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首份《國民視覺健康報告》發布3年後，作為本書主編之一、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坦言，「局面沒有太大改變」。
那份報告寫道：2012年我國5歲以上總人口中，各類遠視力缺陷的患病人數大約在5億左右，其中近視的總患病人數在4.5億左右。可以說，中國幾乎每3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有近視。若沒有有效的政策幹預，到2020年，我國5歲以上人口的近視患病率將增長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將達7億。
2018年8月，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8部門聯合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了到2030年中國6歲兒童近視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標。近視防治成了一個全民關注的話題。
然而，近視在我國青少年兒童中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根據國家衛建委2019年4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2018年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調查結果顯示，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小學階段從一年級的15.7%增長到六年級的59.0%，高三年級高度近視(近視度數超過600度)的人數在近視總數中佔比達到21.9%。
中國醫師協會眼科分會會長、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寧利嚴肅地向記者強調，這是一場「需要群防群控的戰爭」。
影響
在一場由全國防盲技術指導組組織編寫《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治科普100問》的新書發布會上，現場許多已為人父母的記者向該書主編之一王寧利拋出各種問題。
「我家孩子剛上一年級就近視了。能不能不戴眼鏡？戴眼鏡會不會使她近視加速？」「小孩子第一次配鏡需要做散瞳嗎？」「我的女兒學習編程兩年了，我很糾結。一方面她喜歡，但怎樣才能保護自己的眼睛呢？」
「我們整個公共衛生體系對於視覺健康這方面的知識是愧之又愧。」李玲談起這點，語氣沉痛。她想起自己當年發現孩子近視時，也只是隨便帶她去街頭一個眼鏡店配眼鏡，沒有重視起這個問題。
「中國曾經是個盲人大國，在解放初期，感染性疾病和營養不良性的眼病是主要的致盲原因，如今中國的防盲取得了矚目的成效。」王寧利告訴記者，沙眼等致盲因素早已成為歷史，糖尿病、高血壓，以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眼底病變成了主要致盲因素，同時近視患病率也逐漸成為一個公共問題。
直到編寫《全民視覺健康報告》時，她才發現，在我國近視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了。
事實上，眼科學界對近視的關注早於此。2011年，王寧利帶領團隊在河南安陽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兒童近視隊列，即「安陽兒童眼病研究」。到目前為止，已對3000多名小學生進行了連續六年的檢查，對2000多名中學生進行了連續3年的檢查。
據該項目研究員之一魏士飛博士介紹，研究發現，小學1~6年級的累計近視患病率分別為5.8%，11.9%，23.3%，36.0%，47.9%，59.1%;更令人驚訝的是，小學二年級以後近視的患病率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加，小學六年級時已接近60%;「小學階段是近視的高發年齡段，早期的近視防控工作尤為重要」。
「這個問題已經太厲害了，視力損傷會造成GDP的損失，最關鍵的是對國家安全造成傷害。現在近視發病率這麼高，像國防、精密儀器等很多職業將來就招不到人了。事實上我們國家近年來每年都在放寬徵兵的視力標準，但依然招不夠人。」李玲告訴記者。
據當時《國民視覺健康》估計，2012 年，各類視力缺陷導致的社會經濟成本在6800多億元，佔當年GDP 的比例高達1.3%。算上視覺健康對生命質量的損失，佔GDP的比例將達到1.83%。
她同時發現，高度近視會引起眼底病變，甚至有致盲的風險。但儘管「這個問題可以說比高血壓、糖尿病還要厲害。它的面更廣，危害更大，尤其是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信息化的社會」，但「在過去沒有研究和數據說話時，局部看不明顯」。
而如今，這個問題造成的巨大缺口，已經難以填平。
努力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中心副主任鄒海東回憶起小時候，「幼兒園孩子是不會戴眼鏡的，小學戴眼鏡也是稀罕，還會給他們取外號叫『小四眼』，這也說明戴眼鏡的孩子是稀罕的。現在小學戴眼鏡的孩子根本不稀罕，幼兒園裡的『小眼鏡』也多起來了。」
從事近視防控多年，他已經很難想起是從什麼時候，近視已逐漸向更廣、更低齡人群滲入。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院長瞿佳看來，邁出近視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學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把這最基礎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進一步防控？」
然而，把近視看成一種病的人少之又少。「學校從行政部門到校長老師，都應該把近視看做是一種病。」 鄒海東說。
在一場關於近視防治的會議上，有眼科醫生提及，自己作為醫生，都沒有做到每年帶孩子去檢查一次近視，直到孩子說看不清了，一查才發現近視程度已經不輕。
武大人民醫院小兒眼科教授周煉紅在面向湖北省28所小學1~3年級21551名小學生的家長進行問卷調查時發現，儘管98.10%的家長都有督促孩子保護眼睛的良好意識，88.74%的家長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視力情況，其中僅有28.6%的家長定期帶孩子去醫院檢查視力。「這提醒我們，要正確引導家長對近視的認識，視力出現異常，及時到醫院就診。」
而眾多眼科專家注意到，從前農村孩子比城市孩子近視患病率更低的傳統印象也在打破。特別是農村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直接管教，更容易痴迷於電子產品，視力下降情況也非常嚴重，然而他們往往不自知。
何毅對在吉林靖宇縣考察時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發現一個9歲的小男孩看東西有異樣，就問「你能看清黑板嗎？」孩子堅決回答「能看清」。但驗光發現孩子已經患有嚴重的近視。「家長都打工去了，他分不清看得清黑板和看得見黑板上的字的區別。」
早在2007年，國務院就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後，教育部即制定《中小學學生近視眼防控工作方案》，就保護學生視力提出了工作措施，包括保證睡眠、建立視力定期檢測制度、堅持每天一小時體育鍛鍊制度等。
鄒海東告訴記者，上海市從2008年就開始啟動一系列近視防治工作。一開始，他們嘗試過改善教室照明燈光和改造課桌椅，都只在第一年效果顯著。從2010年開始，上海市專門投資3000萬建立起上海市兒童青少年屈光發育檔案，建立起整個上海市107.9萬的孩子屈光發育檔案。
通過對比研究發現，他們發現近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還是課業負擔。連續讀書寫字時間太長，室外活動缺乏，都會造成孩子早早近視。因此，從2015年，他們進行了3組對比，按孩子每天課間和午休戶外活動的時間，分成80分鐘組、40分鐘組和無戶外活動組。3年之後，80分鐘組的孩子近視發生發展比率明顯好於40分鐘組，更優於無戶外活動組的孩子。
「我們小時候課件都在外面瘋跑，現在孩子課間不太出去玩了，學校生怕出現各種安全問題，或者課業問題。現在我們有個說法叫『目浴陽光』，讓孩子多出去玩，孩子的眼睛就會好，這就是最簡單的方法。」鄒海東說。
而在何毅看來，視光專業人才的缺乏也是近視高發的原因。在英國，視光師和配鏡師是兩種職業，且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人們會認真地把眼鏡當作醫學用品來對待。
「消費者形成了一個概念，我去眼鏡店是買東西，從來沒想過是去看病。」從管理上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醫療行業，而是作為一個服務業，作為一個零售，兩個行業的稅收標準是不一樣的。很多原因造成這個行業今天想改進，想去進行更新，都碰到了越來越的困難。
未來
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院長瞿佳看來，邁出近視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學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把這最基礎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進一步防控？」
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2018年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我國青少年近視率已經高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國初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近視率均已超過70%，而美國青少年的近視率約為25%，澳大利亞僅為1.3%，德國的近視率也一直控制在15%以下。
「這不是一個靜態的指標。現在整個中國的近視眼還在上升，如果我們放任不管的話，可能到2030年小學生患近視比率就不是38%了，可能是百分之四十幾。所以要控制在一年增長0.5%還是很難的。」王寧利說。
在王寧利看來，需要拯救的不僅是孩子的眼睛，更是傳統的教育理念。在新書發布會上，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近視眼防控的痛點就在於應試教育。「我要在你身上割掉一塊肉你會痛。大家誰都不願意割的這塊肉，就是學習壓力。」
他開玩笑說，如果誰想要孩子不近視，可以等孩子一生下來，就送到內蒙古草原的牧民家裡，從此過著牧民的生活，放牛放馬放羊。「但是誰也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社會已經進入知識型競爭的社會，如果不學習，能進清華北大嗎？」他的發言讓會場陷入沉默。
在一場關於近視防治的研討會上，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小兒眼科教授周煉紅毫不隱瞞地說，「就在不久前一個下午，我們眼科專家被叫去區政府開了一場關於近視防控的會議，討論起減負問題十分激烈，但看到在座有幾個教育系統的人面露苦笑。一問才知道，就在當天上午，他們教育局開了會，就是要再抓教育……」
在李玲看來，專門成立近視防控小組是近視防控的一個重要抓手。她提議可以借鑑新加坡、日本等國的近視防控經驗。
在新加坡青少年近視率也一度居高不下，21世紀初，7歲兒童近視患病率超過20%。超過70%的大學生需要佩戴眼鏡。
但新加坡成立起國家近視預防工作組，5年內在各個學校開展視力普查健康教育並建立新加坡近視檔案。2011年，新加坡宣布2005-2011年青少年近視率下降了5個百分點，實現了新加坡建國以來兒童近視率首次下降。
王寧利告訴記者， 目前從事眼科工作的人數已經發展到10萬人，然而基層眼科醫生和初期眼保健的相對匱乏，且東中西部眼科機構的發展不均衡，仍然是制約近視防治的一個因素。「基層眼科醫生的相對匱乏，導致疾病的早期篩查、預防做得就不夠，病人到了疾病的中晚期才到醫院來看病，往往耽誤了病情」。
依視路(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何毅告訴記者，嚴格來講，驗光不應該低於15分鐘，在英國這一標準是40分鐘，且收費標準很高。他提議，「未來我們能不能把青少年的驗光配鏡納入醫保？你可以象徵性地收費，但這是在告訴大家，配眼鏡不是買東西，本身跟健康掛鈎」。
王寧利在今年兩會上提出提案，希望在今後的大學入學考試中，提高身體素質的加分。「實際上就像一個槓桿，讓大家知道不但要注重學習，還要注重身體素質，做到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不過，對於公眾來說，這樣一種轉變能否適應，還有待考驗。近日，杭州三墩小學一則關於學生視力低於5.0不能評三好學生的規定，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在這條新聞下面，點讚居多數的一條評論是，「我看看書得罪誰了？我近視得罪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