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很多大臣都招募夷丁，並且很多夷丁，也成為了明軍的高級軍官明中後期的主力已經是營兵了，倭寇禍害東南沿海衛所軍已經糜爛了，要不然戚繼光為何募兵？在這個時期營兵開始走向歷史的舞臺，而且發揮了很強的作用。當然很多人會抬槓說是明末內地很多地區還有很多的衛所軍，但在九邊以及與流寇作戰的主力部隊，卻是營兵，哪怕在內陸地區，營兵仍是最有戰鬥力部隊。
至於家丁，最早出現的一個職能確實是彈壓兵變！但不能過分強調家丁的作用。
因為這幫人是武將的私人部曲。
一是為何而戰？
二是人數太少了。
第三，如同墨舞強調的一樣，督撫總兵麾下的主力其實是正兵營或標營，不管是正兵營還是標營可不是家丁！也不是某位官員的私兵！自從倭寇之亂後，明朝的營兵制一直在改良，哪怕至明末時營兵之仍在不斷的完善中。許多人沒注意明亡的主因，過分強調名將和家丁的作用，這是本末倒置的。
其次，明朝前期也有大量韃官，也就是蒙古、女真軍官和士兵。沒有兀良哈三衛的蒙古人支持，朱棣就打不贏靖難之役。
事實上明朝從頭到尾，蒙古、女真、高麗、葡萄牙用錢買來的兵、貴州土司等族武士都在明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明朝類似伊朗的薩法維王朝，名義上是波斯正統復興伊朗，實際上打仗主要靠亞塞拜然紅頭人，伊朗南部的法爾斯行省波斯正統打仗是靠不住的。
戚家軍得以招募大量漢朝百姓農民當兵，靠的就是胡宗憲支持的高額軍餉，年薪高達43兩白銀。當時北方邊軍募兵一個月軍餉才1兩4錢，按當時的購買力已經不低了，但跟戚家軍比起來還是寒酸得要命。
所以戚家軍戰鬥力極強，往往在戰鬥中可以創造驚人的交換比。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一個，那是因為漢朝百姓的貧富差距在明朝中後期已經極其懸殊，兵員來源枯竭。
具體情況可以參考金瓶梅。貧富差距極其懸殊，這造成了一種可怕的情況，富者阡陌縱橫，妻妾成群。窮者成為債務奴隸，沒有老婆，後代，房子，田地，儲蓄，只能靠借貸為生。大凌河之戰吳襄率部逃跑時就有桑昂和那木氣兩營，祖大壽數次入關也都帶著這兩營，包括己巳之變。
最後到松錦之戰，那木氣聯絡皇太極投降，被祖大壽發覺逃跑，桑昂所部數千蒙古人在祖大壽投降時因不肯投降被屠。吳三桂那三千夷丁記載比較模糊，除了明季北略，始終沒找到有用的記載。因為夷丁便宜。其撫恤費用遠低於省鎮營兵，換了你你用誰？
而且明朝又不搞狹隘的種族主義，夷丁只要得力就好。馬芳縱橫宣大，手下三百親兵全是蒙古人，並不耽誤他作戰。明朝大臣的意見是，光靠夷丁不是辦法，他們不是經制力量，我們不能只要外包工作人員，就放任正規軍廢弛。
而不是說夷丁本身有問題，是比重失衡了。廣渠門主力部隊正是這幫漢朝百姓騎兵。皇帝說過，新關寧騎兵是人上挑人，馬上挑馬選出來的。三個遊擊都司想改名，都要打報告給皇帝批准。一年時間從無到有花了100-200萬兩從營制來看，與傳統營制還有不少區別。
廣渠門前戲，誘敵久戰，消耗後金四旗騎兵的馬力。後備關寧騎兵按計劃整隊加速密集衝擊，將倉促應戰的二千蒙古騎兵衝散。二名追殺後金蒙古騎兵到通惠河的遊擊都是關寧漢兵。漢騎兵紀律性更好，適合執行更嚴密的陣型計劃。蒙古騎兵個人技藝更強，適合於遊鬥。
赴遼明軍，給後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川軍隊，以其多土司兵，作戰驍勇。招募夷丁，其人剽悍、作戰勇猛是主要原因。另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其人身處異域，言語不通則難為他人誘惑，而衣食仰賴其主，稍加厚待，易於役使。明朝最大問題是信不過漢朝百姓，害怕漢朝百姓支持將軍作亂，夷人是外人爭，爭地位可以作亂很難獲得支持。
也就因為這個明朝不開團練，蒙古人女真人居地惡劣，自小善於騎射，作戰勇猛。邊的族群在古代就是很好的兵員。養十幾萬漢軍成本更高，養幾千夷丁更划算，降人夷丁在內地沒權沒勢，更容易忠誠於主將。用夷丁用來鎮壓內部土司作亂，農民起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