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 年 4 月 28 日，德國投機實業家奧斯卡辛德勒出生了。這位「義人」因集德國商人、間諜、納粹黨於一身而充滿爭議：利用德國的戰爭，誘逼德國人投資，再僱傭廉價的猶太人做工，在這充滿了殺戮與硝煙的年代大賺了一筆錢，在捷克斯洛伐克從事偵察活動，並且還參與策劃和幫助德國納粹入侵波蘭的行動。然而，他卻又在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種族隔離及滅絕政策的險惡環境下，同時冒著生命危險解救了一千多名猶太人的生命，為此辛德勒付出了幾乎全部財產。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歲月裡，他的罪與義呈現了人性的複雜。
因澳大利亞小說家託馬斯肯尼利所撰寫的《辛德勒名單》，以及史蒂文·史匹柏改編成電影後，包攬了第 66 屆奧斯卡金像獎的 7 大獎項及第 51 屆金球獎的 7 項大獎。他本人的故事成為人性光輝的象徵。今天，聽道講壇推送的這篇文章，來自託馬斯肯尼利的小說，講述這位複雜人物的最後歲月。
奧斯卡的光輝歲月已經落下帷幕。和平時期再也沒有如戰時那般令他意氣風發。奧斯卡和埃米莉來到了慕尼黑。他們一度跟勒斯納一家擠在一起，因為亨利跟他兄弟已經開始在慕尼黑的一家餐館裡演奏音樂，積累了一筆小小的財富。奧斯卡過去的一位囚犯專程前往勒斯納家那個狹小擁擠的公寓探望他，不禁為他身上破舊的外套震驚不已。他在克拉科夫和摩拉維亞的財產自然早就被蘇聯軍隊充了公，他僅存的幾樣珠寶也都拿來換了食物和醇酒。
費根鮑姆一家來到慕尼黑的時候，見到了他的新情婦，是個猶太姑娘，一個遠比布倫利茨糟糕的集中營的倖存者。很多到奧斯卡租的房子來看望他的老朋友心情都挺複雜的，一方面對於他這點英雄氣短的毛病忍不住還是縱容，可一想到埃米莉又不覺愧疚難安。
他仍舊是那個慷慨到滷莽的朋友，仍舊能神通廣大地弄到旁人弄不到的稀缺物品。亨利·勒斯納記得，他居然能在雞肉極度短缺的慕尼黑找到一個供應雞肉的貨源。他滿心依戀地跟他那些已經來到德國的猶太人家庭混在一起——勒斯納一家、普費弗伯格一家、費根鮑姆一家還有斯特恩貝格一家。有些犬儒主義者日後可能會說，當時凡是跟集中營有些瓜葛的德國人都巴不得跟他們的猶太朋友保持密切關係呢，還不過像變色龍一樣給自己披上一層保護色。可是奧斯卡對他的猶太人的依戀可決非這種本能的狡黠可以同日而語的。這些辛德勒猶太人已經成為他的兄弟姐妹。
奧斯卡·辛德勒
跟他們一樣，他也聽到了格特去年二月被巴頓將軍的美國兵抓獲的消息，他當時正在巴特特爾茨的一家黨衛軍療養院養病；被捕後就給關押到達豪；戰爭結束後移交新波蘭政府受審。阿矇事實上成為最先移交波蘭受審的德國人犯之一。幾位前猶太囚犯受邀作為證人參加公審，而自欺欺人的阿蒙竟然考慮請海倫·希爾施和奧斯卡·辛德勒做他的辯護證人。奧斯卡本人沒有前往克拉科夫參加這次審判。參加審判的證人們發現格特已經被糖尿病折磨得骨瘦如柴，態度雖然恭順，可仍然毫無懊悔之意地為自己辯解。所有處決和轉移行動的命令都是由他的上司籤發的，他聲稱，所以應該是他們犯下的罪行，不能算在他頭上。至於那些指控司令官親手犯下謀殺罪行的證人，阿蒙道，統統都是惡意地誇大其辭。是有幾位囚犯因蓄意破壞而被處決，不過戰爭期間總會發生很多類似的蓄意破壞事件的。
米戴克·彭佩爾坐在特意被請來提供證詞的證人席上時，旁邊另一位普拉紹夫的畢業生盯著被告席上的阿蒙，低聲跟他講，「我現在看到那個人，還是忍不住直打哆嗦。」不過身為控方第一證人的彭佩爾本人卻很從容鎮定，一一細數阿蒙犯下的樁樁罪行。繼他之後作證的其他證人，其中包括比貝爾施坦因醫生和海倫·希爾施，也紛紛陳述了自己確定無疑的痛苦記憶。阿蒙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被判處死刑，在克拉科夫執行絞刑。距離他在維也納因進行黑市交易的指控被黨衛軍逮捕，整整過去了兩年時間。根據克拉科夫媒體的報導，阿蒙走上絞刑架的時候絲毫沒有悔恨的表現，死前還敬了個國社黨的舉手禮。
奧斯卡則在慕尼黑親自指認了利奧波德。利奧波德當時是被美國人扣押了，奧斯卡在一個前布倫利茨囚犯的陪同下前去指認戰犯，據他說，奧斯卡質問對他表示抗議的利奧波德，「你是想讓我來指認你呢，還是寧肯等樓下街上站著的那五十個憤怒的猶太人把你揪出來？」利奧波德同樣被處以絞刑——不是因為他在布倫利茨的罪行，而是因為他早先在布茲津犯下的謀殺罪。
奧斯卡當時可能就已經起意，想去阿根廷做農場主，飼養海狸鼠。這是種大型的南美水生嚙齒類動物，以其珍貴的毛皮著稱。奧斯卡信心滿滿，自己覺得一九三九年把他帶到克拉科夫的那種出色的商業直覺，如今正急切地催促他橫越大西洋。他已經一文不名了，不過聯合配給委員會這個國際性猶太人救濟組織樂意向他伸出援手。奧斯卡在戰爭期間曾數次為這個組織提供猶太人真實情況的報告，他們知道他對救助猶太人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在一九四九年，這個組織特意為他提供了一筆一萬五千美元的補償金，還交給他一份由聯合配給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M·W·貝克爾曼籤署的介紹信（致所有可能的「敬啟者」）。信上說：
美國聯合配給委員會已經徹底調查過辛德勒先生在戰爭和德軍佔領期間的所作所為……我們誠摯地希望，所有跟辛德勒先生有所接觸的組織和個人都能盡一切可能幫助他，以報答他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辛德勒先生最初在波蘭嗣後又在蘇臺德地區，以開設納粹勞役工廠的名義，僱用並保護了大量猶太男女，否則他們早就慘死於奧斯維辛和其他臭名昭著的集中營了……有很多親歷者都紛紛向聯合配給委員會作證，他們說，「辛德勒設在布倫利茨的集中營，是整個納粹佔領區內絕無僅有的唯一一個從來沒有一個猶太人被殺害甚至被鞭打的地方，他把所有的猶太人都當作有尊嚴的人類兄弟來對待。」
現在，辛德勒先生即將開始他的新生活，讓我們來幫助他吧，就如同他曾慷慨地幫過我們的兄弟一樣。
奧斯卡·辛德勒
奧斯卡動身前往阿根廷的時候，還帶了六個辛德勒猶太人的家庭同行，其中很多人的旅費都是他出的。他跟埃米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一個農場裡紮下根來，並肩奮鬥了有將近十年時間。在這十年間沒見過他的那些辛德勒猶太人都覺得很難想像他當個農場主會是什麼樣，因為他從來都不是個循規蹈矩的本分人。有人說，埃瑪麗婭和布倫利茨之所以能以其怪異的方式成功存活下來，全仗了斯特恩和班吉爾這些人的聰明才智，這話也不能說全沒道理。可是遠在阿根廷的奧斯卡，除了依仗妻子的良好判斷力和鄉村出身所有特有的勤勉刻苦以外，已經別無所靠了。
奧斯卡蓄養海狸鼠的那十年時機也不湊巧，因為正是在那幾年內，大家認識到，人工飼養的海狸鼠的毛皮遠沒有誘捕的野生海狸鼠的品質高。有很多海狸鼠養殖企業都在此期間紛紛倒閉，撐到一九五七年，辛德勒夫婦苦心經營的農場也宣告破產。埃米莉和奧斯卡只能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部郊區的聖文森特，連住房都是由當地的聖約之子會為他們提供的。奧斯卡一度曾試圖找個銷售代表的差事，不過不出一年，他就隻身返回了德國。埃米莉卻仍留在南美。
他住在法蘭克福一間很小的公寓裡，籌集資金想買下一家水泥廠，同時他向西德的財政部提出申請，要求賠償他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損失的財產的大部。他這番努力卻收效甚微。有些辛德勒猶太人認為德國政府之所以不願給予辛德勒應有的賠償，是因為希特勒主義在政府的中級官員中非但陰魂不散，甚至還有回潮。不過平心而論，奧斯卡的申請之所以未果可能純粹是因為技術原因，我們在財政部跟奧斯卡的往來信件中，看不出有什麼官僚主義的蓄意推諉和拖延。
辛德勒的水泥廠是仰仗聯合配給委員會提供的資金，以及在戰後事業發展得不錯的幾位辛德勒猶太人的「貸款」才開張大吉的。可是這家水泥廠也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到一九六一年，奧斯卡再度破產。他的廠子再次生不逢時，因為接連幾個嚴寒的冬季，使得建築業內的工廠紛紛倒閉；不過有些辛德勒的倖存者認為這家水泥廠之所以這麼快倒閉，也是跟奧斯卡耐不住寂寞、不肯踏踏實實苦幹的個性有很大關係的。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那年，以色列的辛德勒猶太人聽說他陷入困境後，遂邀請他訪問以色列，費用他們全包。他們在以色列的波蘭語媒體上登了個廣告，請求所有認識「德國人奧斯卡·辛德勒」的前布倫利茨集中營居民都跟報紙取得聯繫。在特拉維夫，奧斯卡受到狂熱的歡迎。他的倖存者於戰後生育的下一代團團簇擁在他身邊。他已經愈發發福了，五官的輪廓也重拙起來。可是每逢宴會和招待會，在原來就認識他的老相識眼裡，他仍是那個永不服輸的奧斯卡。儘管經歷過兩次破產的打擊，可他的談笑風生，他的機智幽默，他那种放肆、非凡的夏爾·布瓦耶式的魅力，他那千杯不醉的豪爽酒量仍一如往昔。
那年正逢阿道夫·艾希曼受審，奧斯卡對以色列的訪問也連帶引起了國際媒體的一些興趣。在艾希曼正式受審的前一天，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寫了篇特寫稿，專門比較艾希曼和辛德勒這兩個人的生平事跡、所作所為，並引了一段辛德勒猶太人發表的呼籲大家都來幫他的宣言的序文：「我們不會忘記當初在埃及經歷的苦難，我們不會忘記哈曼這個奸人的詭計。我們不會忘記希特勒的大屠殺。所以，在這些不義者當中我們就更不應該忘記那些義士。我們要將奧斯卡·辛德勒銘記在心。」
在大屠殺倖存者中間，有些人怎麼也不相信竟然會有奧斯卡這樣專為行善建立的勞役營，顯然，有很多媒體的記者對此也持懷疑的態度。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記者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您怎麼解釋，」他問奧斯卡，「您竟然熟識克拉科夫地區所有的高級軍官，而且還頻繁地跟他們進行各種交易？」「在那個歷史階段，」奧斯卡幽默地答道，「我很難跟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來討論猶太人的命運問題。」
1970年代早期辛德勒與兒時好友於以色列
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部在奧斯卡居留阿根廷的後期曾特意跟他接觸，他遵照他們的請求提供了一份有關他在克拉科夫和布倫利茨兩地主要活動的綜述。現在，出於紀念館自身的意願，並在伊扎克·斯特恩、雅各布·斯特恩貝格和摩西·貝斯基（原來曾專為奧斯卡偽造官方證件的他，如今已經出落成一位備受尊敬、博學多識的大律師）在大力影響和推動下，大屠殺紀念館的託管理事會開始正式考慮要授予奧斯卡一項官方的榮譽。理事會的主席是蘭多法官，正是審判艾希曼的首席大法官。大屠殺紀念館於是開始徵集有關奧斯卡的證詞，結果得到熱烈響應。在雪片般寄來的證詞中，只有有四份對他提出了指責。雖然這四位證人也都公開承認，若是沒有奧斯卡他們根本活不到今天，不過他們仍然對奧斯卡在戰爭初期的經營方式提出了批評。這四份貶損奧斯卡的證詞中，有兩份出自一對父子之手，也就是我們在此前稱為C氏的父子倆。他們本來在克拉科夫經營搪瓷器具的買賣，可奧斯卡卻把他的情婦英格麗德安插到他們店裡做受託人。第三份證詞則是C氏父子的秘書提供的，重複的無非是奧斯卡如何毆打老人、欺凌弱小的行徑，內容跟一九四〇年斯特恩跟奧斯卡匯報的傳言如出一轍。第四份指責奧斯卡的證詞中宣稱，他戰前就在奧斯卡的搪瓷廠裡擁有股份，那時候搪瓷廠還叫裡考德，可是奧斯卡從來沒給過他分紅。
蘭多法官和他的理事會肯定是考慮到，相對於其他辛德勒猶太人提供的證詞，這四份貶損奧斯卡的證詞顯然不具備普遍性，盡可忽略不計。而且，既然這四個人都坦白承認了奧斯卡畢竟是他們的救命恩人，據說就連理事會的諸位謙謙君子都忍不住要反問一句了，既然如他們所言，奧斯卡對他們犯下了如此這般的罪行，那他幹嗎還要不惜一切代價反過來拯救他們呢？
特拉維夫市政當局是第一個授予奧斯卡官方榮譽的機構。在他五十三歲生日那天，特拉維夫市政府邀請他親自為樹立在英雄公園內的一塊紀念碑揭幕。紀念碑的銘文將他描述為布倫利茨集中營一千兩百位囚犯的大救星，雖說這個描述遠遠低估了奧斯卡實際拯救的人數，可它明白地宣稱，這個紀念碑是猶太人懷著無比的敬愛和感激樹立起來的。十天之後，奧斯卡在耶路撒冷被正式授予「義士」的榮譽封號，這個頭銜在猶太人的傳統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根據古老的以色列部族文化傳說，在大量異教徒中，以色列的上帝總會特意降下幾位大義士，他們就是酵母，影響異教徒，幫助猶太人。奧斯卡還受邀在通往大屠殺紀念館的正義大道上親手栽下一棵角豆樹。這棵專門有一塊紀念銘牌用以標識的常青樹，至今仍聳立在以其他義士的名義栽種的小樹林中。其中有一棵專為紀念尤利烏斯·馬德裡瑞施，這位企業家為了他的猶太勞工從黑市中購買麵包，竭盡全力保護他們，他的行為對於克盧普和法本這類黨衛軍寵愛的工業巨頭來說簡直匪夷所思。還有一棵常青樹是為了紀念馬德裡瑞施工廠裡的主管雷蒙德·蒂奇。在那片遍地都是石頭的貧瘠土地上，這些紀念樹極少能長大十英尺高。
德國的媒體也報導了奧斯卡在戰爭期間如何救助猶太人的事跡，以及大屠殺紀念館如何表彰他的情況。這些報導對他當然都是揄揚有加的，可反而讓他的日子很難過。他在法蘭克福的街道上走過時，總有人惡意地噓他，還有人向他扔石頭，有群工人大肆辱罵他，大聲喊叫著說他早就該跟那幫猶太人一起被燒死。一九六三年，一個工廠的工人罵他是「親吻猶太人的豬」，他激憤之下揍了那傢伙一拳，那人就告他犯了侵犯人身罪。在德國司法機關的最基層單位——地方法庭上，法官把奧斯卡教訓了一通，還命令他支付一筆人身傷害的賠償金。「要是這還不能讓他們滿意的話，」他給紐約皇后區的亨利·勒斯納寫信道，「那我就只能把自己給宰了。」
他受到的這些羞辱，使他更加倚賴他的猶太倖存者。他們是他情感和財政兩方面的唯一保障了。在他的餘生當中，他每年都要跟他們一起度過幾個月時間，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過過榮耀優裕的生活，在特拉維夫本·耶胡達大街上的一家羅馬尼亞館子裡免費享用美酒佳餚，雖說有時候不得不服從孝順兒子一樣的摩西·貝斯基給他制定的限酒令：每晚的飲酒量不能超過三杯雙份科涅克白蘭地。不過最後，他終究還是得回到他靈魂的另一半常態當中：他那個失去了人權尊嚴的自我；他那個距離法蘭克福火車站只幾百米之遙的簡陋逼仄的小公寓。那年波爾代克·普費弗伯格從洛杉磯給身在美國的其他辛德勒猶太人寫信，呼籲所有的倖存者每年至少把自己一日的所得捐獻給奧斯卡·辛德勒，他將奧斯卡的現狀描述為「沮喪、孤獨、幻滅」。
辛德勒和他的名單
奧斯卡與辛德勒猶太人的團聚繼續每年進行一次。他的生活也像季節轉換般分裂為兩段——半年是以色列的花蝴蝶，半年是法蘭克福的菜青蟲。他的錢仍是不夠用。
特拉維夫的一個委員會——伊扎克·斯特恩、科布·斯特恩貝格和摩西·貝斯基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繼續遊說西德政府，要求他們為奧斯卡提供適當的養老金。他們提出此項要求的理由是奧斯卡在戰爭期間大無畏的英勇行為、他白白喪失的巨額財產，還有就是他如今已經非常虛弱的身體狀況。不過，德國政府做出的第一次官方回應卻是在一九六六年授予奧斯卡榮譽十字勳章，頒獎典禮由康拉德·阿登納親自主持。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財政部才「高興地宣布」，自即日起，政府將每月支付奧斯卡兩百馬克的養老金。三個月後，領養老金的辛德勒從林堡主教的手中接過了聖西爾維斯特教皇騎士封號。
奧斯卡仍舊矢志不渝，全力跟聯邦司法部合作，追捕潛逃的納粹戰犯。在這方面他似乎毫不留情。一九六七年他生日那天，他提供了一份涉及普拉紹夫集中營多名成員的秘密情報。從他那天遞交的情報的一份抄本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但有所知，全部坦誠相告，決不隱瞞，同時也表現出他是個是非分明、一絲不苟的證人，如果他對某一個黨衛軍的情況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就直截了當地說不知道，決不妄下斷語。對於阿姆瑟，對於一個叫楚格斯貝爾格的黨衛軍和一個脾氣暴躁的女性主管奧內佐格小姐，他都是這麼做的。可是，他決不憚於公開把博施稱為兇手和剝削者。他說一九四六年時，他有一次在慕尼黑火車站認出了博施，就徑直走上前去質問他，在經過普拉紹夫的暴行之後他還能不能睡得著覺。奧斯卡還說，博施當時持的是東德的護照。有個叫莫溫克爾的主管，曾是德國軍備物資監管局派駐普拉紹夫的代表，就被奧斯卡嚴厲地譴責為：「聰明但無比殘酷。」說起格特的保鏢格林，他給大家講了個故事，當時格林已經奉命要令處決普拉紹夫的囚犯拉穆斯，是奧斯卡用一瓶伏特加作為賄賂才救了他的命。（大屠殺紀念館裡收藏的很多囚犯的證詞中都證實了這個故事是確有其事。）說起黨衛軍軍士裡茲切克，奧斯卡說他臭名昭著，可他本人對自己的罪行卻毫無自覺。他也不能確定司法部給他看的照片是否真的就是裡茲切克。在司法部向他諮詢的嫌疑犯名單裡，只有一個人得到了奧斯卡毫無保留的嘉許，那就是胡特工程師，此人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給過他無私的幫助。他說，就是那些猶太囚犯們對於胡特也有極高的評價，胡特受到他們極大的尊敬。
年過六秩以後，奧斯卡開始為「希伯來大學的德國朋友」組織工作。這份工作也是在那些辛德勒猶太人的竭力攛掇之下開始做的，他們想為奧斯卡的生活尋找個新的目標。他開始為在西德籌措基金奔忙。他過去善於誘騙和迷倒官員和商人的本領再次得以施展。他還大力促成了一個使德國和以色列的兒童得以進行互換教育的計劃。
儘管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很不穩定，他仍然像個年青人一樣生活毫無節制，一樣花天酒地。他在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酒店認識了一個叫安妮瑪麗的德國女人，再度墜入愛河。她將成為他晚年情感生活的重要主題。
他的結髮妻子埃米莉仍舊獨自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聖文森特的小房子裡，沒有得到他一分錢的經濟援助。在本書創作期間，她仍舊住在那裡。她也仍舊像在布倫利茨的時候一樣，是位沉靜高貴的女性。德國電視臺在一九七三拍攝過一部紀錄片，採訪到她的時候，她平靜地說起奧斯卡和他的布倫利茨，說起她在布倫利茨的所作所為，語氣中沒有絲毫棄婦的酸楚和怨恨。她頗具洞察力地指出，奧斯卡不論在戰前還是戰後都沒有成就什麼驚人的業績，他的黃金時代正在於戰時。從這一點上來說，他是幸運的，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這段短促的極端歲月只，他遇到了激發出他內在潛能的那一群人。
一九七二年，奧斯卡訪問紐約的「希伯來大學的美國朋友」的日常行政辦公室期間，由三位身為新澤西一家大建築公司合伙人的辛德勒猶太人牽頭，另有七十五位辛德勒囚犯共襄盛舉，共酬得十二萬美元的捐款，在希伯來大學的杜魯門研究中心買下整整一層樓面，敬獻給辛德勒。這層樓面將收藏一本珍貴的「生命之書」，詳細記載奧斯卡營救猶太人的義舉和一份獲救者的完全名單。三位牽頭人中有兩位，默裡·潘蒂瑞爾和伊薩克·萊文斯坦因，在奧斯卡把他們帶到布倫利茨的時候才只有十六歲。而如今，奧斯卡的孩子們已經成為了他的衣食父母，成為他最可靠的援助者，成為他的榮譽之源。
他差不多已經病入膏肓了。曾在布倫利茨擔任醫生職務的幾位老相識，比如亞歷山大·比貝爾施坦因，對此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其中有一位曾這樣提醒奧斯卡的幾位密友，「照他身體的狀況，這老頭子還活著就是個奇蹟了。他的心臟完全是出於固執才繼續跳動下去的。」
一九七四年十月，奧斯卡在法蘭克福他那個火車站旁邊的狹小公寓裡一病不起，於十月九日在醫院中溘然長逝。他的死亡證明上說他死於晚期心腦血管動脈硬化。生前他曾跟幾位辛德勒猶太人表達過一個心願，這一心願已經在遺囑上明確寫明——將他安葬在耶路撒冷。不出兩個禮拜，耶路撒冷聖方濟各會的本堂神父正式同意，將奧斯卡·辛德勒先生，這位最不安於清規戒律的教會子民，安葬在耶路撒冷的拉丁墓園之中。
奧斯卡·辛德勒之墓
又一個月後，奧斯卡的遺體躺在鉛制棺槨中，穿過耶路撒冷老城中擁擠的街道，來到那個天主教的墓園，這個墓園南向俯瞰的就是希諾姆山谷——在《新約》中被稱為地獄。在媒體發表的送葬照片上，我們可以在辛德勒猶太人的洪流中認出伊扎克·斯特恩、摩西·貝斯基、海倫·希爾施、雅各布·斯特恩貝格和朱達·德雷斯納的身影。
每一塊陸地上，都有人為他哀悼服喪。
文章出自《辛德勒的名單》
往期回顧
轉載 悍匪與巨富：香港風雲四十年
人民為何懷念前朝▕ 明史
馬爾克斯：一個大陸的孤獨和奮鬥
長按掃描二維碼可關注我們
歡迎置頂「聽道講壇TnDao」公眾號
歡迎將你喜愛的文章分享至朋友圈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並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