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強盛王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影響力非常之大，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頻繁往來，特別是在唐玄宗李隆基開創的「開元盛世」之下的鼎盛時期，都城長安成為了國際性的大都會，來自日本的遣唐使，西域和阿拉伯的駝商，波斯的大客商，印度的高僧等匯聚一堂，紛紛雲集於長安，洛陽和揚州這些商業繁華的大城市。
唐代長安城不但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佛教的中心。長安城內宏偉的佛教寺院、規模空前的譯經事業、諄諄善誘的高僧，吸引著遠道而來的日本學問僧、請益僧。（學問僧，來唐學習佛法的僧侶；請益僧，已在本國學有專長，帶著疑難問題來唐質疑問難的僧侶。）波濤洶湧的東海，並不能阻擋日本僧人追求佛理、質疑問難的決心。據日本史書記載，從公元608-882年，日本入唐的學問僧、請益僧在史書上留下姓名的有九十二人，留唐的時間有五、六年，十多年或三十多年不等，其中確實到達或留住長安的日僧有四十多人，他們留學期間的費用由日本政府賜給。唐朝政府設有專門機構管理日本、新羅學問僧。據《新唐書·百官志》（卷48）：「崇玄署掌京都諸觀名數與道上帳籍、齋醮之事。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唐朝政府對日本學問僧也給予種種照顧和優厚待遇，如對日本聖武朝的學問僧榮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每年給絹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仁明朝之學問僧圓載，特給五年食糧。日本僧人在寺院中的生活費用，由信徒施與；如遊歷各地時，可在各州就龍興寺、開元寺求食請宿；如所在地無寺院，由民家施與。從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的記載看到，圓仁及其弟子惟止、惟曉，隨從丁雄萬從山東登州至山西五臺山，歷時二個月，所到之處接受施與，順利到達目的地。日本學問僧到達長安後，多在西明、慈恩、興善、青龍、福壽、薦福、龍興等寺和慧日道場學習，由於他們的努力，使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繼傳入日本，歷史上稱為南都六宗。佛教的傳播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隨著佛教的東傳，文學、藝術、建築、繪畫、雕塑、醫藥等方面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日本人唐學問僧、請益僧在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道昭於公元653年入唐，在長安從玄奘學法相宗。661年帶著經論歸國，置平城右京禪院，開創日本法相宗。定慧於公元653年入唐，在長安城內慧日道場就學於神泰，667年歸國後創寺於大和多武峰。智通、智達於公元659年入唐，在長安從玄奘學。智通學「無性眾生義」，為日本法相宗第二傳，在大和建觀音寺，於天武天皇元年任僧正。弁正於公元702年入唐，後在長安城謁見唐玄宗，以善圍棋而受唐玄宗賞識，後客死於唐。在日本的《懷風藻》中保存著弁正所作「日邊瞻日本，雲裡望雲端」的詩句，流露了作者對故國鄉上的懷念之情。
智風、智鸞、智雄於八世紀初入唐，曾在河南濮陽就智周學法相宗，為日本法相宗第三傳，歸國後在奈良元興寺傳弘，又稱南寺傳。玄昉於公元717年入唐，亦從智周學法相宗，734年攜經論五千餘卷及諸佛像歸國，於739年（天平十一年）依《開元釋教錄》寫一切經五千四十八卷，為日本法相宗第四傳，在奈良興福寺傳弘，稱為北寺傳。
道慈於文武天皇大寶二年（702），隨第八次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長安學習三論宗、法相宗及密教，於公元718年歸國。天平元年（729）按照他在唐長安所繪西明寺圖，參與遷建大安寺的工程。據《續日本紀》天平十六年十月辛卯條記載：「遷造大安寺於平城敕法師（道慈）勾當其事，法師尤妙工巧，構作形制皆稟其規模，所有匠手，莫不嘆服焉。」足見其用心精巧、技術高超。道慈還把義淨新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傳入日本，根據該經《四天王護國品》的內容，仿照唐朝的大雲寺、龍興寺、開元寺的規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國分寺（即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和國分尼寺（即法華滅罪寺），僧寺定員二十人，尼寺定員十人。榮睿、普照於公元734年隨遣唐使來中國，曾在洛陽、長安學法，並邀請揚州龍興寺高僧鑑真東渡日本傳播律宗，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普照回國後，根據長安路旁植柳的辦法，遂倡議在平城京道路兩旁種植果樹。靈仙於公元804年入唐，住醴泉寺，曾輔助罽賓國般若三藏譯出《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靈仙擔任筆受和譯語，必須精通梵文和漢語，足見其學力深厚。在唐代的翻譯事業中，先有新羅僧圓測輔玄奘的譯事，後有日本僧靈仙輔助般若的譯事，其業績先後輝映中國佛典翻譯史冊。
在日本學問僧、請益僧中「入唐八家」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是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運、圓珍、宗睿八人。其中最澄和他的弟子圓仁、圓珍屬於天台宗；空海和他的弟子常曉、圓行、惠運、宗睿屬於密宗（真言宗）。他們都從中國攜回大量的經軌、佛像、法器，且各編有一部「請來目錄」，為研究唐代佛教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資料。
最澄，804年入唐，805年歸國。在天台山從道邃、行滿、順曉等學習天台宗教義和密教。攜回佛教經典230部460卷，歸國後在比睿山延曆寺開創日本天台宗，寂後被尊為傳教大師。
請益僧圓仁及其弟子惟正、惟曉、侍役丁雄萬等一行四人於公元838年（唐文宗開成三年）隨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在中國遊歷了九年零五個月，留居長安近五年，他們先在揚州學梵文，後到五臺山學密宗，入長安青龍寺從法全學胎藏界密法，歸國時攜回經典581部802卷以及胎藏界、金剛界曼陀羅、高僧真影等共59種，他還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卷。其中所記唐長安城及其周圍的一些情況，是研究唐代歷史、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圓仁在長安遊學期間，與中國僧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的弟子惟曉於會昌三年（843）七月二十四日圓寂，葬在長安城春明門外（西安東郊皇甫莊以東一帶）的鎮國寺附近。在圓仁即將回國時，中國僧人棲白作《送圓仁三藏歸日本國》一詩：「家山臨晚日，海路信歸橈。樹滅渾無岸，風生只有潮。歲窮程未盡，天末國仍遙。已入閩王夢，香花境外邀」。
圓珍於唐宣宗大中九年（855）五月二十三日入長安，在青龍寺從法全學密宗，受灌頂位；在興善寺禮不空三藏舍利塔。十月一日歸國。
請益僧空海，公元804年（延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隨第十六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從難波出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長安，住西明寺。次年，從青龍寺惠果阿闍黎習金剛界、胎藏界密法，受阿闍黎灌頂位和「遍照金剛」稱號。空海在長安滯留一年零八個月，在惠果門下學習了六個月。他在梵文、漢字書法和詩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據日本《高野物語》記載：相傳唐朝宮殿牆壁上有王羲之的墨跡，因牆壁損壞而墨跡不全，空海精於書法，就請他補寫。補完五行，尚缺一字，他就用筆在盛滿墨汁的大缽內醮了墨汁寫了一個「樹」字，其筆法和王羲之的真跡十分相似，唐德宗嘆為觀止，授與他「五筆和尚」的雅號。唐人胡伯崇在《贈釋空海歌》中，用「天假吾師多伎術，就中草聖最狂逸」的詩句，讚譽他高超的書法藝術。
正當空海在青龍寺如饑似渴地學習密宗時，惠果不幸在青龍寺東塔院病逝，空海懷著十分尊敬的心情，撰寫了《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灌頂阿闍黎惠果和尚之碑》。惠果的病逝，使空海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但是，空海學習、傳播密宗，增進中日友誼的決心毫不動搖。他矢志繼承惠果的遺願，為在日本傳播密宗而竭盡全力。當他即將辭別朝夕相處的義操和尚時，寫下了別意綿綿的詩篇：「同法同門喜遇深，隨空白霧忽歸岑。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經國集》卷10）字裡行間，充分地流露了兩國僧人的友情。806年二月，空海滿載著豐碩的學習成果和佛教典籍，離開長安。回國後，在高野山建立金剛峰寺（在今和歌山縣東部），開創了真言宗，圓寂後被尊為弘法大師。空海歸國時攜回的「真言五祖像」，據傳為當時著名畫家李真等十餘人合作，是傳世的唐代繪畫珍品，至今仍藏在京都教王護國寺內，成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實物例證。空海所著的《文鏡秘府論》，則是研究唐詩的平仄、音韻、格律的著作；他所書寫的《風信帖》，其筆法頗有王右軍的韻致，兼受顏真卿的影響，真跡仍珍藏於京都，成為日本的國寶。
圓行於文宗開成三年（838）入唐，翌年正月到長安，從青龍寺義真學密宗，於開成四年（839）十二月歸國，攜回經典69部、123卷及佛具16種。慧運於會昌二年（842）入長安，巡禮薦福寺、興善寺，後從青龍寺義真學密宗，在唐留學六年，於大中元年（847）歸國，攜回密教經軌等170卷。宗睿於鹹通二年（862）來中國求法，在長安青龍寺從法全學胎藏界法，通曉密宗、法相、天台宗義，留學五年後回國。
圓載於838年隨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因遇武宗毀佛，850年到長安青龍寺從法全學密宗，受兩部灌頂，後住西明寺，搜求並抄寫佛典及儒家經史等書，選入宮中講授佛法，受到唐宣宗的崇敬，賜與紫衣。日本仁明天皇為表彰圓載「勤求聖道」之功，賜與傳燈大師的稱號。他在唐留學近四十年，和唐代詩人交情很深，詩人皮日休、陸龜蒙、顏萱均有詩相贈。公元877年，圓載攜帶在唐求得的各種經典幾千卷，搭乘唐商李延孝商船回國，不幸在海上遇風，船破身亡，幾千卷經典亦沉入海底。
「大海浪中分國界，扶桑樹底是天涯。」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在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過程中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日本學問僧、請益僧遠道前來長安城，為促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了貢獻，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頁。同時，隨著同時期日本遣唐使來唐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也對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構成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對日本從奴隸制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日本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