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理由陳述如下：
一．《吳江縣誌》《盛湖志》的記述具有權威性。最早的一部《吳江志》是明弘治元年（1488）莫旦編纂，其中記載吳江縣共有249個村、3個市（縣市即松陵、江南、新杭）、4個鎮（平望、黎裡、同裡、震澤）。此處順便解釋一下，在古代，所謂村，乃居民聚居之所；市，乃商賈貿易之場；鎮，乃設官將禁防之地（也有少數鎮並不設將官）。應該說，莫志的資料比較具體，記述覆蓋到全縣所有的村。第二部《吳江縣誌》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徐師曾主纂，離上次修志已有79年時間。徐志的記述與莫志相比，鎮的數量不變，而增加了7個市，盛澤已在其中（另有八坼、雙楊、嚴墓、壇丘、梅堰、屯村）。應該說，徐志的資料也很具體。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刊刻的《吳江縣誌》（屈運隆纂），已是第六部縣誌，該志復增三個鎮，盛澤名列其中（另有蘆墟、章練塘）。由此可知，歷屆吳江縣誌對鎮市村的記載是比較具體的、細緻的、確鑿的，盛澤的發展脈絡也是基本清楚的。《盛湖志》為盛澤仲氏所纂，編纂工作起始於明末，認同了縣誌的記載。
《盛湖志》
二．《盛川題景記》中的記載也同樣具有權威性。該文寫於明萬曆甲申年（1584），作者為武舉人卜夢熊，離徐志的時間不遠，僅為23年。卜夢熊才氣橫溢，閱歷豐富，在編纂地方志時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實地考察，被譽為盛澤地方志的「肇始者」，其記述可信度較高。如果徐志有誤，最容易被卜氏發現。而且一般來說，舊方誌喜歡溢美鄉裡，卜氏乃盛澤人，當然志在發掘本鄉經濟文化之長，不可能貶抑桑梓。「屠日不能畢一豚」即出於卜氏之口，應該不會是信口雌黃。
三．其他志書的相關記載亦無疑義。如列為地方志名著的《百城煙水》寫於清初，作者徐崧為吳江人（徐師曾之後）。該書記述了盛澤大量的名勝古蹟，在「盛澤鎮」一條下寫道：「盛澤鎮，在舊二十都。莫志不載。徐志雲居民百家，以錦綾為業。今（編者註：指康熙年間）商賈遠近輻集，居民萬有餘家。蕃阜氣象，諸鎮中推為第一。」這段記述文字雖不多，但下筆精細，層次井然。在《百城煙水》中，盛澤的眾多名勝古蹟與成鎮的歷史是一併記述的，作者並不認為有什麼矛盾。徐崧還在《仲仲子述盛川今昔之異因賦二首》中云：「神宗以後始繁奢，狹巷穰穰鬧日斜。不見吾宗修志日，居民只有百餘家。」這裡的神宗即萬曆皇帝朱翊鈞，「吾宗」即吳江縣誌的撰修者徐師曾。該詩是專門講述盛澤之今昔變化的，觀點十分明確。
《百城煙水》
四．古詩文中對盛澤的描寫也能與志書所載相吻合。如「吳越分歧處，青林接遠村。水鄉成一市，羅綺走中原。」該詩作於明末，作者周燦為盛澤人，詩中對盛澤漠漠青林遠接水村的風光描寫，給人的印象還是一個小市鎮。在裡人卜舜年的《綠曉齋集》中，記載他去嘉興參加科考，主考官顏雲漢開導他說：「子居村落，睹記隘······。」（你居住在村落之中，見聞不廣）卜舜年為卜夢熊之子，生活年代遲於其父，也還沒有反映出盛澤是個大鎮。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那麼，盛澤在成鎮之前有如此眾多的橋梁寺觀作何解釋呢？這確實是個歷史之謎。我想作些猜想，這些橋梁寺觀可能屢建屢廢，橋梁有個由木轉石的過程，寺觀也有個由小變大的過程，其建築並非同時都很恢弘。還有，江南地區自南宋以後經濟發達，農村的寺觀建築亦較普遍，盛澤的有些橋梁寺觀可能就在農村，並不在鎮區。此類建築的眾多也並非盛澤一處，如《百城煙水》中記載吳江雙楊村的古建築亦很宏富，有仁安橋、塘橋、柳塘橋、奉先教寺、永樂禪寺、戚家聖堂、華光亭等，記載黃溪村有黃由別業、史西村園第、釣遊處、蓮花庵、喻指庵、積慶講寺等，建築同樣顯得輝煌富麗。當然，我這樣說並無實證，並不能解開蕭先生（也包括我自己）提出的謎團，只是提供一種思考問題的思路。至於蕭先生說的乾隆年間人口發展之快，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口除自身的增殖外，還有農村人口向市鎮的轉移及外來人口的遷徙（盛澤在明清時期浙籍移民數量極大）。我國古代缺乏統計學的理念，數字的應用太帶文學色彩，什麼「煙火萬家」之類，不足為據。「居民止五六十家」的話也就很不嚴密，只是表明當時的村鎮規模並不很大。因而，蕭先生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拓展了我們的思路，而且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解釋這些疑問的充分理由，只能作為問題「存疑」。反過來說，如果歷史謎團如此地容易破解，那麼歷史學也就太沒有魅力了。
盛澤城北全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