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的成功離不開背後龐大的粉絲群
南都娛樂周刊報導 2005年，春哥當選超女扛把子。我在廣州新市墟的河湧邊，狠狠地抽完一支煙，決定從此回到湖南。
記得春哥唱歌的時候，我正買了一盒蚊香走向新市雲霄樓的住處，一路上的四川小飯館老闆娘、超市少女員工都在拿手機投票，他們的拇指讓我激動。我以為，娛樂將引領著民意，開啟另一種可能的未來。
當我回到了家鄉，這種民意大概只剩下表面上的延續，最後超女或者快男的舞臺，成就的卻是那些一路擁有生殺大權的「毒舌評委」。我回長沙認識的朋友，零散地去做過那些舞臺的評委，卻從未和我談論過任何激動人心的變化。我也並未因為「家國情懷」與超女團隊再有往來。
我的意思是，在文化的意義、在社會學的意義上，我們曾將超女賦予了過高的解讀和盼望，我們希望「超女進村」帶來一種另類的民主或曰民意表達。民眾們自然會樂於看到自己拇指的力量能成就一個偶像。這種成就，就是偶像工業的一種革命性變化。
當年，就是這些，成了我返鄉從業的一種動力。這種動力有一種歷史的淵源所在，那是晚清以降的湖南，在無所不在的教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和現實的示範中，不斷強化的「革命精神」，無論是曾國藩的湘軍還是毛澤東的紅軍，對湖南人的影響，可謂從幼兒園到墳墓。所謂革命精神，用湖南話表達約等於「霸蠻」，一是在衝擊舊規則的創新，二是要狠、要強悍執行力、要強勢、要「我說了算」。
用那句俗到爆的句式說，有1000個超女觀眾，就有1000個哈姆雷特。讓我激動的哈姆雷特是娛樂工業的民意規則。而對於那些超女工業的製造者來說，他們的哈姆雷特也許完全不在這裡：在前期，那是強悍執行力彪悍創意力生產出的新偶像群體；在後期，則在於那一紙一樣強悍無比、我說了算的充滿「霸蠻式革命精神」的合約。
雙刃劍的「革命精神」在超女工業的後期，屢屢出現意外，選手的控訴和解約，乃至新人拒絕繼續參賽的故事。合約的具體條款，我不得而知，但從結果往前推，不難窺見革命精神的影子。這種影子的後面，則是商業精神的缺位：合理規則、分享精神、平等交易……這些東西，在「革命精神」面前，如果毫無一席之地，以一種「恩主」的心態介入利潤分配期，一拍兩散的故事，恐怕會越來越多。而競爭對手一旦掌握更激動人心的分配機制，那釜底抽薪的危機也就飄然而至了。
當然，這種危機並不是僅存於超女、快男、快女，而是整個湖南的社會與企業，那又是另一個長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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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