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揚
近一段時間，因《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香港社會持續動蕩。反對派主導的抗議活動逐漸偏離原先預設的主題和議程，在激進示威分子騎劫之下，演變成為持續不斷的暴力事件。激進分子強闖立法會並肆意破壞，殘忍傷害維護秩序的警察，包圍呼籲制止暴力的大學校長官邸，毀壞建制派議員父母墓地。7月21日，更發生了激進分子圍堵中聯辦、汙損國徽的惡性事件。元朗發生的暴力衝突亦引發全香港社會的震驚與譴責。關心香港的人們不無痛心地感到，香港社會已然撕裂，「東方之珠」似乎正在淪為「暴力之都」。
事實上，特區政府宣布對修例「無限期擱置」，已經合理回應了民眾的不同訴求。然而，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表明，激進分子的目的並不是其所聲稱的表達不同政見、推動社會革新。他們的行為破壞了香港社會安定、挑戰了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觸碰了「一國兩制」底線、侮辱了中華民族情感、喪失了人性與良知。當下，亂局未有完全平息的跡象，每一次暴力衝突的結束，卻不是安定局面的開始，而是成為下一次暴力行動的預演，令渴求恢復秩序的人們失望和沮喪。
香港是一座「深度國際化」的城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外部勢力有時會對香港社會產生「穿透性」的影響。近來諸多跡象顯示，香港社會出現的每一次新動蕩，恰是在上演「顏色革命」的舊劇本。近日，一些反對派人士公然呼籲外國政府和組織幹涉香港事務；而部分西方媒體以偏頗的立場，用片面的報導誤導受眾，對香港警察的正當執法進行汙名化。這些事件助長了香港激進分子的囂張氣焰，使管治力量陷入投鼠忌器的困窘，導致今天令人痛心的局面。
法治是香港社會珍視的核心價值，正是法治維護了香港的多元和自由，一旦法治不存，多元和自由只會走向自己價值指向的反面。言論自由，不包括散布仇恨言論的自由；集會自由，不包括利用集會實施暴力的自由；這些應當是起碼的社會共識。從歷史來看，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香港社會矛盾激化，社會衝突時有發生。正是經歷過暴力頻仍的歲月，香港民眾才如此珍視法治價值和社會安定。從七十年代開始，「家在香港」漸成共識，人們在獅子山下守望相助、風雨同舟，充滿勇氣而積極樂觀地努力生活，這才是香港步入「黃金時代」的社會心理基礎。香港的法治、秩序與包容曾給無數內地訪客留下深刻印象，也成為這座城市贏得世界尊重的核心要素。
不可否認，此次事件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次爆發式的總體呈現，這些矛盾千頭萬緒、紛繁複雜。舉一例而言，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導致青年人出路狹窄，民生問題改善有限，這是很多香港青年怨念的根源。青年人的情緒可以理解，但不能被情緒主導，更不應將這種情緒轉化為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仇恨，進而使用暴力進行施壓。暴力是香港社會不能承受之痛，用暴力的方式能夠改變產業結構？能夠結束地產霸權？能夠找到人生出路？能夠化解民生困境？如果香港社會就這麼一直亂下去，經濟復甦將受到拖累，發展的機遇期也會錯過，香港最終將逐漸失去所有的優勢。事實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在為應對香港民生問題殫精竭慮、擘畫藍圖，大灣區建設規劃即包含了化解香港民生難題的考量。而香港反對派有意習慣性「逆向思維」，總是將善意的惠港舉措曲解成惡意的別有用心。
在可預見到的未來，面對這一輪香港的社會危機，只要不出現極端情況，中央政府仍將會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管控。期待香港社會依靠本身的機制和力量恢復秩序。「治」與「亂」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心態，既然是標榜有著自我修復機制的「強社會」，香港就必須在反對暴力這一底線上達成共識。無論持何種政治觀點，人們都應該且必須建立共識，那就是：反對暴力、捍衛法治、維護安定、堅守最基本的社會底線，回歸理性化解社會矛盾的路徑，繼續尋求發展前進的方向。如此這般，香港青年才有實現光榮與夢想的可能。
（作者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香港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