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偉平
甘蔗，原產於南亞，秦漢時中國已有種植。唐貞觀年間，印度製糖技術傳入中國，蔗糖由此成為中國重要的農產之一，對國人的飲食結構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四川糖業的興起，始於唐代。唐大曆年間，川北小溪縣的鄒和尚發明了糖霜法，極大地推動了巴蜀糖業的發展。宋時，天下產糖巨郡有五，蜀佔其二，其中「獨遂寧為冠」（宋王灼《糖霜譜》）。川北涪江流域和沱江上遊地帶成為蜀地糖業的中心。到明代，四川糖業日趨衰落，不復當初。特別是明末清初六十多年的社會動蕩，更使糖業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直到康熙年間，移民的到來，才推動了糖業的復興，逐漸重建了川糖名重全國的優勢地位。
明《天工開物》軋糖取漿圖
川糖復興，功系客家
清代有關川糖發展的史料甚少，在僅有的文字和口傳記錄中，糖業重振的歷史往往和閩粵客家移民關聯。在糖業重鎮內江，最早恢復植蔗的是福建汀州府長汀縣的移民曾達一。
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曾達一「聞蜀地美，奮思遷焉」，遂奉父攜子，遷入內江縣，後於城西南六十裡的梁家壩定居下來，在此「刈穢草，伐惡木，築室於茲」（《（曾）達一祖碑序》）。
傳說，他看到梁家壩氣候土壤與閩地類似，適合種蔗，便於返鄉之際請回兩名「蔗工」在壩上開設糖房。此後，甘蔗種植從梁家壩擴展到內江各地，奠定了內江糖業的基礎。
在長江邊的南溪縣，「父老相傳，明代無有（種植甘蔗），清初粵人遷來者眾，始由故鄉攜種來蜀，百年遞衍，遂為大宗」（民國《南溪縣誌》）。在長寧縣，祖籍福建龍巖州的盧灌圃，於嘉慶年間「率子姓負蔗種往耕，未及數年而甘蔗糖房滿長寧矣，人稱為『盧公蔗』」（《灌圃公家傳》）。
閩粵客家移民在川糖復興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並非偶然。首先，這和明清以來，閩粵地區糖業興盛緊密相關。在廣東，「糖之利甚溥，粵人開糖房者多以致富」（屈大均《廣東新語》）。在福建，「糖產諸郡，泉漳為盛」（王應山《閩大記》），所產之糖，還遠銷海外。臨近泉漳的汀州客家區域，糖業也頗為發達，歷來是各縣的主產之一。先進的種蔗熬糖技術，通過移民的遷徙傳入巴蜀，成為自然而然之事。
其次，清初移民對土地的開發，直接推動了客家移民對糖業的投資。由於客家移民多數於康熙末年進入四川，膏腴之地已為先來的湖廣移民所佔。許多客家移民不得不佃種湖廣人的土地，或是插佔較為貧瘠的山地和壩地。如曾達一所插佔的梁家壩，便是鄧氏家族的「棄地」，雖面積達六百餘畝，而價值不過百兩之數。
在當時的土地開發以「產糧」至上的壓力下，客家人不得不另闢蹊徑，盤活生存資源。乾隆三十八年（1773），簡州知州孫念祖以熬糖與種糧爭利之由，禁止在壩地種蔗熬糖。福建龍巖州移民華兆蕙據理力爭，他認為「壩地所產，惟宜蔗子、花生、菸葉、芋麥、紅花、芸苔、南麥等，非若鄉溝平原以墾田扎水栽秧樹谷」（《華兆蕙公行述》）。官府最終放棄了禁令，為糖業的迅速擴張打開了方便之門。
再次，客家移民的遷徙路徑也推動了四川糖業分布格局的變化。閩粵客家移民多從川東入境，經渝西，沿水、陸兩道向川西、川南擴散。尤其是沱江流域，作為連接成、渝的重要通道，沿河壩區成為了客家人最為集中的聚居地。正是在他們的開發下，沱江流域的糖業生產日益繁盛。
在內江，「沿（沱）江左右，自西向東，尤以藝蔗為務，平日眾夫力作，家輒數十百人，長喙短鍬，幾於刊山湮谷」（《內江縣誌提要》）。在上遊的簡州，「沿河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乾隆《簡州志》）。直到清代中葉，沱江沿岸的內江、資中、簡陽、富順、資陽、金堂，成為四川最主要的蔗糖產地，從而實現了糖業中心從涪江流域向沱江流域的轉移。
由此可見，川糖復興，客家人功不可沒。而移民與糖業的互生互動，更是對三百年來巴蜀社會變遷的直接反映。
川糖產量分布圖（選自民國三十一年《川糖產銷情況調查》）
以商興糖，利動天下
清代四川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為川糖走向全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乾隆五年以後，得益於「滇銅」和「黔鉛」的京運，長江水道得到了大規模的疏浚。加之川鹽輸楚的影響，川東的重慶府作為四川物資吞吐載運的「樞紐」，其經濟地位已經和成都「並駕齊驅」。以雙城為核心的經濟網絡雛形已現。大規模的糖業運銷也被納入到了雙城經濟之中。
在糖業內部，按經銷過程的不同，分為了糖房（製糖作坊）、牙行（貿易中介）、運商（批發商）和零售四個行當。其中牙行和運商，是糖業最主要的控制者。清代中葉以後，在內江的茂市、資陽的王二灘、資州的球溪場、富順的牛佛渡和金堂的趙家渡，都形成了成熟的糖業交易市場，大量的牙行和糖棧（囤積糖霜的倉庫）匯集於此，依靠沱江水運，將川糖分銷到成渝兩地。
據民國八年（1919）的調查，當時全川糖業產量已達一百八十六萬擔，位居全國首位（民國《川糖產銷情況調查》）。所產之糖除運銷川內各縣外，還大量出口至甘、陝、滇、黔、鄂、湘等地，其利僅次於川鹽。
內江糖商官氏始祖官耀光畫像 陳偉平 攝
推動川糖業興旺的商人中，閩粵客家商人尤顯突出。在全川糖業最為興旺的內江，鍾、羅、官、王等幾家號稱清代糖商的巨擎，其中的鐘、官兩家都是閩粵客家移民。鍾氏祖籍廣東興寧，始祖鍾榮普於乾隆十九年（1754）入川，於茂市鎮開設糖房，獲利甚巨。官氏祖籍福建永定，始祖官耀光於雍正二年（1724）來川，在內江西街營鐵為生。第三代官溶進入糖業，並赴重慶府開設商號。其侄官立德於嘉慶年間，「佃陳壩新糖房，植木蔗為糖霜」，稱富一時（《立德公傳》）。官溶的另一個侄兒官立原也因業糖而致富，並長期執掌內江縣夫馬局，成為縣內紳士之首。
在資州，糖業巨商陳氏祖籍廣東永安，第三代陳迺升時以糖業起家，在重慶府開設糖號，「渝之賢士大夫皆以義氣多公」。當時的重慶糖務積有陋規，陳迺升利用和巴縣知縣的關係，對重慶糖務進行改革，並「鑄鐵牌立成案，至今尤為業糖務者所嘉賴」（《迺升公傳》）。
資中糖商陳迺升家族修建的追遠祠 陳偉平 攝
此外，資東蘇家場的陳氏家族也是清末資州糖商中的佼佼者。陳氏家族祖籍福建龍巖州，從同治年間起，家族中就有多人從事糖業生產，並在當地糖業市場中佔據了重要席位。
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陳永金，他頭腦精明，曾經營糖霜「利甚豐，故能以資取重鄉裡」。為拓展事業，陳永金考察了四川沿江的渝、嘉、敘、瀘、夔五大口岸，經過權衡，將瀘州作為主要銷場，在此創立「太和春」商號，以糖利購買其他貨物，轉賣資內，產業「驟至巨萬」（《永金公七旬進一壽序》）。
其弟陳永同於光緒六年（1880）「攜資賈於沿江各埠，初購片糖於資中麻柳河，繼購水糖於兩資球溪河、王二溪，而運糧米轉售……數年頗操奇贏」（《永同公壽序》）。後又合夥建立「裕泰生」商號，買賣紅糖，轉售菜油，獲得巨利。繼後，還緊隨形勢，販賣洋糖和開設冰橘坊，逐漸發展成為資內數一數二的大糖商。
在富順的牛佛渡，福建龍巖州移民盧氏所經營的糖業規模最大。該家族於嘉慶年間創立的「天成號」和道光年間創立的「萬興號」，生意遍及川南一帶，所獲達萬金以上。而同為福建龍巖州移民後裔的陳崇哲，也以經營鹽糖等利而起家，在富順一帶號稱巨商。其後裔所創修的福源灝莊園，富麗堂皇，至今仍屹立於世。
在岷江流域的宜賓，糖業也頗為發達，僅次於沱江諸縣之後。縣內糖業分為岷江幫和金江幫，金江幫勢力較強。在金江幫中，由廣東客家人唐氏開辦的「麗華號」糖行最為聞名。
唐氏祖籍廣東長樂，始祖唐宗禧於乾隆初年遷入四川，第三代唐學旺白手興家，在金江邊的柏樹溪場開設了「麗華號」。其子唐應高「囤糖霜，大獲厥利，三十年中買租二千石有奇」（《應高公傳》）。「麗華號」極盛時，在金江兩岸擁有糖房數十間，所產白糖、紅糖大量運銷重慶，獲利倍增。
致富後的唐氏堅持以「詩書傳家，工商兼營」為傳統，廣泛結交文人名士，並培養子弟攻讀科名。得益於此治家理念的薰陶，民國年間，該家族終於孕育出了享譽中外的國學大師唐君毅，將家族的勢力和聲望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清代川糖的興盛，離不開以糖商們的努力拼搏和運籌帷幄，更離不開成渝經濟互動與發展的大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川糖不但實現了全面復興，更奠定了在全國糖業中的領先地位。
川糖客興，文化印記
追溯清代川糖的復興史，可以一窺三百年來巴蜀社會的演變興替。川糖的發展，既展現出清代巴蜀社會演變過程中的移民底色，又體現出在歷史流動中，巴蜀文化強大的吸收、包容和創新能力。這一切，都可以通過川糖史中的客家印記得以展示。
今天我們關注川糖發展史所蘊含的移民文化，不僅僅可以回味成渝雙城經濟發展之歷史悠長，更能從中展望今之雙城經濟發展的未來。
以史為鏡，其興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