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基調，是中華民族傳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一理念認為，人體小宇宙，宇宙大人生，小宇宙中藏大宇宙。「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論》),人類作為天地萬物中的一個部分，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通；人與天地和諧統一，主觀與客觀渾然一體。
「天人合一」觀念的產生，首先是人類生存的客觀環境和條件所決定的。一方面，「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傳·成公十三年》),大自然為人類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而人類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自身也已形成了比較完好的，能與時空環境相協調、相和諧的生存能力，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和諧相處是人類必然的選擇；另一方面，鬥轉星移、四季變更洪澇乾旱、冰雪地震，在瞬息萬變的大自然面前，人類顯得渺小無力，自然也會產生敬畏和依賴的心理。其次，「天人合一」觀念更是我國數千年農業文明的產物。農耕經濟仰賴天時地利，「靠天吃飯」,風調雨順則五穀豐登，洪澇乾旱則顆粒無收，「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呂氏春秋.審時》）。順天時、因地利、靠人和，中國古代先民別無選擇。
北宋思想家邵雍曰：「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觀物外篇》),中國古代哲人極其關注人與天地自然的關係。遠古伏羲畫八卦，「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已經對人和天地的關係作了思考。《周易·繫辭》指出：「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和萬物一樣秉受天地之大德而生，故應當做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周易，乾卦，文言》)。既然人與天地同根、與萬物一體，就應當遵循「不違天」的天人和諧原則，與自然界相互適應，相互協調，從天而動，達到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傳》)。
人們通過自覺修養，就可以如同天地一樣造福於人類和自然，達到與自然同呼吸、共命運、物我同一的境界，「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孟子繼承了《中庸》衣缽，進一步提出了「性天相通」觀點，認為「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於我」,世界上萬事萬物之理已由「天」賦予「我」,人們只要能盡心養性，就能夠認識天，「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
與儒家相比，道家更為明確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張「順應天道」,「無為而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天就是道，是自然規律，是宇宙意志，是天地宇宙萬物生化之機的總和。要求人們從「天道」出發，順應自然。莊子是最早提出和闡述「天人合一」思想概念的第一人，《莊子·齊物論》曰：「人與天，一也。」並指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而人生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在於能獨近於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
天人合一，儒道互補，兩家對於天人關係的一致觀點，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除了以莊子為代表的「順天」說、以《易傳》為代表的「天人調諧」說外，先秦時期還有鄒衍運用「五行生剋」說推衍五德終始，墨子以「兼愛非攻」說推崇「天志」,子產以「天經地義」說推倡周禮等，均含「天人合一」之意。當然，亦有荀子的「制天」說，強調改造自然、人定勝天，而與「天人合一」相反相成。
西漢大儒董仲舒繼承了「天人相通」理論，明確強調「天人之際，合而為一」,並創造性地提出了「人副天數」和「天人感應」說。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他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中還說：「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數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谷川之象也。」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又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認為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無論孟子的「盡心知性」,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都強調天地萬物本與人一體。
明確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語的是宋代理學家張載。宋代理學昌盛，張載、二程程顥、程頤)發展了孟子學說，揚棄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達到了新的理論水平。程頤說：「天、地、人，只一道也。」「道與性一也。」「道未始有天人之別。」認為天道、人性是同一的，人性即是天道，天道即是天理，仁義禮智等道德原則和自然規律是一致的。張載說：「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天稱父，地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明確肯定人類是天地的產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由天地所賦予，天地之體即人之身體，天地之性即人之本性；認為天下同胞情同手足，明確提出愛人、愛物、愛自然的生命關懷思想，把天人合一、天人協調、實現天理和人性的統一，看作是人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從張載的「立心立命」,到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在這種「內聖外王」的人生選擇和設計中，充滿了「民胞物與」的情懷，浸透著「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印度佛學稱「天」為「梵」( brahman),稱「人」為「我」( Atman),有「梵我一如」( brahma-atma-aikyam)的命題。「梵我一如」認為，萬物依一定順序發生，人類乃至一切生物之靈魂從其業力而有各種形式之輪迴。「天人合一」與「梵我一如」其哲學內涵雖不盡相同，但在天人關係上則持基本相同的觀點，都強調主客觀之間的內在統一性。正因為有這樣的共同基礎，印度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後，表現出極強的適應能力，逐漸與傳統的儒道文化(尤其老莊哲學、魏晉玄學)相融合，至隋唐時期已完全紮根中國，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產生於「梵我一如」的環境中，成長於「天人合一」的氛圍裡，中國禪宗的天人觀不言自明。宋明時期，儒道佛相摩相蕩完全合流，匯人宋明理學體系之中。發端於先秦、定型於西漢的「天人合一」學說，最終由融儒釋道於一體的宋明理學總結並明確提出。
由仰賴自然的生存意識發展而來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天人之間的和諧統一，闡發了天地萬物一體的宇宙觀和社會觀，內涵非常豐富，影響極其深遠。中國歷代思想家的學術思想都能從中找到根源，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孟子的「義」,周敦頤的「誠」,張載的「氣」,程朱的「敬」等等，無不深契天人之意，「天人合一」成為中國古代數千年的主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