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來，作者一直致力於穆斯林女性時尚的比較研究，在伊朗德黑蘭、印度尼西亞日惹和土耳其伊斯坦堡三個地區進行了民族志調查。這三個國家都是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非阿拉伯國家，且都有官方規範女性著裝的歷史。在作者看來，女性的「適度著裝」（modest clothing，這裡特指穆斯林女性的溫和化著裝，譯者注）是其他事物的一個標誌——無論是「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這樣的「壞」標誌，還是整個國家榮耀與道德健康的「好」標誌。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男性精英鼓動圍繞這一標誌的鬥爭，推動進一步的政治議程，但這些議題與改善現實女性的生活關係不大。
然而，穆斯林女性及其服飾已經成為了國家狀況的重要標誌，這一點還產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後果：在建設現代公民身份意義上，女性及其服飾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因此，即便「適度著裝」是對女性進行政治控制的結果，它也成為了女性行使政治影響力的一種手段。伊朗
虔敬時尚（pious fashion）在伊朗受到高度管制。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不久，該國的婦女就被法律規定必須佩戴希賈布（hijab，指穆斯林婦女穿著的面紗或頭巾，也指穆斯林風格的服裝，譯者注）或符合伊斯蘭教法的服飾。但是，刑法典中並沒有明確希賈布的定義，所以女性在決定穿什麼時擁有一定的靈活性。許多虔敬時尚——從覆蓋全身的傳統卡多爾罩袍（Chador），到定製的短款外套和方頭巾——表明也許現代伊朗女性願意生活在不是由自己制定的規則之下，但也要求有權解釋這些規則。有一些款式被認為是效忠當前政權，而另一些則被視作政治顛覆。在「白色星期三」抗議活動中，女性佩戴白色頭巾，並公開表示反對著裝規定。在這一星期中，有一些女性走得更遠，她們齊齊把頭巾摘下，系在棍子上向路人揮舞展示。（White Wednesday protests，這一運動興起於2017年6 月，在伊朗婦女中間廣泛傳播，形式是伊朗女性在社交網絡上發布自己戴著白色頭巾或者身穿白色衣服的照片以表達抗議的態度，譯者注。）在表面上，德黑蘭的「適度」意味著女性要隱藏自己的體態，尤其是腰部、臀部、胸部以及頭髮。而在這個城市，虔敬時尚也表達了許多相關的價值觀，例如，因為女性的服飾受到法律的規範，虔敬時尚體現了更廣泛文化價值的穩定和一致。然而，頭巾中體現的其他價值則動搖了這種穩定與一致。這不僅體現在那些讓大量頭髮從頭巾下面露出來的女性身上，而且體現在一些波西米亞風格的服飾中，這些風格揭示了一種更加自由與非正規的審美價值。
2007年前後，一種名為「阿拉伯卡多爾」（Arab chador）的流行大衣成為德黑蘭的時尚。與傳統卡多爾罩袍不同，它有意做成開放式的，袖子很大。德黑蘭上流社會青年中流行的一種穿法就是「阿拉伯卡多爾」加上非常大的頭巾。伊朗當局支持這種大衣，部分是因為它長而寬鬆，部分是因為它的名字與伊斯蘭的文化和地理相聯繫。但是在作者的採訪中，那些女性將「阿拉伯卡多爾」描述成一種波西米亞的服飾風格，尤其在「藝術家型」女性中流行。這種風格不僅僅是一種輕鬆活潑的外表，還是一種公共女性氣質的視覺呈現，儘管有伊斯蘭共和國的嚴格規定，面對專制統治時，它能讓自由的精神和輕快的感覺得以體現。
作者也觀察到將所謂的民族元素融入虔敬時尚。這種風格包括將紅色與綠色刺繡的組合破壞當地的宗教審美。綠色是積極的，而紅色有許多負面的內涵。在1979年關於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的全民公投中，選票用顏色標註，支持伊斯蘭共和國的選票是綠色的，而反對的選票是紅色的。在今天的德黑蘭，當紅色和綠色被合併到相同的紡織品或同一套服裝中時，這種象徵意義的嚴格區分有爭議的。這樣的頭巾打破了什葉派的顏色象徵，頭巾本身隱含了一種神學批判，在幾十年前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今天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民族元素正在流行。
一些宗教專家認為，西方服裝具有負面的文化影響，但是許多「適度著裝」的女性奉牛仔布和歐洲品牌為身份象徵。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作者最初認為德黑蘭的街頭風格比伊斯坦堡和日惹更酷。作者最初對德黑蘭風格的偏好並不意味著它們客觀上更好，而是說它們的美學更符合作者自己的文化審美。
在德黑蘭，最嚴重的著裝不端被叫做「壞希賈布」（bad hijab），它包括各種違規，如暴露皮膚、展示身體輪廓、使用某些面料以及化濃妝。它的存在對伊朗有多重影響。首先，「壞希賈布」被認為影響了「得體的希賈布」。「壞希賈布」的極端形式讓那些並沒有那麼極端的違規著裝變得更容易接受了，比如穿牛仔布服飾或者暴露腳踝。此外，這種著裝方式已經改變了希賈布的法律執行標準。穿著「壞希賈布」的女性人數之多，讓法律懲罰的執行變得不可能。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德黑蘭沒有足夠的警察逮捕身穿緊身褲的年輕女子，而如果每個塗指甲油的女性都被執行74下鞭刑必然會引發公眾的強烈抗議。出於現實需要，當局不得不放寬法律著裝規定的執行。虔敬時尚已經開始形塑伊朗的伊斯蘭法律和政治，而不僅僅是被後者形塑。印度尼西亞印尼穆斯林女性的「適度著裝」看起來很不一樣，這種差異部分來自於該國的歷史。印尼女性歷史上並不戴頭巾，因為裸露的頭髮和肩膀是爪哇傳統審美的一部分。事實上，直到不久之前，現在所謂的「適度著裝」還是缺乏品味和粗俗的代名詞。因此，越來越流行的「適度著裝」並不能被理解為回歸傳統。在這裡，佩戴頭巾而不是裸露頭髮，被認為是新鮮的、思想前衛的。在過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政府官方提倡的服飾都是圍裙式的裙子和罩衫。30年前，在前總統蘇哈託辭職後，「適度著裝」——吉爾巴布（jilbab）——的受歡迎程度才急劇上升。這種風格產生於對一個壓制伊斯蘭信仰和實踐的政權的審美批判中。隨著年輕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越來越多地接受虔敬時尚，這成為一個國際化女性的標誌。由於頭巾和「適度著裝」在歷史上並不是這個國家的伊斯蘭實踐的一部分，女性可以自由地穿戴這些服飾來表達一個完全符合國家發展和進步的現代身份。
隨著吉爾巴布越來越廣為接受和喜愛，這一機遇促進了當地設計和面料的發展。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還是實踐需要，使用這些地方元素都是理所當然的。一些印尼人擔心伊斯蘭服飾——尤其是要求更加嚴格遮蓋身體的那些——將他們眼中壓抑的阿拉伯文化強加於寬容、文化多元的印尼。如果女人將用布料遮蓋自己，那麼用哪種布料就很重要了。蠟染圖案成為印尼虔敬時尚的重要設計元素，它們給服飾注入了當地的審美價值。儘管蠟染吉爾巴布廣受歡迎，但它卻象徵著一個小小的不和諧，因為它的設計中有印度教和佛教的圖案——想像一個猶太教的披肩上覆蓋著聖誕老人的圖案。儘管如此，蠟染還與殖民主義到來之前印尼布料生產的系譜有所聯繫。印尼虔敬時尚的獨特風格給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通常包括緊身、合體的衣服，比如一件被稱為「manset」的汗衫或者一條突出腰身的腰帶。「適度」是通過布料遮蓋自己，而不是像伊朗法律規定的那樣遮蔽女性的體態。柔軟度和輕盈度是虔敬時尚中表現出來的突出視覺價值。雪紡和柔和的顏色廣受歡迎。這種織物和色彩的組合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審美，即原始、健康與奇思妙想。水晶和亮片裝飾被高度重視，它們在視覺上將女人和珠寶聯繫在一起。亞洲服飾，尤其是馬來西亞和中國的服飾的影響尤為突出，比如中式服裝的高領。這種對東方美學的看重意味著印尼主要從亞洲而不是西方女性形象中理解女性氣質。吉爾巴布風格的多樣性並不意味著穿什麼都可以。作者的研究訪談對象很快對亂穿吉爾巴布的女性做出嚴厲的批評。比如，女人們批評了允許長發在頭巾後面掛著的做法。有時候她們將著裝失敗歸咎於穿著過時的衣服，這些落伍的款式不僅被認為是平庸簡單的，而且被認為是不虔誠的，因為它們證明了一個女人沒有跟上最近的潮流，因此是沒有修養的。人類學家卡拉·瓊斯（Carla Jones）也注意到這一現象，在這裡，不時尚的吉爾巴布被「不純粹的見證」。瓊斯的一名訪談對象宣稱，過大的吉爾巴布「讓伊斯蘭看起來死板、不時髦，而事實上我們的神喜歡美。」時尚本身就是虔誠的製造者和手段。土耳其如果說虔敬時尚在伊朗是強制性的，在印尼是新穎的，那麼在土耳其，它就有很長一段被污衊和嚴格管制的歷史。在過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認為佩戴頭巾的選擇是對這個國家堅定的世俗傳統的挑戰。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今天，面紗是可選的，伊斯蘭服飾的接受也是可能的，因為虔敬時尚允許穆斯林身份認同以時尚的方式表達，從而導致視覺與社會的平衡。由於土耳其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它加入歐盟的願望，伊斯坦堡的虔敬時尚融合了許多歐洲美學，從翼尖鞋到歐洲品牌的圍巾和包包。因此，與日惹不同的是，伊斯坦堡女性氣質的願景主要來自西方，而非東方。即使是那些自認為歐洲人的現代土耳其女性，也不再期望嚴格的世俗主義，這些女性可以擁有強大的穆斯林身份認同。不過，挑選一件視覺上令人愉悅的「適度著裝」和頭巾出現在公共場合被認為很重要，這使得女性能夠以最好的方式表達伊斯蘭虔誠，同時也避免世俗精英的苛刻批評，後者認為戴面紗的女性是醜陋而老土的。
在伊斯坦堡，「適度時尚」—— tesettür——以高領口、低裙擺和完全遮蓋頭髮為特徵。流行的面料選擇和剪裁創造了一個比在日惹和德黑蘭更結構化的外觀。緊緻性和整潔性是與這種形式相關聯的審美價值，也傳達了限制和控制女性身體的道德價值。一條襯墊頭巾製造出一個大頭的外表，讓這種建立在比例之上的價值顯而易見。伊斯坦堡的「適度」是通過服飾創造和諧：平衡顏色、比例和剪裁。伊斯坦堡主要的著裝不端是覆蓋全身的caraf（字面意思為」床單「，類似於chador罩袍，譯者注）。與德黑蘭不同的是，伊斯坦堡的大多數女性不能接受覆蓋全身的虔敬時尚形式。相反，許多人認為這是審美上的失敗，既過時又醜陋，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道德失敗，用幾十碼的黑色布料欺騙性地表達虔誠。這個判斷譴責了caraf的不合時宜和過分虔誠。穿著caraf的女性被批評不參與作為現代女性一部分的全球時尚趨勢。缺乏消費是她們非世俗化的一個標誌，因此她們也不像她們虔敬時尚的姐妹一樣在道德和精神上得到發展。按照這一邏輯，消費是恰如其分虔誠的條件之一。一個擁有足夠知識的女人可以穿著時髦的衣服，而不被認為是虛榮的或拜物的。通過宣稱caraf不僅是風格上的失敗，也是虔誠上的失敗，穿著tesettür的女性批判了「女性身體覆蓋越多越虔誠」的傳統觀念。這種批判反過來又使得其他形式的虔敬時尚被視為穆斯林女性的典範。
在以上三個地區中，傳統的圖案布料已經融入了當地的虔敬時尚。穿著這些「民族」風格不僅是恢復當地審美傳統的一種方式，它還可以通過改變民族自豪感的替代來源來表達社會或政治批判。推廣當地布料和刺繡圖案，從波斯、爪哇和奧斯曼的當地歷史身份中吸收基本圖案，也反駁了這樣一種觀點：合宜的伊斯蘭服飾是由阿拉伯世界決定的，然後其他地方僅僅採用即可。它們抵制了同質化伊斯蘭的思想。儘管當地的審美價值是建立在當地的敘事和民族認同的基礎上，但它們有時也包含了對西方流行的美的觀念的含蓄批評。作者遇到的一位印尼博主認為，虔敬時尚是對西方美的主流形象的「抗議」。然而，西方美的文化表徵仍然影響著德黑蘭、日惹和伊斯坦堡的女性氣質。伊朗以其高居的鼻部整形率而聞名，她們將鼻子整得更小、更圓、更翹。當印尼女性使用頭巾來突出某些面部特徵時，目標有時候是突出某些與西方人相似的特徵。當土耳其時尚雜誌討論理想的體型時，同樣也是西方強調的曲線身材（細腰、寬臀和豐滿的胸部）。在2013年《l》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將碧昂絲（Beyoncé）的身體列為所有土耳其女性都應該追求的體型。
女性花費大量的時間試圖通過美裝技巧反駁「適度著裝」醜陋的刻板印象，這些美裝技巧讓這種風格的著裝更加吸引其他穆斯林女性，從而幫助「適度著裝」擺脫汙名。漂亮的伊斯蘭服裝也讓伊斯蘭能夠更加吸引非穆斯林。印尼的一份建議小冊子提到，賞心悅目的著裝風格是伊斯蘭教對非穆斯林「友好」的公開表示。用來描述伊斯蘭教傳教形式的阿拉伯詞語「宣教」（da』wah）也被用來形容富有魅力的虔敬時尚，虔敬時尚能夠促使宗教正常化。人們認為，穿著時髦的伊斯蘭女性擁有潛力恢復伊斯蘭教的公眾形象。作者伊莉莎白·布加（Elizabeth Bucar）系美國東北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副教授，本文改寫自其著作《虔敬時尚：穆斯林女性如何穿著》（Pious Fashion: How Muslim Women Dress，哈佛大學出版社），原載於2018年2月1日《大西洋月刊》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