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孔子，相信大家並不陌生。而我們就看一下孔子的作品《春秋》。《春秋》是孔子自作的唯一一本書，當然也是六經或六藝中唯一自作的，通常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這一「作」字可了不得！但孔子說自己一直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這怎麼理解？老先生在生命將盡的時候好像忽然發作了，放出了異彩，而且正是這部充滿了時機感的作品讓孔門學說「自見於後世」了。這是第一個獨特的地方，和他以往的作為、風格不一樣了，「述而不作」的風格好像發生了改變。
第二，這個「作」又不同於古今中外其他作品的「作」，它是完全以「述」的方式進行的作，也就是說，它似乎只包含純歷史事件的記述，再無其他。你想從裡面找點兒什麼「吉」、「兇」、「好」、「壞」的評論，沒有！就是「述」。看來「述而不作」的風格到這兒也不能說就完全改變了，他是靠「述」來「作」。正因為這樣，才會有前面所引的歷史上和現代的一些觀點，說《春秋》是「魯史」，說它是大事記」，等等
但從另外的角度看，它又確確實實是一部特異之作，不然絕不會在歷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孔子講的「見之於行事」不同於「記載行事」，把「行事」只當做特殊的、個別的事實來看待；相反，從這「行事」可以「見」那深切著明的大義，這些所謂的「大事記」本身就表現出「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思想特點，這些也不只是道德的判斷。
所以司馬遷說《春秋》「辭微而指博」，「推見至隱」。說話說得很隱約，但是思想非常博大，在最隱約、最微妙的地方，還能表現出孔子思想的要義」；公羊家們也一再這樣說。但你想把這「大義」普遍化又辦不到。漢儒在解《易》的時候也找了很多的「義例」，但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書事詭其辭」，在記述一個事件的時候，要讓它的表達變得詭異。但正因為這樣，《春秋》才特別「深切著明」地體現了孔子和儒家的「非普遍主義的情境生意成真論」的特徵。不到此處，儒家哲理真正的妙處，你就根本探測不到。
從這兒我們看到，孔子在他最需要作、最想作時，也不會像老子、莊子、墨家、法家那樣作，更不會像柏拉圖、耶穌那樣作，而只在「述」的「情境」、「意一藝境」或「時間化的上下文」中來顯微闡幽。所以我覺得，孔子終其一生的思想與表述風格是「一以貫之」的，而且在《春秋》這裡還表達得特別深切。那些懷疑孔子曾「作《春秋》」的論斷，實際上主要是由於這些懷疑者的見地不夠，看不出《春秋》本身「述作不二」的特點
第三，《春秋》特別突出的非普遍主義又非特殊主義的特點，使它成為一部典型的「聖之時」之作。從形式上看：它是一部按年記事的史書，但它又絕非僅僅包含了「在時間之中」出現的特殊史料或事件。它通過記述「行事」，展示了「張三世」、「通三統」、「大一統」、「當新王」、「改舊制」等一系列迴蕩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時義」，而且還隱含著其他五經的時機化含義。
所以《春秋》通五經這些我們以後都會討論。總之，《春秋》無論從名稱、外結構、內結構、表達方式、意義的實現方式、在歷史中起作用的方式，都有一個非對象化、非實體化、時境中構成的重要維度。在人類文明史中，我還沒看到過哪本書有這麼深邃詭譎而又頂天立地的時間感和歷時命運。
第四，這本書的表達方式更是一絕。前面提到的那被後人驚嘆的「微」「約」、「隱」、「詭」等表達方式，看來絕不是原來的各國史記就有的，也不是無意為之的，而是孔子有意為之！孔子對他手上所依據的《魯春秋》，有的記下來了，但還有很多東西給削掉了。後來據說《春秋》首先傳給子夏—子夏多聰明的人啊！
《孔子世家》還講：「乃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這「指博」就是要靠「約其文辭」才達得到，一定得把那「文辭」給它「削」「約」了，它的「指」才能「博」。要是像原來的史書記得那麼詳詳細細的，那「指」就「博」不了！所以我們後面會講到，孔子在這兒非把《春秋》搞成個「殘本」不行！不是殘本就出不「大義」。我覺得哲學行到了21世紀，我們從西方學一些，現在也在形成自己的思想；從19世紀後期以來，有些哲理的觸角已經涉及這個問題。什麼樣的文本可傳？什麼樣的文本有意思、有深意？都跟這個問題有關。
當然，各人有各自的闡釋語言，但起碼就我個人來說，要是沒有那些哲學上的體會，我無法看出《春秋》裡面原來有這麼多東西—對我來講是最深刻、最前沿的哲學問題。這些內容都在說明，孔子有意將《春秋》作得如此隱約簡微，以便獲得特別的思想傳承效應。它既是「前現代的」，又是「後現代的」，極有哲理含義。而對於這個話題，你又有著怎樣的看法呢？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