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作家是劉子超的一個標籤，他也在豆瓣主頁上稱自己是「旅行的作家「。繼聚焦中歐、印度、東南亞，發表《午夜降臨前抵達》《沿著季風的方向》兩本遊記之後，他把目光投向中亞。9年間，他數次前往中亞腹地，尋覓當地人真實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他匯聚起接近十載的積累，出版了新的旅行文學作品《失落的衛星：深入中亞的旅程》。
《失落的衛星：深入中亞的旅程》 劉子超 著，2020年7月，新經典·文匯出版社。
新書發布之際，他做客單向空間，與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羅新暢談自己對於旅行和文學的熱愛，回顧他們在中亞的見聞，也就旅行這一話題，強調了挖掘人物故事的必要，分享了他們認識世界的方法。
劉子超的經歷總圍繞著「寫作」和「旅行」這兩個關鍵詞。記者出身的他，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職於《南方人物周刊》和《GQ智族》，曾於2015年遠赴牛津大學，在路透新聞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
離開牛津，劉子超成為全職的自由作家，一邊旅行一邊寫作。2018年，他入圍了單向街的「水手計劃」。項目資助高質量的海外旅行寫作，而他選擇了再次前往中亞，進入帕米爾高原。多年的旅行經歷給了他豐富的寫作素材，他也獲得「書店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獎」、「豆瓣年度好書」等獎項。
劉子超鏡頭下的中亞人。
談及寫作初衷，劉子超說自己想要認識中亞這個「最陌生的鄰居」，努力呈現對這些國家「私人化的、帶有文學性的描述」。
劉子超遊歷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五國，重走了曾經的絲綢之路，在核爆場和無人區馳騁。但他選擇更多地和普通人交談，傾聽他們暴富、流亡、迷失、困守的真實故事。
烏茲別克小巷中的男孩。
羅新對這部作品讚許有加，稱其為「第一部高質量的原創中亞旅行文學作品」。他自己也對中亞有著濃厚的興趣，這其中包括了他的學術意趣，羅新的專業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史和中國古代民族史，而研究中國古代民族自然就要了解中亞的遊牧帝國，釐清中原人和中亞之間的關係。他曾數次抵達中亞做研究，關注著它複雜和動蕩的歷史。
但羅新坦言，他對中亞的興趣更源於對中亞文學的熱愛。他最初求學中文系，課程中很大一部分的閱讀書目都是蘇俄文學。此後他受張承志影響，開始讀艾特瑪託夫的作品，關注與吉爾吉斯、哈薩克草原有關的寫作，對於文學的喜愛進一步加深了他對中亞的好奇。
《失落的衛星》活動現場。
旅行是一種方法，可以挖掘人的故事
談及旅行文學，兩人都非常喜歡身體力行，實地觀察。在學生時代，羅新常常和同學一起到遠方徒步。在《從大都到上都》的寫作過程中，他甚至徒步從北京行走到內蒙古的「上都」。劉子超辭職以後，更是成為全職的旅行作家，在各地體驗和記錄。
不同於一般閒適的旅行，劉子超坦言旅行時會帶著很強的目的性。旅行於他「更多的是一種方法」。他的旅行遵從著「新遊牧」（Modern Nomad）的方式，沿途一直進行著「斷舍離」，就像遊牧民族從夏牧場遷徙到冬牧場，隨身物品很少，只帶上最重要的東西，物質的精簡給了他精神的自由。
羅新更是認為旅行不重要，重要的是讀旅行文學。他認為，凡是好的、成功的旅行文學都寫了大量的人。而寫人的目的是確認對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並建立彼此間的聯繫。羅新將旅行文學的終極目的總結為「確認全世界的人都是人」。無論他們身處何地，有著什麼樣的文化，寫作的目的是幫助我們去認識他們。這種對於遠處的人的認識非常寶貴，無法由想像代勞，唯有旅行和寫作的過程能讓作者和讀者了解他們，消除偏見，建立共情和聯繫。就像馬克·吐溫的名言「旅行是偏見的天敵」，在遊歷和閱讀的過程中，人們可以發現故事中的人和我們一樣——這是美好的、珍貴的過程。
希瓦山谷中的小女孩。
這和劉子超的初衷不謀而合。他在出發之前就有強烈的願望，希望「遇到各種各樣的人，找到有好故事的，能夠跟我有效交流的人，我要把他們的故事呈現出來」。旅行的過程本身慢慢消退，而遇到的人浮現出來，成為主角。《失落的衛星》就是這樣的一個嘗試，當旅行文學呈現出異域的人心，便達到了最高的水平。
劉子超分享了幾個在書中描寫的人物，他們代表了當地人的生活狀態，概括了民族的發展和命運，甚至成為了地域文化和歷史的縮影。
一位吉爾吉斯斯坦的青年作家，告訴劉子超，現在的俄羅斯文學界不成氣候，沒有突出的作家，在俄羅斯發表作品沒什麼意義。即便他的母語是俄語，他仍然堅持使用英語寫作，剛在美國的中亞期刊上發表自己的作品。他在美國期刊發表作品，並在文中塞進了移民題材下的各種政治正確元素，情節非常戲劇化。
「這樣刻意的設置使他的作品失去了本土性，如果把其中的吉爾吉斯斯坦主人公換成任何一個美國底層的移民，故事依然成立。——這樣的作品缺乏青年作家真實的創作欲望，只是迎合美國讀者喜好的產物。」劉子超說。
劉子超看到了中亞作家所面臨的困境。受困於匱乏的社會經濟的人們沒有消費文字的需求，寫作也不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在吉爾吉斯斯坦，作家只能移民，或是使用外語寫作。無論選擇哪種方式，都是把自己的故事塞進他者的框架，最後都可能成為離散作家。
中國的旅行文學何時能追上西方？
羅新認為近年來國內旅行文學的發展不能脫離更多國人走出國門的大背景。中國旅行者開始探訪世界，進行記錄和創作，在網絡發表在世界各地的遊記，這對於中國的旅行文學而言，是大好形勢。在這樣水漲船高的時候，才會出現越來越好的旅行文學作品，劉子超的《失落的衛星》，也是在這個基礎上誕生的。
相比各類網絡短文，羅新認為《失落的衛星》這樣系統的、高水平寫作的旅行文學難得一見。劉子超也坦言，為了挖掘散布在中亞各地的故事，了解它複雜的面貌，9年裡多次深入這塊土地，花了很多精力。
羅新在活動現場。
2010年，劉子超站在新疆的霍爾果斯口岸，眼前是通往中亞的卡車隊列，還有遠方壯闊的天山。他想起了自己讀過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寫的紀行，回憶起歷史課上學過的撒馬爾罕、河中地區、七河地區這些詞。他想去這些想像已久的地域，一探究竟。
2011年秋天，他前往烏茲別克斯坦，遇到了大量不同族群的人，受到了強烈的文化震撼。回國以後，他想起筆寫點感受，但是因為當時仍然對中亞缺乏認識，無法駕馭它背後宏大複雜的歷史和文化，寫了一千字後便擱筆。
2016年，三十出頭的劉子超剛從牛津回國，覺得整個社會有一些浮躁。和當時的環境格格不入，他想找一些能夠沉澱自我的事情。他想起了中亞這個題目，覺得它足夠複雜和龐大，能夠讓他長時間地浸潤其中。於是，他開始學習俄語和烏茲別克語，在接下來的三四年裡反覆前往中亞。九年磨一劍，完成了《失落的衛星》。
除去自身的興趣和環境的契機，劉子超也把《失落的衛星》歸功於歷史的進程。他看到很多西方國家，在19和20世紀就開始用西方視角打量世界各地，寫下大量旅行文學。相對而言，中國的作家最近才開始用中國的經驗看待世界，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失落的衛星》就是這樣的一次嘗試，使用中文書寫中亞。羅新也談到閱讀作品時的驚喜，這是第一個以中亞為主題的國人作品，並非帶著翻譯腔的翻譯。
不光是作品的語言，羅新也在《失落的衛星》中看到了中國人第一次沿用西方優秀的旅行文學寫作傳統。他評價劉子超的旅行記與普通的遊客視角不同，是真正的旅行者視角。劉子超沒有走馬觀花地一覽景點，回來就開始表達，寫成常見的遊記文章。他深入到大街小巷，跟當地人接觸，這是西方旅行文學非常優秀的傳統。
羅新認為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優秀作家跟上來，使用造訪街巷、挖掘故事的寫作方式。他相信中國的旅行文學很快就能追上西方的水平。
這不僅僅是國人自吹自擂，實際上，劉子超的作品已經受到了國際關注。書中的烏茲別克篇章入圍了「全球真實故事獎」（True Story Award），獲評「特別關注作品」。這個獎項由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擔任顧問，評委來自《紐約客》等國際知名媒體。
「全球真實故事獎」中國入圍者和評委在瑞士頒獎禮現場（左起：劉子超，吳琦，巴芮，杜強）。
談及吸引這麼多國際關注的原因，劉子超說，中國人性格比較內斂，儘管面對其他國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一直以來不願清楚地表達出來。西方的作家非常好奇中國人的視角，想要知道我們怎麼看待這些問題。所以當一個中國作家寫了中亞的故事，他們非常關注，好奇我們怎麼看待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羅新也建議當代中國作家能放眼世界，比如很多中國人去了非洲，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中國作家書寫關於非洲的旅行文學。
「衛星的軌道很難由自己決定」
回到書籍本身，《失落的衛星》討論的是中亞前途不明的曖昧狀態，它徘徊於全球化的邊緣，困於大國之間。雖然蘇聯歷史過去已久，但依然保留於這些國家，與當地文化產生衝突。而當世界都在關注東西方的對立時，中亞仿佛被忽視了。
「衛星的軌道很難由自己決定，它總是被周圍更大的行星所左右。」劉子超說，他想在書中探討的就是這種迷茫的狀態。
就中亞自身而言，俄語的影響和地區文化的對抗使中亞進入了矛盾的狀態。
當地人也向劉子超印證了這樣的矛盾狀態。如果在中亞說俄語，雖然生活不成問題，但還是會受到一種軟性的歧視和區隔。比如，倘若要在烏茲別克斯坦經商，聯繫一些政府機關的資源渠道，不說烏茲別克語是非常困難的。
羅新則談論了中亞學術研究中，俄語沒落帶來的問題。俄語是中亞近代的慣用語言，承載著中亞七十年來的學術積累。但是，近期各民族文化和語言的地位急劇上升，各國都在嘗試擺脫俄語的影響，產生了歷史的割裂和斷層。在很多國家，文化方面的領頭人迅速地轉向了能流利使用英語、接受英語學術訓練的學者。在語言的轉換中，儘管學者把俄語資料翻譯成英語，但還是一定程度地摒棄了以往的研究積累。使用英語研究中亞可能帶來一種片面的認知，失去了原先的歷史積澱。
羅新認為我們認識世界很容易是二元的，只關注了東方和西方，忽略了中東和中亞等廣大的地帶。回顧歷史，羅新把對中亞的忽視和大航海時代聯繫起來。絲綢之路在15世紀左右衰落，這個時間和地理大發現、大航海時代的時間一致，明朝中期也不再關注中亞了。
而等到近代，由於歷史傳統已經形成，中亞依然沒有被納入到國家利益範圍內考慮。中國開始睜眼看世界時，看的是遙遠的西歐，二戰後看的是美國。就算是鄰居，我們也關注著日本，其他地區也就被忽視了。
劉子超在活動現場。
劉子超曾在一席的演講中提到，「不管是否願意，我們一直被這種潮流裹挾著前進」。於中亞而言，它在時代發展和大國抗衡的潮流中前進。而聯繫當下，我們也在疫情和世界局勢的潮流中「裹挾著前進」。
面對我們現在身處的社會，羅新認為人們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未知。和年輕人一樣，羅新這一代人也未曾體驗過「對未來的判斷突然變得模糊」的經歷。他覺得自己現在沒有把握明天將發生什麼，而且這種模糊是伴隨著隨時會有危險的可能。
「但我們是無法為此做準備的，這樣的事情無法防備，並且糟糕的事情可能不止是發生在我們這裡，而是在很多地方。」羅新說。
劉子超感受到了一樣的迷茫和未知。這半年來，他明顯感覺到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推背感。「一切仿佛都在重置，這個世界的秩序在重置「。但劉子超對這種變化又非常坦然，他覺得對於寫作者而言，現在是「重新校準自己坐標的時刻」。沒有更好的辦法，他決定先通過閱讀，重新調整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平靜地接受變化。
羅新也認為這種時代的不穩定，也許是一個機會，讓人們不再以從前的心態來面對歷史和當下，以新的角度來看待世界。
如今，劉子超仍然維持著和他書中人物的聯繫。寫這本書時，他30出頭，等到他60歲時，他想要再走一樣的路，再去跟相同的人聊，看看這些人發生了什麼變化，他們的國家又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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