外交政策較為清晰的輪廓。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馬哈蒂爾所倡導的「強勢政府、有效幹涉」和納吉布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在經濟治理理念上的分歧日漸清晰。而兩年之後，如若馬哈蒂爾兌現選前「兩年交棒安瓦爾」的政治承諾，馬來西亞未來經濟重新返回西方自由派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治理模式的可能性較大，回觀安瓦爾作為財長在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施政風格和手法，主要還是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西方自由經濟學派的政策建議為參照。因此，曾被西方稱之為「東方自由主義者」的安瓦爾在接棒之後，馬來西亞經濟或將回歸到「強勢市場、弱勢政府」的自由經濟治理模式，屆時的央行行長、財政部長、經濟事務部長和經濟顧問等行政輔佐力量，也會具體影響馬來西亞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因此，執政聯盟內部的權力交接又在政權更迭之外，給馬來西亞經濟治理以及中資在馬前景蒙上又一層不確定性的陰影。
本次大選對馬來西亞政治生態的塑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給未來馬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同時也給尚在成長的中國企業走出海外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契機。短期看，在馬中資確實面臨一些不確定性，但從中長期看，國陣治理下整個社會「板結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已被逐漸瓦解，這對促進馬來西亞體制改革與進一步對外開放都有益處，也為中馬未來合作創造更為有利的發展環境。
中資在馬大選中所面臨的挑戰和經驗，或可給中國對其他東協國家甚至更廣範圍內的周邊外交帶來一些啟示：在這種高度開放與不確定性兼具的經濟體中投資，中國企業更應尊重市場規律和商業邏輯，淡化國家投資（承建的）大型項目的戰略色彩，通過強調給當地人創造就業、向當地進行技術轉移等投資的積極效應，突出中國投資給所在國經濟的產業升級、應對經濟挑戰和帶動當地經濟長遠發展所帶來的積極作用。
同時，走出海外的中國企業應該充分了解所在國的政治經濟環境，做好所在國「政權更迭」的心理準備和應急預案。這種預案不僅僅是保護人員和資產安全的硬體準備，更應著眼於長期同投資所在國朝野兩黨和社會各界保持良好溝通的體制建設，增加對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政商環境、法律法規等基本常識的知識儲備。同時，通過屬地化管理和優質項目給投資所在地的各個族群、各個階層的人民帶來真正的實惠，才能有效規避政權更迭對中國海外投資安全造成的風險和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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