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紀60年代，一個陌生的民族突然出現在黑海沿岸。
他們乘風破浪，趁著三世紀危機帝國內部的動亂虛弱入侵劫掠東部的富庶地區。一時間，小亞細亞與希臘地區淪為一片火海，殺戮、死亡；火焰，毀滅，似末世降臨，慘不忍睹。
愛德華·吉本如是描寫這個陌生民族的劫掠行為：
徵服者在獲得大片久已廢棄的肥沃平原之後，又能控制一支海上部隊，可以將軍隊運到亞細亞沿岸...哥特人在這種漂浮的房屋裡，毫不在意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深不可測的大海。船隻由一些忠誠和技術都很可疑、被強迫來服役的水手所駕駛。但是搶劫的渴望驅散所有對危險的恐懼，天生無所畏懼的性格在內心產生更為理性的信念，根本就將航海的知識和經驗棄之不顧。具有無畏精神的戰士，經常抱怨他們的嚮導太過於懦弱，得不到風平浪靜的保證，就絕不冒險起航，同時在任何狀況也不願將船駛出陸地視線之外。
再有利的條件也無法彌補紀律鬆弛和警戒懈怠的缺失。特雷比藏德聲勢浩大的守軍，整天只知飲酒作樂，誰也無心守備那難以攻破的防禦工事。哥特人很快發現被圍部隊疏於防備的狀況，他們高高堆起大束柴把，在寂靜的深夜裡，戰士手裡拿著刀劍爬上城牆，進入無人守備的城市，對人民展開一場大屠殺。最神聖的廟宇連同富麗堂皇的建築物，全部遭到毀滅，落在哥特人手中的戰利品真是多得驚人...他們捕獲的俘虜更是無計其數，勝利的蠻族穿過本都這個廣闊的行省，一路未遭到任何抵抗。
哥特人的艦隊在比雷埃夫斯港下錨，離雅典城只有5英裡。這時雅典正在著手各項準備工作，以便進行堅強的抵抗...但是，這種英勇的行為對已經沒落的雅典沒有帶來一點好處。不僅無法打擊北方侵略者無所畏懼的士氣，反而激起他們更深的恨意，把狂暴的憤怒傾瀉在希臘每一個地區。想當年相互徵戰不休的底比斯、阿爾戈斯、科林斯和斯巴達，現在竟沒有能力編組軍隊應戰，甚至無人防守已經損毀的堡壘。無情的戰火順著海上和陸地，從最東邊的蘇尼烏姆一直燃燒到西海岸的伊庇魯斯。
自公元前2世紀中期羅馬徵服希臘以降四百年，久習和平而疏戰陣的希臘人早已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蠻族入侵者。
哥特人的鐵蹄利劍讓希臘人的夢魘重現——薛西斯的無敵大軍自東方席捲而來，萬王之王鞭打赫勒斯滂的海水，給伯羅奔尼撒帶來死亡與毀滅。
這一次，再也沒有米太亞德和德米斯託克利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直至公元268年克勞狄烏斯二世在納伊蘇斯大敗哥特人，這個民族的威脅才被暫時解除。
但連哥特人自己都未曾能料想，一百年後，他們將在帝國毀滅的歷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寫下多麼濃墨重彩的一筆。
對羅馬帝國之衰亡，首開歷史研究先河的是十八世紀啟蒙時代英國史學大家愛德華·吉本。
在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吉本將羅馬帝國滅亡歸結為：「尚武精神的消弭與基督教的勝利。」其對基督教接近羞辱般的駁斥與批判成為彼時理性時代文人墨客的最好註腳；同時，他以優美華麗而鏗鏘有力的筆鋒，將自兩安東尼到君士坦丁堡陷落這千年波瀾壯闊的羅馬歷史完美呈現，可謂西方史學界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然而，吉本的史學觀點不斷遭到後世史學家的批判與指摘，其過於片面化地將帝國衰亡歸結於基督教的論點也被徹底推翻。對於晚期帝國研究「衰亡」範式的轉向始於20世紀60年代，⼀系列專著對晚期帝國社會形態、政治經濟、⽂化宗教進行了新的審視。
70年代以來，⼀批學者提出並豐富了「晚期古代」的學術概念和研究方法，其重心在宗教、文化史，從興起而不是衰落角度來看晚期帝國的文化、政治、宗教歷程。學者們認為羅馬的「衰落」絕不是羅馬文明所有因素同時下滑，羅馬文明發展有極大的地區差異性，此視角有極大的局限性。於是對於3世紀到6世紀這段歷史時期的發展，有相當⼀批學者傾向於用「變遷或轉型」來描述。學界也開始摒棄給「滅亡」定下⼀個確切日期的做法，各類專著也開始強調歷史的延續性。
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針對晚期帝國的史學研究又迎來了第二次轉向：新的學術研究理論與後期古典派針鋒相對。前者重提「衰亡」主題，並側重於軍事和政治史，忽視宗教。
在這一批新生代學者中，彼得·希瑟尤為耀眼。他重拾修昔底德的歷史敘事範式，從軍事史的角度來闡釋蠻族與羅馬的關係史。他認為西羅馬帝國的式微是由於⼀系列外來入侵和軍事威脅，尤其是哥特人和匈人的軍事壓力。要了解羅馬帝國的滅亡，需要進⼀步了解帝國北部和東部的「蠻族」，基督教則不是帝國衰落的主要原因。
通過羅馬史詩三部曲的敘事，希瑟成功重構了帝國晚期衰敗與滅亡的歷史軌跡。
在《羅馬帝國的隕落》中，希瑟著重探討自公元4世紀末西部帝國所面臨的外部軍事困境與內部爭權奪勢的政治鬥爭脈絡，解析了帝國崩潰的緣由；
在《羅馬帝國的復闢》中，希瑟通過描繪三位試圖重塑帝國復興大業之榮光的雄主——東哥特國王狄奧多裡克、拜佔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與法蘭克的查理曼大帝——來呈現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的政治勢力變遷發展；
在三部曲的終章《帝國與蠻族：從羅馬到歐洲的千年史》中，希瑟則將視野轉向毀滅帝國的「蠻族」身上，通過結合最新的考古學成果與對當代移民案例分析的比較研究探尋這些蠻族進行大規模遷徙的原因與其對帝國和整個歐洲歷史走向的影響，試圖消解過去典型的「文明—野蠻」二元對立的認知範式，打破對蠻族的「他者」化呈現。
而即將為羅馬帝國帶來驚天災難的哥特人，則成為了希瑟關注的焦點。
哥特洪流
公元376年夏末，哥特人突然來到多瑙河北岸，尋求羅馬帝國的庇護。
晚期帝國的異教徒，被稱為最後的古典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作為親歷者詳細記載了此次哥特人的遷徙過程，愛德華·吉本是這樣轉述（阿米阿努斯的《歷史》國內尚無中譯本）的：
據報帝國的北方掀起了一場劇烈的動亂，局勢極為動蕩不安，匈奴（匈人）是個來歷不明的民族，極其邪惡兇狠，入侵的行動已經摧毀哥特人的武裝力量。前來懇求瓦倫斯收容的群眾原本是好戰的土著，慘遭打擊以致尊嚴掃地以後，被逼絡繹不絕地來到多瑙河河畔，隊伍橫向寬度達若干英裡。他們高舉雙手，聲淚俱下，痛恨以往的不幸和當前的危險，將獲得安全的希望寄託於羅馬政府的寬大處置上。他們鄭重提出，只要皇帝仁慈為懷，允許他們墾殖色雷斯的荒地，他們基於責任道義和受恩之深重，必定自我約束，嚴守國家法律，防衛帝國邊疆。
此時的東部皇帝瓦倫斯正在敘利亞前線與波斯薩珊鏖戰，資源的匱乏使得他無力騰出武力以維持此次哥特人的遷徙。儘管雙方在入境一事上最終達成妥協，但隨之而來的猜疑與羅馬帝國官員的剝削加重了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
公元378年8月9日，瓦倫斯不顧自己的侄子——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勸阻和援助，擅自率軍同哥特人交戰。
阿德裡安堡一役，帝國慘敗，東部野戰軍精銳損失殆盡，皇帝瓦倫斯戰死，整個巴爾幹半島已無兵可用。獲勝的哥特人開始大肆劫掠，形勢危急。
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無能為力，面對萊茵河的緊張防禦態勢難以兼顧東部的亂局。他只能懇請一位早已告老還鄉、解甲歸田的將領重新出山拯救危局。
狄奧多西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此時的東部帝國已接近其國力極限，無力再戰的狄奧多西一邊堅壁清野，用小範圍進攻襲擾流竄的哥特人；一邊用外交引誘拉攏分化哥特各部落。最終雙方達成了共識，哥特人在巴爾幹半島駐紮下來，擁有一定的獨立自治權，但同時也要負擔起帝國的軍事義務，保衛帝國邊疆。
這種權宜之計可謂首開危險先河，帝國再也無力抵擋大規模的蠻族遷徙，這種半獨立式的蠻族自治區成了帝國內部的國中之國，就像危險的寄生蟲附著在寄主身上，貪婪地吮吸著後者的血液與營養，最終導致寄主的死亡。
從395年開始，其中一些人聚集到阿拉裡克（Alaric）及其繼任者麾下。這支部隊現在巴爾幹半島周圍移動，然後進入義大利——而且是兩次進入，最後到達高盧。這一次，他們通過另一項協議從418年開始紮根在阿基坦（Aquitaine）。這個定居點最終發展成了西哥特王國——西羅馬帝國的第一代繼承國之一。
哥特人從何而來？為何而來？彼得·希瑟試圖找出答案。
哥特人統治的出現表明，羅馬帝國在多瑙河下遊邊境面臨的威脅性質出現了重大變化。來自北方的日耳曼移民是3世紀戰略革命的一個主要因素。「哥特」是那個3世紀是突然從波蘭北部遷徙到黑海的群體的名字...這些群體經過了大規模的遷徙，所有人都從波蘭向南和向東遷徙到了本都。黑海以北哥特力量的崛起最終迫使一些原本住在那裡的群體完全撤離該地區。新的哥特群體進入喀爾巴阡山以南和以東的平原，但仍保持高度流動性。從4世紀70年代開始，他們與同為哥特人的格魯森尼人一起搬遷到羅馬帝國的新家。哥特移民在重塑3世紀黑海以北戰略形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通過對東歐的考古研究，希瑟提出日耳曼人的遷徙可能帶來了一系列的文化融合，使得歷史上的維爾巴克群體中心遷移，形成了新的切爾尼亞霍夫系統，而這種新的系統可以反映出哥特人在黑海以北創造的新世界。
哥特人的遷徙其原因也極其複雜，希瑟通過與當代移民研究的對比指出：驅動哥特人從遙遠的波羅的海遷徙到帝國邊疆的主要動因是經濟吸引力。
在公元1世紀帝國邊疆局面穩定後，和平、貿易和繁榮成為羅馬漫長國境線上帝國與蠻族相處的主旋律。農業與商業的互利惠他舉措極大的推動了邊疆地區的經濟繁榮，同時大部分時間的和平也保證了羅馬同遙遠的中、東歐地區能夠通過一些貴重金屬的貿易來取得聯繫。於是，帝國的繁華通過貿易商人這個媒介的傳播普及到了中東歐那些尚處於「不發達」狀態的蠻族耳邊。
出於對財富的渴求，出於對繁華世界的幻想，這些蠻族開啟了漫長而艱辛的遷徙過程，而其遷徙的模式也並非如傳統史學界所認為的「大規模遷徙」，而是存在多種多樣的形式，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
通過對哥特人遷徙的研究，希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在公元375年後差不多50年裡，當時的歷史資料中出現了至少6個獨立行動的大型哥特人群體。每個群體都可能源自一個政治獨立的4世紀哥特單元；也就是說，那次遷徙產生了6個甚至更多個哥特政治實體。3世紀的人口遷移根本不像約達尼斯「一位國王、一個民族、一次移動」的公式那麼簡單。人口遷移的核心特徵便是政治上的不連續性，而不是整個已有的社會單元簡單地從A點轉移到B點。
從這個角度看，自公元2世紀開始遷徙的蠻族，尤其以哥特人為首，其群體定義並非現代式的「民族」，而更像是一種「族群」，即以一個哥特的權貴階層和其麾下的軍事人員為核心，外沿包含了其他可能是哥特也可能是其他群體的自由民及其家屬和奴隸。因而這個族群具有一個穩定的內核，但其集體身份認同並不牢固，很容易被各種天災人禍所摧毀，但同時簡單的共同目標與利益訴求又能極快地將其凝聚在一起，甚至通過滾雪球的方式薈萃起其他族群中擁有相似目標的群體，建構起一個臨時的但又有極強戰鬥力的族群。
這個族群的遷徙過程也並非一蹴而就那麼簡單，而是要不斷通過小規模的先遣隊調查探尋，在未知的信息場域裡獲得足夠多的地理、政治信息，才決定下一次的大規模遷徙行動。即便是掃清了前方的戰爭迷霧，遷徙的族群仍然要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風險，對財富的渴望和更好生活的嚮往是促成他們前進的主要動力——在過去這些農業尚不發達的族群也會定期進行遷徙，從土地肥力耗盡之地移動到另一個可供他們棲息數年的新地點。
因而這個遷徙過程是個漫長而複雜的存在，並不能以單一的、簡單的人口遷徙模型來定義。
正如希瑟所言：
3世紀人口遷移的主體不是整個人口群體，而是一系列子群體，各子群體在某種程度上獨立運作，和許多現代移民的模式很像。因此，3世紀時，東部和西部遷徙的群體是分散的、多樣的，並沒有「整個」民族大規模佔領土地的事發生。在人口遷徙的過程中，新的政治結構形成，甚至還出現了一些全新的群體。移民不是整批湧入，而是小批流入並漸漸發展出勢力，大部分原住民仍留在原地，但人數眾多的混合移民群體已經有力地宣告自己成為此地政治上的新主人。
通過對蠻族遷徙與當代全球化世界中移民流動的對比研究，希瑟提出一種理解移民動機的參考坐標軸，以此來重構3-4世紀哥特人遷徙的脈絡：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坐標系來理解移民的動機，一條軸上是「經濟」和「政治」，另一條軸上是「自願」和「非自願」。四個參數結合起來，或能概括絕大部分情況。也就是說，一些人移民主要是出於資源的經濟方面的動機，而對另一些移民來說，非自願的政治方面的動機佔主導地位。
因而，對於剛剛同帝國達成妥協的（西）哥特人而言，他們的遷徙並沒有就此結束。
對財富、土地和其獨立權力的訴求將讓他們繼承自己先輩的習慣，不斷遷徙，不斷前進，不斷開拓，不斷尋找新的生存空間。
而395年則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西哥特王國
公元394年9月5日，帝國東部皇帝狄奧多西率領部隊與西部篡位者尤金尼烏斯和阿波加斯特展開一場血腥的鏖戰：
正當戰鬥進行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狀況時，從東方颳起一陣強勁暴風，這種現象在阿爾卑斯山是常事。狄奧多西的部隊處於背風，不會受到狂風影響。捲起的漫天沙土直襲敵人臉面，馬上使得西部軍隊陣勢打亂，一個個難以站穩腳跟，投出的標槍不是被風吹回，就是失去準頭。狄奧多西意外獲得有利的天象，加以渲染就影響到敵軍的心理。聲勢驚人的風暴增加了高盧人的恐懼，既然上天對虔誠的皇帝施以援手，那麼他們對眼不能見的天神投降，也非可恥之事。狄奧多西贏得了決定性的會戰，兩位對手因性格各異而落得不同下場。
屍橫遍野的冷河戰役以狄奧多西的勝利告終，羅馬帝國自約維安皇帝後歷經三十年終歸統一。
然而，獲勝而歸的狄奧多西還未能享受到統一所帶來的無上榮光，便很快因病駕崩，愛德華·吉本也無不哀嘆命運的無常與殘忍：
狄奧多西過著放縱的奢華生活，早已種下病根，突然自皇宮移駐軍營，衰弱的身體無法承受劇烈的勞頓，日益惡化的水腫說明皇帝即將不久於人世。輿論的訴求抑或基於利害關係，勢必造成東西帝國的分裂，兩位皇子阿卡狄烏斯和霍諾留，因父子舐犢情深，早已獲得奧古斯都的頭銜，於是分別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登基。無能而分裂的統治階層，為帝國帶來迫在眉睫的危險，羅馬人為之憂心不已。在阿卡狄烏斯和霍諾留統治時期，每當因他們施政失誤而帶來災禍時，臣民總是對先帝興起懷念之情。
狄奧多西的死亡讓剛剛統一的帝國立馬陷入分裂的狀態。
幼帝阿卡狄烏斯不過十八歲有餘，其弟霍諾留年僅十六。兩人尚無任何施政統治經驗，顧命之臣斯提裡科和魯菲努斯很快便攫取大權，將皇帝作為可笑的虛無傀儡，為一己私利促成帝國東西部的對立局面。
同時，冷河戰役中傷亡慘重的帝國軍隊繼續時間恢復生機與活力，但權力的搏鬥讓他們應接不暇，斯提裡科與魯菲努斯的爭奪幾近讓帝國再度陷入泥潭。
而為帝國貢獻出數萬名士兵生命的哥特人也突然意識到了自己所處環境之險惡：狄奧多西已死，與帝國的合約成為一紙空談；巨大的傷亡讓整個哥特族群元氣大傷，正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時時刻刻可能被帝國分化摧毀的噩夢讓哥特人心驚膽戰。
一代雄主阿拉裡克橫空出世，他明白當下哥特人所面臨的絕境，唯有不斷的遷徙才能逃出生天。
希瑟指出了376年越過多瑙河來到帝國境內的哥特人的複雜遷徙動機，這個解釋同樣也能適用於395年後繼續遷移的，在阿拉裡克領導下的哥特人：
哥特人和3世紀的其他日耳曼移民之所以遷入黑海地區，是因為那裡屬於羅馬帝國的近邊緣區，經濟上的吸引力更大。這些移民在那裡獲得了更多的財富，但羅馬帝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經濟剩餘更多。這意味著376年的哥特人不只是難民——因為他們有分享羅馬財富的野性，所以長期來看必然會與羅馬國家發生衝突。他們表現出難民的樣子，但可能早已暗暗期待帝國有一天會從色雷斯撤出，這樣他們就能獲得一塊豐饒的土地——而且，此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比帝國的近邊緣地區還要高。
發達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分配的不公使得族群內部出現了極為明顯的階層分化：上層的軍事人員與貴族精英勢必要維持其權力根基，繼續從羅馬帝國攫取財富。同時，對土地的渴望和安穩生活的嚮往使得族群必然對其所在的巴爾幹半島心生不滿——此地夾在東西帝國之間，並非絕對的富庶安全之地，唯有繼續遷徙，才可能發現新的居所，滿足整個族群的需求。
精英貴族、自由民、被釋奴、融入「哥特」家庭的奴隸，四者構成了遷徙的（西）哥特族群，他們擁有相同的利益目標，具有相似的遷徙動因，因而能達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形成一個較為緊密的遷徙團體；同時，帝國時時刻刻的威脅則促成了他們內部集體認同的形成，分裂即消亡，唯有團結才能生存，於是帝國的土地財富與軍事威脅在無形間促成了（西）哥特民族的形成，也為冷河戰役後阿拉裡克的統治鋪平了道路。
工於心計的阿拉裡克看準了東西帝國存在的巨大裂痕，他開始左右橫跳，用不斷騎牆觀望的姿態尋找對（西）哥特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東西帝國的分裂和對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為阿拉裡克提供了這個機會，他左支右絀，反覆用武力與外交臣服的姿態以求博得更高的功名利祿。一旦外交妥協失敗，他便不惜用武力劫掠的方式逼迫帝國與其達成政治合約。
但斯提裡科和魯菲努斯也絕非等閒之輩，兩者均將阿拉裡克和其麾下的（西）哥特人視為手中的政治籌碼，以要挾對方，試圖一攬大權，統一帝國。
最終，一度走投無路的阿拉裡克曾被斯提裡科兩度圍困，但一心只為私利的後者竟養寇自重，放（西）哥特人逃出生天。
天時地利人和又在後來青睞阿拉裡克，公元406年的民族大遷徙徹底打碎了西部帝國的萊茵防線，高盧地區戰火四起，這給了阿拉裡克最想要的土地與權位保證。
然而，風雲突變的政治局勢導致了斯提裡科的覆滅（公元408年），已失去耐心的阿拉裡克只得用最極端的方式謀求西部帝國的妥協——洗劫羅馬。
無名的詛咒讓這位雄主於攻佔羅馬後猝然離世，但失去領袖的（西）哥特人早已在長期同帝國的劍拔弩張和夾縫求生中建構起了足以維持族群穩定的向心力。阿拉裡克的繼承者帶領剩餘的（西）哥特人繼續向西遷徙，並最終在高盧落腳，歷經半個世紀的磨難，終如願以償。
哥特人在382年定居巴爾幹半島，395年在阿拉裡克的領導下公開叛亂，並在接下來兩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帶著他們的家人和龐大的車隊在希臘漫遊。他們向南到達雅典，繞過伯羅奔尼撒半島，然後又往被揍，到了亞得裡亞海邊的伊庇魯斯。經過短暫的修整，他們在401-402年進入義大利，而後又回到巴爾幹半島，直到408年再度啟程向西，在義大利從408年待到411年，最終到達高盧並定居下來。
公元406年底，又一次民族大遷徙發生在西羅馬帝國的萊茵河邊疆地區。
汪達爾人、阿蘭人與蘇維匯人組成的混合部隊渡過萊茵河進入高盧，並一直破壞到西班牙地區。隨後而來的勃艮第人繞過了他們的鄰居阿勒曼尼人，成功在萊因河流域定居。
這些遷徙而來的蠻族幾乎摧毀了西羅馬帝國，哪怕弗拉維烏斯·君士坦提烏斯一度試圖力挽狂瀾，但最終也無法徹底清掃掉這些遠道而來的部落族群。
汪達爾人與阿蘭人在遷徙至西部帝國後的數十年間繼續遷移，最終佔領北非，建立新的國家；勃艮第人則在日內瓦安家，建立起另一個西羅馬的繼承國。
這些建立在帝國內部的蠻族國家如同惡性腫瘤，不斷吞噬西部帝國的營養與血液補給，最終導致帝國的慢性死亡。
希瑟通過分析這些「民族大遷徙」中蠻族族群的特徵與目的，試圖找到其背後的原因與特點：
在405-408年的危機中，確實有大量混合群體越過邊界，但其原因更多在於帝國外部的因素，而不是帝國內部的情況。這些群體的活動往往可以用現代移民模式背後的原則來解釋，尤其是消極和積極動機的組合，以及現有政治結構和信息流動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些群體只是複雜的政治聯盟...它們彼此之間和與羅馬之間的互動很多，也因此經歷了轉型，群體包含了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權利。遷徙群體的規模要大得多，還出現了新的政治關係，甚至還有巨大的文化差異。能夠在與羅馬進行最初接觸後倖存下來的群體還有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重複這種遷徙過程的能力。
這種「重複遷徙」的能力，在（西）哥特人身上展現無遺。
再度梳理其跌宕起伏的遷徙過程，能夠對這一時期促成西部帝國衰亡的「民族大遷徙」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知：
阿拉裡克率領382年締約的大群哥特人造反...原因之一肯定在於他們已經建立的移民習慣。從歷史上看，這一人口群體總是通過搬到新的地方來解決問題。他們對如何實現大規模、長距離遷移了如指掌，也隨時準備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問題。遷移的動機之一很簡單，就是沿途劫掠羅馬的社區...這可以通過帶領追隨者走上充滿財富的路徑來實現...阿拉裡克還需要迫使羅馬接受有利於哥特人的條約修訂，關鍵的問題是阿拉裡克希望自己的領導地位獲得完全的承認，這種承認可能體現在授予阿拉裡克某種羅馬官職，羅馬給予哥特人一定的經濟支持，幫哥特人找到一個適合定居的地方。哥特人希望羅馬無條件承認自己作為羅馬領土上半自治群體的基本權利。
經過大量的分析、考證，希瑟成功的重構起了公元4世紀末到5世紀初大量蠻族遷徙至羅馬帝國境內這段歷史背後的淵源與影響。
但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沒有解決。
促成這些蠻族遷徙的一個重要動因：匈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匈人風暴
公元453年，「上帝之鞭」阿提拉暴斃在新婚當夜。
曾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顫不已的匈人帝國在瞬間分崩離析——阿提拉的兒子們為爭奪權力互相徵伐，臣服的蠻族部落藉機逃出生天。巨大的混亂席捲了整個中歐地區，自其出現到消失，匈人給整個歐洲帶來了巨大的毀滅與創傷，而這個權傾一時的帝國卻又極其神秘。
它從何而來？因何而崛起？又為何覆滅？
愛德華·吉本曾將匈人定義為匈奴滅亡後東遷後的一個族群：
匈奴人在瓦倫斯統治時期威脅著羅馬帝國，更早的時期則在中華帝國所向無敵。他們古老的根據地也可以說是發源地，是一片面積廣袤的區域，雖然乾旱而貧瘠，卻正好位於長城的北面...這個遊牧民族一共有20萬戶人家，孔武有力的匈奴人擴張狹窄的疆域。粗野的酋長獲得「單于」的稱號，逐漸成為這個橫掃歐亞大帝國的徵服者和君主，所向無敵的軍隊向東的擴張只受到海洋的阻擋。那些在黑龍江和極遠的朝鮮半島之間稀疏散布的部落，被迫追隨著匈奴人的旗幟。
單于的騎兵通常有二三十萬人，弓馬之熟諳舉世無雙，歷經嚴酷天候之考驗，機動的速度極為驚人，連高山峻岭、長江大河都無法阻擋他們的大舉入侵。匈奴立即從正面發起快速的攻擊，使戰術精巧卻行動遲緩的中國軍隊來不及反應，張皇失措毫無還手之力。漢高祖劉邦出身行伍，靠戰功登上帝座，率領逐鹿天下所訓練出的百戰王師，出兵與匈奴相抗衡（200B.C.），結果被夷狄大軍圍困七日，毫無突圍的希望，只能依靠籤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才被釋放歸國。後續諸帝竭盡全力，善用各種籠絡手段謀求和平，又大興土木起造宮殿，以致國勢凌夷而羞辱不堪。
實力強大的漢朝，終於在第五代的漢武帝時，運用武力和政策，挫了敵人的銳氣，阻止蠻族南下牧馬。他的部將深入匈奴的國境數百英裡，在杳無邊際的沙漠，因為不可能構建倉庫，且很難運送足夠的糧食，漢武帝的大軍一再陷入難以忍受的困境之中，14萬士卒出徵掃蕩敵人，只有3萬人安全歸來。但巨大的損失也獲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和光輝的勝利，中國的將領統帥部隊沉著應戰，運用戰車克敵，加上韃靼人輔助部隊的效命，在戰力上獲得很大的優勢。單于的部隊因睡眠和貪飲在營地被奇襲，英勇的匈奴國王突圍而去，留下1.5萬臣民在戰場任憑宰割。
匈奴人帶著牛馬牲口、妻子兒女、隨從盟友，一起遷移到西方的伏爾加河地區。接著放膽前進侵入阿蘭人的國土，而阿蘭人是一支遊牧民族，一度佔領並蹂躪廣闊無垠的西徐亞曠野之地。他們向北發展，深入西伯利亞的凍土地帶，處於當地的野蠻人當中，那些野蠻人在暴怒或飢餓時，習慣以人肉為食。他們向南進犯，一直推進到波斯和印度的邊界...匈奴人和阿蘭人的兵力在塔內斯河兩岸遭遇，雙方就勇氣來說勢均力敵，但是總得分一個高下。匈奴人在血腥的鬥爭中佔了上風，阿蘭的國王被殺，被擊潰民族的餘眾一鬨而散，通常不是逃走就是投降。
被漢朝擊敗、分化最終衰亡的匈奴人，開啟了向西遷徙的漫長旅程。他們歷經磨難艱險，最終成為撼動整個羅馬帝國的無敵之師，這種史學理論一直是揭示匈人來源的經典，至上世紀初都被我國的史學家們奉為圭皋。
但隨著20世紀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等科學方法的引入，匈人史的研究開始發生了轉向，我國學者劉衍鋼就曾指出匈人與匈奴絕非同一民族，必須謹慎對待：
歐美幾位最重要的匈人史研究者...皆否認匈人與匈奴之間存在的聯繫，認為根據已知史料尚無法確定匈人的來源。琴黑爾芬認為匈人是第一支抵達歐洲的突厥民族，其文化生活中的諸多因素與東亞相關，但是匈人與匈奴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匈奴起源說難以成立，主要是因為缺乏確鑿的考古證據；而且匈人與匈奴人的活動在史料層面難以有效銜接；此外在語言學、民族學等方面存在眾多相反證據。
劉衍鋼：《羅馬帝國的夢魘：馬塞裡努斯筆下的東方戰爭與東方蠻族》希瑟也指出，匈人是所有蠻族移民中最神秘的一個，後世對匈人的了解也少的可憐，或許我們永遠都無法成功拼湊起這個神秘民族的全貌，一味苦苦探尋只是緣木求魚。
而匈人給羅馬帝國和歐洲帶來的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
匈人的崛起引發了兩次向羅馬帝國境內的大規模遷徙。從表面上看，在邊境之外，匈人崛起也帶來了重要的人口遷移。一代人的時間之後，阿提拉的帝國又合併了至少3個哥特群體，其帝國中的其它群體還包括講日耳曼語的格皮德人、魯吉人、蘇維匯人、斯基裡人、赫魯利人，還有講波斯語的阿蘭人和薩爾瑪提亞人。450年前後，這些非匈人中的絕大部分和匈人一樣住在多瑙河中遊。
可以看出，匈人的帝國是一個極為危險與不穩定的複雜民族混合體。多元化的族群構成中，作為中樞核心的匈人數量較少，缺乏一個足夠維繫這個不穩定系統的意識形態向心力，同時其以武力脅迫方式裹挾進來的族群必須要通過強大的暴力威脅與大量的金錢收買才能安撫下來。
因此，這個不穩定的帝國就像一個隨時可能會爆炸的多民族炸彈，一旦其中樞核心——匈人喪失了在財富或是在武力層面的降維打擊優勢，那麼分崩離析便近在眼前。
這也決定了阿提拉帝國璀璨奪目但又曇花一現的本質——當他暴斃在浪蕩的浮華中時，帝國的喪鐘已經敲響。
彼得·希瑟並沒有試圖繼續深挖匈人的來源，而是轉變視角，探尋匈人向西遷徙的原因：
可能有三個因素在促進匈人群體向西遷徙方面起了作用。可能因素之一是氣候變化。公元400年左右，西歐氣候宜人，夏季長而炎熱，陽光充足。但對頓河以外的世界卻不那麼有利，那樣的球意味著夏季降雨少，牧草無法生長。因此，草原遊牧群體圍繞牧區的競爭自然越發激烈。
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政治革命。東方其它遊牧群體的政治和軍事壓力...說匈人不可能面臨這種壓力並不明智。
無疑還有一些積極理由促使匈人向西遷移，這也是眾多移民潮所證明的。（匈人）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為了從地中海羅馬世界發達得多的經濟體內攫取更多的財富...甚至阿提拉的入侵也是為了錢，阿提拉最關心的始終是它可以獲得多少外交補貼。匈人的行為很像3世紀的哥特人和其他主要講日耳曼語的掠奪者：他們的遷徙是對財富極大不平等的回應。和哥特人一樣，他們是要從帝國欠發達的外圍地區甚至更遠的地方，轉移到更富裕、離帝國中心更近的區域——在那裡，軍事力量夠強的群體有各種各樣的發財機會，而匈人的軍事力量顯然很強。
財富帶來的是經濟的繁榮與分配的不均等，後者則成為一個族群內部階層分化的催化劑。
作為匈人的經營貴族與軍事權貴，他們需要大量的財富來維持自己的地位，維繫同其他族群的主僕關係，因而對羅馬帝國財富的覬覦便成了他們進行掠奪徵戰的唯一目標。
即便是被稱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終其一生也未有試圖毀滅羅馬帝國或是取而代之的野心。他的一系列徵服活動，更像是為了維穩自己麾下那批魚龍混雜的多族群聚合體的向心力，保證自己的領導地位不會因為財富的斷流而終止。
換句話說，錢永遠是匈人，甚至是所有遷徙蠻族的核心訴求。
因而在公元1-3世紀，強大的羅馬帝國會用其無情的軍事機器碾壓、消滅所有想要用劫掠的方式擴充自己勢力的蠻族族群，而留下那些「聽話的」、願意臣服的族群，給他們定期提供資金補貼，維持他們的統治以確保自身邊疆安全。
而一旦到了4世紀後期，帝國因常年內戰、動亂而導致國庫空虛、軍力匱乏，這些蠻族便看到了機會，一個又一個地進行看上去極其危險的政治投機行為：遷徙。
財富是他們的第一目標，一旦獲得了足夠的財富，聚集起了足夠多的族群，形成強大的政治聚合力和戰爭實力，帝國再也無法消滅他們之時，便是他們進一步演變，朝國家發展的濫觴。
匈人帝國的滅亡帶來的是一場中歐政治格局的劇變。
這顆民族複合體的炸彈的爆裂釋放出了驚人的能量，攪動整個歐洲政治局勢的變遷。
在西羅馬帝國，大權獨攬的埃提烏斯亡命於瓦倫提尼安手下，衰弱的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能聚集起眾多蠻族部隊抵禦外敵的核心人物，此後的馬約裡安復興的失敗註定了西羅馬帝國毀滅的結局。
在中東歐，強大的匈人像無情的除草機，將在此地長期存在的日耳曼部落與文化徹底連根拔起，導致自5世紀後整個中東歐的政治真空，為後來的斯拉夫人崛起和斯拉夫歐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彼時羅馬帝國早已隕落，拜佔庭也在阿拉伯人的徵服狂潮下苟延殘喘，因此此處不再贅述。
而最為重要的是，在這批被匈人統治的族群複合體瓦解後，兩個重要的人物將在阿提拉死後崛起：
蠻族軍事長官奧多亞塞將廢黜最後一位羅馬帝國皇帝——奧古斯都·羅慕路斯，終結西羅馬帝國；
（東）哥特人首領狄奧多裡克將帶領著自多瑙河遷徙而來的族人遠徵義大利，建立起權傾一時的東哥特王國，直至一個世紀後查士丁尼的徵服後才戛然而止。
公元476年代表著古典時代的終結，一個新的歐洲誕生在了蠻族遷徙的浪潮中。
帝國的第三定律
在敘述完哥特人與匈人的遷徙歷史後，希瑟在本書的剩下部分探討了羅馬帝國覆滅以降其他族群的遷徙演變過程及其對近現代歐洲形塑過程的作用：倫巴第人、斯拉夫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及斯堪地那維亞的維京人。
蠻族終於擺脫了長久以來史學界之於其的「他者化」敘事，希瑟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視晚期帝國所面臨的民族遷徙浪潮的新角度。
但有關於帝國本身，我們也不應該忽視。
在這段歷史浪潮中，它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希瑟在最後一章給出了答案。
第一千年開始之時，歐洲最發達的地區都是羅馬統治下的地中海地區...拉諾坦歐洲以外，是主要說日耳曼語的後亞斯託夫世界...這裡政治單元的規模比併入羅馬帝國之前的拉坦諾歐洲的單元小得多，農業生產力也比較低。歐洲的北部和東部居住的還是生活在鐵器時代的農業人口，他們的農業生產制度效率更低，定居點規模更小、使用時間更短，幾乎沒有物質文化產品。
由此，希瑟衍生出了他的"三速歐洲」理論：
我們會傾向於認為在明顯以三種速度發展的歐洲，人口會從不發達地區流向較發達地區。比較發達的羅馬歐洲憑藉其經濟和社會政治結構，從比較不發達的鄰近地區吸收了人口。2-3世紀規模較大也較有爭議的日耳曼人口流動也符合這個模式，也就是他們也大致向南、向西進入更發達的歐洲地區。
隨著政治勢力的變遷與帝國邊緣地區同帝國內部的交流發展進步，導致了第四種速度的誕生：
貿易機制的運作、襲擊更富裕的羅馬領土的機會，以及帝國通過外交補貼來增強附屬國力量的做法，都意味著在這兩個世紀中，直接與帝國邊境接壤的日耳曼宮廷積累起了新的財富。因此，三速歐洲出現了第四種速度：內邊緣區附屬國的財富，超過了之前與它們同等而如今成為外邊緣地區的後亞斯託夫歐洲地區。外邊緣區的群體和領袖如果想獲得更多財富，就需要搬到邊境地區。難怪在2-3世紀，移民取代了襲擊；來自外邊緣區的領袖及其追隨者野心勃勃，試圖控制蠻族歐洲以羅馬為中心的新財富流動。
從某種程度上說，帝國自身成為了蠻族的獵物。
它的富庶，它的發達，令無數族群垂涎三尺。
因而針對帝國邊境地區的爭奪始終處於一種白熱化的狀態，像是一個血腥的修羅場，每個人想要牟取利益，就得從其他競爭者的屍體上跨過去。
漫長、血腥的鬥爭，以及帝國分化、收買的政策，促成了本處於落後狀態的蠻族部落向一個更為團結、更為強大的集權化族群轉變。
新興的權貴階層在與羅馬的來往、交易中將大量財富納入囊中，使得他們有了資本去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完成對族群其他勢力的暴力壓制；羅馬帝國的政治文化則在不斷的貿易交往中促成了蠻族族群的政治制度演變，形成了更為有效、發達的政治體系，為後續大量蠻族遷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帝國本身的威脅又成為維繫族群內部身份認同的重要推力，分裂必亡，團結才能生存，這使得帝國的外交、軍事壓迫不再致命，最終形成了整個邊疆地區實力顛覆的局面。
這對此現象，希瑟巧妙地運用了牛頓所提出的力學第三定律，以為他的全書下一個最終的、也是最深刻的結論：
一個軍事上更強大、經濟上更發達的侵略性帝國，會促使其周邊的社會發生一系列變化，變化累積起來，就會產生更有能力抵禦帝國侵略的新結構。這種模式重複出現並非偶然，也是帝國不像鑽石那樣『』恆久遠「的根本原因之一。帝國通常的行為方式，加上經濟動機會與帝國固有的侵略行動，會促使受帝國影響的人做出反應，而從長遠來看，這種反應削弱了帝國的能力，使帝國無法維持一開始使之成為帝國的力量優勢。簡而言之，說到帝國統治為什麼不能持久，一個答案是，帝國的牛頓第三定律在起作用。帝國的權力作用於其他社會，產生了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而等到其他社會有能力充分重組的時候，帝國的優勢就會被削弱。
公元前52年，整個高盧掀起了對羅馬的反叛運動，狼煙四起的危局在是年9月達到頂峰。
愷撒率軍圍困阿萊西亞，並成功擊敗以維欽託利為首的高盧聯軍，後者立馬成鳥獸狀散。自此後高盧再無大戰事，愷撒成功畢其功於一役，完成對高盧地區的平定。
四百年後，初出茅廬的青年皇帝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面臨著絕境。
天時地利人和均不在羅馬皇帝這邊，他卻成功逆天改命，擊潰阿勒曼尼人聯軍，平定襲擾帝國數年的萊茵河動亂。
然而此役遭受巨大打擊的阿勒曼尼人仍保有其穩定的政治架構，取得史詩大捷的尤利安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安撫收買政策。
帝國的第三定律在四百年間重塑了邊疆地區的政治實力對比，滄海桑田後，帝國即將走向黑暗的衰亡之日。
這條定律存在，是第一千年中帝國與蠻族的互動給我們的又一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