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學習時報》2013年4月1日第9版，作者：徐元宮，原題為：《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喀琅施塔得，位於今天的俄羅斯聯邦聖彼得堡以西29公裡處，彼得一世時期曾為彼得堡的海防要塞，建於1703年，從18世紀20年代起成為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喀琅施塔得水兵曾經是布爾什維克黨賴以贏得起義勝利的重要支柱，而在短短3年多時間之後的1921年2月，就發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大規模武裝暴動。
暴動的真正原因
俄羅斯解密檔案表明：布爾什維克黨和新生蘇維埃政權所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以及這一政策在基層推行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強制性暴力措施，激起了民眾的不滿和反抗。
蘇俄政府長期推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已經激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並最終釀成了政治危機。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農民按照政府規定的數字交納農產品，交出全部餘糧和一部分口糧來支援紅軍和工人。為了落實這項法令，蘇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攜帶著武器的徵糧隊，用軍事辦法徵集糧食和農產品。可是，在這項法令的貫徹落實過程中卻出現了偏激和過火的行為，徵糧隊常常無視農民們的懇求強行將農民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徵集了上來，特別是將為數相當多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給鎮壓或懲處了。這自然激起了農民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引爆了農民暴動的發生。
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大多數是來自南俄和烏克蘭農業區的年輕農民，他們或者通過休假的方式，或者通過書信的方式，始終跟故鄉農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阿格拉諾夫，在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被蘇俄政府鎮壓之後於1921年4月5日呈交給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團關於喀琅施塔得暴動調查結果的報告就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說喀琅施塔得的起事起到了用武裝力量批判蘇維埃政權的作用，這是因為：第一，大部分水兵沒有中斷同農村的經常性聯繫，而他們的社會成分都屬於農民；第二，水兵常常趨向於武力，這就是武力；第三，共產主義組織災難性的崩潰。」
蘇俄政府應對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的措施
一方面，蘇俄政府對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採取嚴酷的鎮壓。1921年3月5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託洛茨基命令，恢復第七集團軍並且直屬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由圖哈切夫斯基同志任第七集團軍臨時指揮官，同時兼任高射炮兵團指揮」，「第七集團軍臨時指揮官應在最短的時間裡鎮壓喀琅施塔得的起義」。3月17日，第七集團軍司令圖哈切夫斯基給南方、北方軍隊集群再次下達了關於強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南方軍隊集群司令今天應最終佔領城市，並在其中實行鐵的紀律」，「在協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隊進行城市中的巷戰」。也正是在這份命令中，圖哈切夫斯基命令用窒息性氣體和有毒氣體的炸彈發起進攻。3月18日，南方軍隊集群參謀部發來密電報告，「整個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紅軍佔領了」，「兵變者革命委員會已逃亡芬蘭」。
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和蘇俄政府領導人也對這場軍人暴動以及此前或同時蘇俄境內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列寧寫於1922年的《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揭示了蘇俄領導人這種深刻而痛苦反思的心路歷程：「我們在經濟進攻中走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基地；群眾已經感覺到的，我們當時還不能自覺地表述出來，但是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就是：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範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廢止廣大民眾所怨恨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改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用糧食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比餘糧徵集制低得多，農民有權把納稅後的餘糧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用來交換必要的工業品和其他生產或生活物資。糧食稅的實行，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種糧積極性，從而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並且從經濟上鞏固了工農聯盟，蘇俄的經濟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社會和政治也漸趨穩定。
黨和政府的政策一旦不適應基層的實際狀況以及時代的發展和廣大民眾的需要了，就應當及時地加以改革，以推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同時，基層工作人員在推進落實政策的過程中切不可非法地暴力地對待廣大民眾，這是我們應當從喀琅施塔得軍人暴動事件中汲取的一個深刻的教訓。
多年來，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基層工作。2013年2月初，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蘭州市七裡河區西湖街道視察工作時再次強調了基層工作的重要性，「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很多工作需要大家來落實」，「基層工作很重要，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希望大家都重視基層基礎工作」。如果置黨性、黨紀、國法於不顧，魚肉百姓，必然引起極大的民憤，這種現象永遠值得全黨和政府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