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上半年，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舞臺上，中國代表們往來繁忙。
新年伊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短短三個月內，密集地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歐盟、英國、聯合國等氣候變化負責人會見、會談。與此同時，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首席談判代表蘇偉也匆忙地穿梭於各種氣候變化國際會議，與不同國家代表協調立場。
這一切，皆因2011年底南非德班氣候變化大會迫在眉睫，從哥本哈根到坎昆，應對氣候變化，踐行低碳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和世界各國共識。然而，發達國家的責任缺失、遲疑消極，南北陣營的意見不一，使得哥本哈根黯然落幕，坎昆再次陷入迷局猜想。
在《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的時候，德班成為了「拯救人類的最後機會」。
悲觀的「德班」？
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法律文件，《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將於2012年到期。如何迅速形成一份規範第二承諾期的國際法律協議，以續籤《京都議定書》，確保實現「本世紀末將氣溫升高控制在2℃」的全球目標成為當務之急。
作為在此之前的最後一次氣候談判峰會，南非德班氣候變化大會承載著這一歷史重任。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表示：「《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將於2012年底結束。為落實《坎昆協議》關於確保《京都議定書》第一、第二承諾期不出現空檔的要求，應儘快談判確定籤署《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在第二承諾期的減排指標，這是德班會議最為緊迫的任務。」
坎昆氣候大會期間，環保組織舉行了多場抗議活動
德班的意義不僅關係到全球氣候變暖是否陷入失序困境，而且深遠地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可持續性。但是，目前對於其前景的預測，普遍以擔憂和懷疑為主。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秘書長、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表示：「目前各國對減排目標難以達成共識，各方都採取了減排承諾的低預期。」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提出的2020年中期減排目標與發展中國家普遍要求的減排40%的目標相距甚遠。同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承諾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也缺乏保障機制，難以落實。這些都為南非德班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氣候變化與能源高級顧問楊富強看來，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發達國家很難承諾較高的減排目標。「萬一《京都議定書》被拋棄，將會有兩個負面影響：一是很難要求發達國家帶頭承諾較高的減排目標，再形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也很困難。」
甚至有學家提出3種德班氣候變化大會失敗後的備選方案，以挽救可能出現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失控局面，在疑懼中尋找希望。
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提出：「第一個可能性是按照原來的談判宗旨，《京都議定書》繼續存在並發揮實質性的作用；第二個可能性是氣候談判的雙規並為單軌，將所有排放大國囊括進來；第三個可能性是保留形式上的《京都議定書》，但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提出的強制減排目標被後者各自提出的減排目標所替代。」
面對最後的機會，任何人都不可能輕易放棄。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懷疑和擔憂從側面再次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而要真正消除這些負面情緒，只能從源頭上尋找答案。
政治共識為先
要達成一份全新國際法律協議，就必須統一世界各國的政治意識，而這絕非易事。交織在談判過程中的不同政治訴求和現實利益博弈成為阻擾達成一份全新國際法律協議的關鍵因素。
顯然，氣候變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環境問題的範疇，正在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科學問題與政治話題被混淆與糾纏。歐盟、美國、「傘形集團」、「基礎四國」、「七十七國集團」、小海島國家以及最貧窮國家從不同的立場為控制全球氣候變暖博弈不止。
南非德班氣候變化大會是形成針對第二承諾期的國際法律協議的最後一次機會。想要儘快統一各國政治共識，各國領導人必須從大局出發，拿出政治決斷，照顧彼此關切。
溫家寶總理曾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明確表示：「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國際社會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積極努力，加強合作。必須保持成果的一致性、堅持規則的公平性、注重目標的合理性、確保機制的有效性。」
為此，在南非德班會議召開前夕，中國正在以自己的力量推進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進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世界舞臺上，中國一貫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然而，低碳發展，不應只是口號，低碳生活，也不能只是倡導呼籲。如何建立財稅制度，完善法律法規？怎樣創新低碳技術，加強科技支撐？如何建立新能源產業推進低碳布局？怎樣踐行低碳行動，實現低碳生活？
從意識到行動的轉變成為中國「十二五」低碳發展的重要著力點，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低碳方向的重要關注點。「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與約束機制，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生態文明水平。」
低碳，不僅是拯救人類的最後機會，更是中國邁入生態文明，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百姓享受綠色生活的最佳機會。今天，低碳的選擇將決定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