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致敬獎得主李歐梵:我是狐狸型學者,小眾喜歡我的東西就夠了

2020-12-12 錢江晚報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暗紅格子襯衫,灰色羊毛圍巾,李歐梵戴上眼鏡,在杭州曉風書屋的新書櫃檯前默默看了好久,挑走了一本汪曾祺的《夢見沈從文》,交給一旁的太太去付錢。

4年前的錢報讀書會,我見到的李歐梵先生,瀟灑,愛書,愛玩,愛太太。

歐梵——希臘神話中音樂之神的名字,但少年時,他卻選擇在哈佛大學讀中國思想史與中國文學,此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五十多年。

對喜歡現代文學的人來說,李歐梵的書是我們讀完小說後必須要充的電,是很多人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的啟蒙之書。在文化研究上,《上海摩登》集現代都市文學、報紙期刊等諸多文化要素研究於一體,奠定其內地文化研究先鋒的地位,他把張愛玲定位為「現代文學史上都市文學的終結者」,讓人耳目一新。

用白先勇的話來說,李歐梵「是我們這一輩學人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的佼佼者。」

李歐梵被學界認為是繼夏濟安、夏志清之後,海外研究現代文學的的第二代華人學者。你經常會在文章裡看到,他自喻為「狐狸型」學者,因為在學術上常常「喜新厭舊」「東摸西碰」。王德威讚譽李歐梵「但開風氣不為師」「處處用功,而又無所計較」。在治學上,李歐梵多方出擊,頻頻得勝。

李歐梵的著作紛蕪龐雜,極盡「狐狸」之所能。他的老本行現代文學研究自不必說——現代性理論是他的「手術刀」,中國現代文學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歡」,通俗文化是他的「業餘愛好」。

你會發現,「現代性」,依然是這位今年已81歲的學者貫穿始終的底色。

若干年前,王德威為李歐梵編過一本《現代性的追求》,成為現代文學的經典,從此以後,「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緊緊勾連,成為論說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維度之一。

後來,季進為李歐梵編過一本《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試圖呈現他在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的不同面向。這次,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當下》,他再次為李歐梵選編文選,編入了近年新作及少量舊作,收錄了他關於晚清翻譯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紓翻譯哈葛德和司各德小說;重探鬱達夫的小說等。「仍然不避重複,冠以《現代性的想像》之名,實在是想彰顯李歐梵一以貫之的『現代性』的內在理路和複雜意涵。」

關於「現代性」,從鬱達夫引用西方文學說起

20世紀70 年代末,李歐梵為《劍橋中國史》撰寫關於「現代文學」的內容,提出「追求現代性」的觀念。這一概念,原本用來指涉1895年以來直至1927 年中國文壇的總體取向,考察一個世代中,文人知識分子如何介入歷史和現實。這本書的編者季進認為,李歐梵所說的「現代性」的內涵,遠比今天我們所玩弄的各色「現代」理論,以及經此表現出來的對技巧或立意「新潮」「前衛」的迷戀,來得深沉。

他認為,「現代」和「現實」這兩個詞,在中文語境裡,似乎包含著一絲對立的意味,但兩者其實緊密牽連。「我們今天習慣於為『現代性』加上種種前綴和修辭,如『性別』『翻譯』『另類』等等,以表明其多變的面向,可是殊不知,我們視為陳舊的『現實主義』或曰『寫實主義』,才是李歐梵發展他『現代觀』的重要資源。」

李歐梵:現代性(modernity)是一個學術名詞,也可以說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在歷史上並沒有這個名詞,甚至文學上的「現代文學」(modernism)一詞也是後人提出的。也就是說,這是後來的學者和批評家對一些歷史文化現象在理論的層次上所做的一種概括性的描述。據我了解,中文「現代性」這個詞是近十幾年才造出來的,甚至可能是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教授來北京大學做關於後現代性的演講時,連帶把現代性的概念一併介紹過來的。

鬱達夫的《沉淪》可能是除了魯迅《吶喊》之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短篇小說集。據我所知,大部分研究鬱達夫的學者,只研究這本小說集中的《沉淪》一篇小說,認為它是鬱達夫的代表作,卻沒有注意這本小說集中的其他兩篇小說:《南遷》和《銀灰色的死》。

《南遷》的文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其他西方文學的引用,甚至還有不少德文,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的一首詩歌。這裡就牽涉到另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個作家創作小說的時候,除了自己的創作靈感、生活經驗與對外在人物和世界的觀察外,亦可能從其他文學作品中汲取不少材料;換句話說,作家挪用別人的書,變成自己的書,把其他的文本放進自己的文本之中。這不算抄襲,而是一種移植和引用,在音樂作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尚不算常見。

因此我願意從這個引用的觀點,重讀鬱達夫的《南遷》。我用的研究方法,勉強可稱作「文本交易」(textual transaction ),也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吸收西學的一個現象。

鬱達夫從西洋文學中求得創作形式上的靈感和資源,在當時的「新學」(晚清)和「新文化」(五四)的潮流中來看,是一種現代價值觀的表現,但不產生西方文論中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問題。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國學的底子甚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反對與否,都視為「天經地義」,是一種「given tradition 」。然而他們並沒有積極地為中國傳統文學注入新的生命力,這也是意識形態上新舊價值對立、舍舊取新的結果。然而西方文學—無論古今—卻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主要來源,每位作家都要積極汲取,鬱達夫更不例外。

然而,在文學創作形式上如何汲取西方文學的潮流和模式,卻是一件極不簡單的事。

魯迅從歐洲作家創作中悟到小說敘事和如何運用敘事者角色的技巧,而鬱達夫則從散文的自由結構和第一人稱的主觀視角創造出一種個人的形象和視野,我在拙作中稱為「visions of the self」。

「引用」(quoting)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故意的賣弄或有限度的抄襲,但一旦把其他文本引用到創作的文本之後,必會產生藝術上的「化學作用」。

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學,僅停留在表面的「引證」(quotation) 上,或認同西方作家並以之作為榜樣。然而我認為鬱達夫除此之外,尚進一步,把自己喜愛的西方文學作品既「引證」又注入他自己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之中。上面所舉的《南遷》和《銀灰色的死》即是兩例,而《沉淪》中,反而只是引經據典而已。更值得重視的是:在這三篇小說中鬱達夫汲取了德國浪漫主義的精髓部分(歌德),並輔之以英國的浪漫詩歌(華茲華斯和道生),這與郭沫若和徐志摩的引用西方文學不盡相同。它為鬱達夫的早期小說織造了一個個人融入大自然美景的抒情境界,他又將這種境界與西方文學中的世紀末和頹廢美學及意識連在一起,這是一個大膽的創舉,但是否成功則另當別論。

少數人喜歡我的東西就夠了,老婆說我漂亮就夠了

李歐梵並不是固守書齋學院的傳統知識分子。

他看電影、聽音樂,對電影工業特別是香港通俗電影有獨樹一幟的研究。還有,他對上至瓊瑤下至王文華等通俗小說也有高見。他在學校教卡夫卡時,直接用日本動漫《風之谷》當作「道具」。

李歐梵:我老婆叫我書蟲,一天到晚看書的人可能會很悶,但我希望討好我的老婆,自己不要太悶,就把書裡比較俏皮的東西潛移默化放到腦子裡,我開始幽默起來了。我以前是個非常嚴肅的學者,為人師表總要表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嘛。

我想,永遠讓自己保持求學的心態,讓我保持年輕。我曾經開過一門課叫「歷史和回憶」,我把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戰的經歷,重新看了一遍,這是一個悲涼的題目,但看了書之後,充滿了敬仰。他們這麼年輕,每天跑警報,穿得非常破。比如,金嶽霖老先生30萬言的哲學著作不見了,那就再寫,我很佩服,這些人永遠年輕。

至於我,看起來年輕,那是我老婆的功勞,她每天叫我在家裡做柔軟體操,保持自己的活力。另外就是興趣,對文學藝術各方面的興趣,我不承認我老,只能承認我70多歲(2016年)。至於漂亮不漂亮,跟我沒關係,姜越老越辣嘛,老婆說我漂亮就行了。我老婆今天早上還說我長得蠻漂亮的,這就夠了。

我開過一門課:現代文學經典,就是必看的書,比如《堂吉訶德》。今年是湯顯祖、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但這本書我沒有讀過,於是,就利用這個機會,讀了英文版,參照楊絳的翻譯。我看書,似乎在重新審視少年、中年成長所讀過的東西,是個反省梳理。

《堂吉訶德》之後,我又教大家讀《紅樓夢》。我發現《紅樓夢》前面煞費周章講石頭,而《堂吉訶德》之前那一大堆序言,也是煞費周章,故意提出一個人物,全是虛構的,但又說得特別實在,放在一個歷史的境遇裡,它和《紅樓夢》有異曲同工之妙。

香港這樣一個商業社會,我怎麼在讀《堂吉訶德》呢?

有一次講座,有位先生問:李教授,你是不是有點堂吉訶德的味道?

我故意講人文,講文學的重要,他們就覺得我是堂吉訶德,意思是你的價值觀和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已經過時了。但我跟他說,你覺得我是香港的唐吉可德,我當之有愧,但我很榮幸。

在香港,我寫的東西都是逆水而行的,跟香港的價值觀完全不一樣,沒想到香港也有小部分讀者喜歡。所以我發現自己變成了非主流,這是我給自己的定義。

我沒有孤獨感,我跟老婆結婚婚姻非常幸福(笑)。我是一個屬於小眾的人物,少數人喜歡我的東西就夠了。比如,我和幾個年輕的朋友組織了一個馬勒俱樂部。後來,我覺得馬勒不夠,乾脆再加兩個人,像BMW一樣——B,是布魯克勒,M是馬勒,W是華格納,BMW俱樂部,跟汽車沒有關係,但我用這個辦法來諷刺香港對於物質文明的追求,我故意追求冷門的東西,就我們幾個人聽,這可能也是我保持年輕的原因吧:安世。

驚嘆於杭州人對讀書的熱情,他眼中的古典文學經典書目

那年錢報讀書會,李歐梵一直驚嘆於杭州人對於讀書的熱情。「我一直說自己是個小眾人物,在香港,沒有杭州這樣的書店和讀書會,如果電影明星的新書會,肯定擠破頭,我的新書發表,最多小貓兩三隻,坐一半就不錯了。在杭州,算是太大眾了。」

我曾經請他列過書單——

李歐梵:麥家寫的兩本小說《暗算》和《解密》我都看過,獨一無二,沒有人這麼寫過。莫言、閻連科就是主流,但麥家創作的是中國小眾之小眾的世界,是需要你動腦筋的,看著並不輕鬆。

金宇澄的《繁花》,我還沒看完,看得很慢,因為這個小說一半是上海話,我不敢隨便看,我有個奇怪的脾氣,跟作者認得之後,我就不敢寫關於他的文章了。

黃子平是我很敬重的一位,他寫的文章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張愛玲最經典的文章,我認為是他寫的《張愛玲作品中的衣飾》。

陳寅恪那一代之後,就沒有大師了,現在還有誰可以寫出《柳如是別傳》,我三輩子也寫不出來。他在最艱苦的時候寫出來了,在嶺南,寫到眼睛都瞎了。

我受夏濟安的影響,比較重視一些大家不太重視的中國古典作品,比如《西遊補》,這是夏濟安提出來的,算是西遊記的續集。

《金瓶梅》很了不起,《紅樓夢》自然沒得講了,我也非常喜歡《聊齋志異》。我最近要出一本小書,講大學一年級教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經典書目,我專挑了我喜歡的,比如《項羽本紀》,還有最喜歡的作家蘇東坡的《赤壁賦》。儒家傳統中,孔孟我都沒選,而選了韓愈的《原道》,然後是「三言」裡的《珍珠衫》(註:全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講的是男女關係,我特別喜歡這個小說。再加一個《老殘遊記》。最後,選了魯迅,魯迅是對整個中國傳統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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