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按】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啊朋友們。
每年兩會後,都是密集的會議期。第一個就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作為兩會後首個國家級大型國際論壇,總能邀請到中國政府高層領導、全球商界領袖、國際組織和中外學者參會。這幾年,在論壇上印象比較深的有基辛格、扎克伯格、馬雲、蒂姆·庫克等。今年,光美國前財長就來了三位,一眾國際組織和大公司掌門人也扎堆出現。
讀新聞系時學到一句道理,「Names Make News」,起碼在這個維度上,論壇嘉賓讓人幾乎無從下手。
這次聽會,索性來了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主題。一天六位諾獎得主,在只容得下數十人的小會議室,每人半小時,到點鈴響,換下一位。哪怕神往已久的阿馬蒂亞·森,也要顫顫巍巍走下臺去當觀眾。
一天信息量很大,但幾乎每個人都談了中國。不妨以此為主題,我儘量簡短點,你們儘量耐心點。
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獎得主):
關於這位老人,稍加幾句備註。他開講時,會場坐了不足1/3,與之前蒂姆·庫克站滿了人的場子比,的確寒酸。但他真是位活傳奇。年輕時在梵語、數學、物理等學科間遊弋,成年後專修經濟,也沒礙著他在哈佛既教經濟學,又是法學院一員。
不但如此,老頭一生都保持了印度國籍,似乎這樣便可理直氣壯為祖國發展出主意。就連他這個朗朗上口的名字,也是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起,足見家學淵源。
森的嘴巴看上去並不靈光,這源於他年輕時為治療口腔癌而做的放療,但一開口,便值得聆聽。
圖為阿馬蒂亞·森正在演講
亞當·斯密說,他認為好的經濟發展要使得市場經濟能正常運轉,要使得國家有充足的收入,來提供相關福利和公共服務,他尤其提到,免費的普遍的教育、減貧、醫療服務等,都是普遍的公共服務中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市場經濟體制,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機制,讓各利益相關方和各個機構都能參與到國家治理中,而且能夠提供相應的資金,使那些弱勢人口得到相應的福利和公共服務,並促進經濟的發展。
在亞當·斯密提出他的理論之後, 我們得問一下,這些年經濟和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是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方向?亞當·斯密是非常有遠見卓識的,他一直在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這在18世紀提出時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核心就是公共服務。自18世紀以來,歐洲大規模提高了人們的讀寫能力,建立了很多公立的學校,也建了很多醫院,提供醫療服務。這些都使得我們看到,教育和醫療不僅是為了人民的福利,也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也是亞當·斯密提出的,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我們這麼多年的變化,也是通過政府出臺政策而實現的,我們充分利用人才質量的提高實現了經濟的發展。
亞洲也是這樣。19世紀中期,日本教育發展之後,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不光日本,香港、新加坡也有同樣的路徑,通過國家或地區加強基礎教育,實現了成功的發展。
在中國,這一策略也非常成功。從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革命綱領即可看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教育。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階段,教育更是迅速發展。我認為中國的經濟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歸功於改革開放之前基礎教育所做的工作,讓人人享有教育。
中國的醫療領域也是如此,改革開放之後經濟迅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改革開放之前全民享有醫療——哪怕是低水平的醫療——這樣一種政策取向。現在中國已經建立全民醫保,中國巨大的經濟成功,和中國不斷提升的健康指標,包括人均預期壽命不斷的攀升之間,是相互印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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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斯賓塞(2001年諾獎得主):
有趣的是,論壇上不少美國嘉賓,甚至保爾森這種前財長,都給中國提供了應對川普政府的「攻略」……
我們不知道川普政府會做什麼事。能夠確定的是,至少川普總統不是一個多邊主義者。一戰、二戰以來我們所熟悉的治理結構,川普都不認可。如果他能引入一些合理的政策,幫助我們解決一些諸如經濟增長或通脹之類的問題,那也不錯,但他真正能做什麼呢?
中美關係變得越來越微妙,也更加複雜了。中美關係也許會出現一些問題,在很多問題上我們可能有著不同的立場。中美兩國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國,處理好大國之間的關係,對兩國都有意義。
作為大國,我們打造了多邊體系,就都需要遵守相應的規則。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不光主張建立多邊關係,還積極推動多邊關係和雙邊關係的相互融合。另外,他還表達了中國希望積極推動多邊關係的意願,從而讓其他所有國家從中受益。為了做到這一點,未來五年,中國的改革需要進展順利;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確保美中關係有恰當的基礎。現在美國出現了新領導人,我認為,保證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展望未來,下一個經濟的巨人是印度,現在其經濟增長率在5%以上,也就是說,中印兩國之間的關係,和中印兩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會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決定世界今後的面貌。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諾獎得主):
在論壇上連續幾年見到斯蒂格利茨。
這位知名經濟學家,26歲時即被耶魯聘為正教授;林毅夫總結說,他幾乎對經濟學每個領域都作出了貢獻。2015年1月號的《名利場》雜誌上,此君發表文章《中國的世紀》,認為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形成。
我想非常快速地介紹一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當下的局面)。有一些基本原則可以遵循,雖然川普決定違反WTO的一些規則,但對中國來講,還是有必要在國際規則的框架之內,以及中國自己的法律法規範圍內行事。要去尋找和美國的合作點,要意識到貿易對各國都有好處。川普現在關注的只是雙邊,這個並不合理,但如果美國後退甚至是退出,那對中國來講,也意味著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
中國可以積極支持已有的國際組織、機構,來填補因美國不再那麼積極而留下的一些空白。中國也應利用好現在的機會,去推動自己的議程,現在中國正在從出口轉向內需,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川普的很多政策,其實可以被用來幫助中國的轉型。
我們要著眼長遠,美國的資本主義和政治體系的缺點是非常短視,中國要制定出避免短視的規則。
中國要建立一些開放的體系,現在是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二十一世紀會和二戰後的體系很不一樣,川普的行動只會加劇這種變化,增加人們的緊迫感。今後的世界將更加多極化,我們要確保增長平穩,繼續支持各國發展,以及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埃裡克·馬斯金(2007年諾獎得主):
全球化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影響非常大,我們有了更多的國際貿易、更多的國際生產。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運輸成本下降,溝通成本和克服貿易障礙的成本也都下降。
全球化支持者做了很多承諾,承諾全球化可以帶來繁榮,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繁榮。在這方面,我覺得確實效果非常好,中國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中國、印度兩國人均GDP的巨大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球化。
但全球化還有另外一個承諾沒有兌現,那就是減少貧富差距,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內部的收入差距。很多國家的情況恰好相反,中國和印度也是很好的例子,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由於全球化而減少,反而增加了。
也許你會問,貧富差距在新興經濟體內部的拉大,會讓人吃驚嗎?從傳統經濟學角度來說,我會回答是。因為它違反了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就是比較優勢的原則。這一輪全球化以前有很多輪全球化,比較優勢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根據比較優勢的理論,國家之間的重要差別生產要素不一樣,有不同的比較優勢。
皮薩裡德斯(2010年諾獎得主):
皮薩裡德斯
在OECD和其他的國家可以看到,研發最多的國家在計算機使用方面也是最成功的,比如說韓國、日本、臺灣、德國、芬蘭等,然後是美國和中國,最下面是南歐、墨西哥、羅馬尼亞、智利,還有盧森堡、波蘭、斯洛伐克等等。
如果你們想知道,計算機時代哪些國家會成功哪些國家會失敗,去看看哪些國家在做研發就一目了然了。中國出臺了「中國製造2025」,你們的研發增長會非常快,這一定會增加中國的競爭力。中國也確實需要在研發方面做出更多,才能趕上德國和日本。
在機器人的時代,失業率會不會跟電腦時代不一樣?我覺得會。因為機器人不是只會取代我們的日常工作,還可能會取代我們腦力方面的一些工作。
說到「中國製造2025」,我覺得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機器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這份計劃中講到了十個製造行業,都是重點發展的領域,都是高科技領域,其中第一位就是機器人。儘管其中沒有太多篇幅講勞動力市場,但是自動化可能會影響就業,會讓一些人失去工作,而且這個過程很難逆轉,未來最好將重點放在創造新的工作、減少工作時間上。也可以在服務行業做一些結構改革,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工作需要很多高技能人才。
埃德蒙·費爾普斯(2006年諾獎得主):
埃德蒙·費爾普斯
從1830年開始,人類的創新主要是由個人帶來的。這些人有新的想法後選擇跟企業家合作;或者他們自己成為企業家,研發出新產品推到市場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創新基本上形成了這樣一個格局。
我知道,有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認為一直是政府在引領創新,但我認為,偶爾有些思想起源於政府部門,並不意味著只有政府部門才有這樣的思想。
我覺得在中國也是這樣,你們的資源就是有這麼多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資源。如果不利用好,那就太浪費了。當然,一個好的經濟政策肯定是歡迎企業進行創新的,肯定是歡迎新的想法,並歡迎有人實現這些想法後,到市場上進行嘗試的。我沒法想像一個政府會拒絕這樣的事,但我也不認可政府熱情過了頭,對有創新想法的人都提供資金補貼,那是很荒唐的。
在人類歷史上,創新總需要有人承擔一些風險。一個社會應該能接受失敗,那些創新者沒日沒夜的工作,即便失敗了,也希望得到激勵和支持,這時候就需要得到來自政府的緩衝,或者說保障。哪怕失敗的創新,也需要來自政府的保障。
但我同樣不認可政府投入很多資金,去實踐自己的所謂創新想法。因為政府怎麼可能知道市場上什麼會成功,什麼會失敗呢?這本身就不是他們最擅長或最了解的。
整理/司徒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