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迴避跪拜禮問題，同治大婚時，各國外交官均未在邀請之列
弱國無外交，在強勢的西方面前，清朝也只能搞一些被動挨打式的外交，總理衙門，這個外交機構始終沒能制定出成型而完備的外交政策，就連一些基本禮儀也都懸而不決，比如磕頭的問題。
六歲的同治皇帝即位後，按例應該接受外國使臣的拜賀，可外國人始終不肯磕頭，清國也早沒了強制他們磕頭的底氣，這事就有些難辦。總理衙門為此專門徵求了幾個封疆大吏的意見，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主張尊重外國人的習俗，免除跪拜禮；保守派大佬堅決反對，說不能為了外國人的方便而改變祖宗的規矩。最後，爭執無果，主持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只好以皇帝年齡尚小為由，拒絕外國使節的覲見。
覲見一事一拖再拖，直到公元1872 年同治大婚時，都未解決。當時，為了迴避禮賓問題，各國的外交官均未在邀請之列。翌年，同治帝宣布親政，各國使節再三提出覲見請求，總理衙門實在搪塞不下去了，只好召開專題會議予以討論，最終同意了外使入覲，可行鞠躬禮而不必磕頭。
廢除跪拜禮，清廷一直固守的顏面喪失，卻又心有不甘，官員們便想方設法在其他方面掙些面子。有一次，外國公使六人入覲同治皇帝，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就對他們作了極其嚴格的禮儀規定。譬如，公使想帶佩刀入見，文祥不許；公使欲帶多名隨從同往，文祥亦不答應。然而，公使們不管這些，覲見這天，還是帶了許多隨從去，於是，文祥吩咐下去：公使們每進一道門，便截留下他們幾個人。如此圍追截堵，最後，公使們進到紫光閣時，身邊就剩一個翻譯了。公使們氣得不停抗議，還把遞過來的茶杯摔在了地上。
形式上如此，精神上更甚。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朝屢戰屢敗，每次都要割地賠錢，好壞說盡，可國人卻能在文字上找回尊嚴，譬如，對諱莫如深的「賠款」二字，不論公文，還是私信，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地以「撫恤」二字代替，為此，還險些鬧出一場外交糾紛。
中日甲午開戰後，湖南巡撫吳大澂率湘軍出關收復海城，並在誓師檄文中慷慨陳詞，其中提到道光壬寅年（公元1842年）和光緒甲申年（公元1884年）的兩次賠款，說中國軍隊戰勝了外夷，但出於恩威並用的考慮，最後出錢「撫恤」他們。此檄文傳至上海，被《申報》予以引用刊發，幾家外國大報也進行了翻譯轉載，英、法領事看到後，馬上致書清政府，嚴厲質詢：「你們『賠款』的文書都在呢，白紙黑字，怎麼反成『撫恤』了？」清政府趕忙解釋，說這是個誤會，並委派蘇松太道專門致函道歉，這事才算過去。
以上事例，無不反映出清廷在應對世界變化時的矛盾與糾結，其內心仍有大國情結，仍想維持大國尊嚴，卻又在高壓態勢下不得不屈服，只好玩些欲蓋彌彰的小把戲。更悲哀的是，面對殘酷現實，清廷上下從來不找自身原因，也不去努力順應潮流，而是一味地坐井觀天，思想和他們身上的官服一樣晦暗陳舊，自然與世界格格不入了。
光緒朝，任吏部尚書的萬青藜，便常有驚人之語。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國在亞洲的東部，還沒一巴掌大，萬青藜見後很氣憤，說：「中國不應才這麼大點，這簡直是在欺侮我們。」又有一次，他與同僚談起世界各國，發表議論說：「天下哪有那麼多國家？想來不過兩、三個罷了，今日英吉利，明日義大利，後日又稱瑞典，都是在矇騙中國人。」接著，又自我矛盾地說：「西方人說話不實在，比如英吉利，應該是三個國家，現在只有英國來了，吉國、利國卻從未見過。」
高官如此迂腐，也別指望清廷有啥見地了。隨著世界格局與國內思潮的變化，清廷也開始向西方派駐外交使團，以應對波譎雲詭的內外風雲。但這些官是不被人們理解的，公元1876年，郭嵩燾出任第一任駐英公使時，有人專門寫了一副對聯嘲罵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籍。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後來，郭嵩燾回國後屢不得志，鬱鬱而終。
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曾任駐俄大臣，回國後，起居習慣均染歐風，全家老幼也都跟著效仿，窄袖緊腰，皮鞋禮帽，打扮與歐州人無異。曾紀澤一家子熱情奔放，京朝人士卻是深惡痛絕，說：「父親以道學聞名於世，兒子卻要用夷俗改變國習，簡直是大逆不道。」一時物議沸騰，幾乎要鳴鼓而攻之了。
這也不變，那也不變，變的就只有尊嚴了。公元1898年的夏季，光緒皇帝任命黃遵憲為出使日本大臣，總理衙門按慣例撰寫國書，開頭為「大日本國皇帝」云云。草表上來，光緒帝字斟句酌，很不愜意，又提筆在「大日本國皇帝」上加了「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個字，之後又修改了其他幾處措辭，這才算滿意。當此時，大清帝國當年那種冷漠的高傲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戰戰兢兢、唯唯諾諾的可憐與可恨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