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年代，是從到《人民文學》雜誌當實習生揭開序幕的。那時候，《人民文學》在東四八條52號，借居在戲劇家協會的樓裡，斜對面就是葉聖陶先生的大院。編輯部在樓裡一共只有兩大間、三小間辦公室：小說組與行政組佔了兩大間，詩歌散文與評論組佔了兩小間……
近日，某周刊創刊400期，做《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的專刊，有記者聯繫要採訪我，我謝絕了。八十年代我的經歷，恐怕不是一篇採訪可以完成的。而今天拿到贈送的這期刊物，倒是激發了我自己回顧的興趣——不是因為已經到了可懷舊的年齡，而是因為目前我們對過去，無論五、六十年代、還是七、八十年代的回顧，都浮於淺表。沒有一種認真反思的態度，很輕浮就可以把一個年代翻過去了。
因此，作為一個親歷者，就有責任把這種反思表達出來。
七十年代末的《人民文學》
我的八十年代，是從到《人民文學》雜誌當實習生揭開序幕的。那時候，《人民文學》在東四八條52號，借居在戲劇家協會的樓裡，斜對面就是葉聖陶先生的大院。編輯部在樓裡一共只有兩大間、三小間辦公室：小說組與行政組佔了兩大間，詩歌散文與評論組佔了兩小間，另一小間是常務副主編的。《人民文學》是文革後期，1976年初復刊的，四人幫粉碎後，主編從詩人袁水拍換成了詩人李季，但編輯部人員無變化。當時，小說組組長副組長分別是許以與塗光群，詩歌散文組組長是周明，評論組組長是閻綱，吳泰昌、劉錫誠都在評論組。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我是在當作家無望的前提下，到《人民文學》的。1971年，下鄉後第三年，我便不知天高地厚，自顧自趴在炕頭上，日積月累，寫了一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那時正好趕上培養「知青作家」，我就因它脫離了艱苦的農作，被「請」到了北京。當時的寫作，無非胡編亂造，而文革時期，當然政治標準第一，改稿標準是「三突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綱」，於是一遍遍改，只能越改越暈。這期間錯過了高考，當時我的責任編輯李景峰對我：「上大學能學到什麼呢？作家不是大學能培養出來的。你這樣的情況，完全可以自學呀。」因他這個說法，我至今只有初中學歷。
現在回想，那五六年持續不斷的改稿，好處一是練了字——改了四五遍，培養了書寫能力、書寫速度；二是讀了書，七十年代是苦於找不到書，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料室對我而言猶如寶庫，而每認識一個前輩作家，家裡都有大批的藏書。我的十九世紀文學的基礎閱讀就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我至今仍然留戀七十年代北京的空與靜——知識分子下幹校，知識青年下鄉，毛澤東當時把幾乎所有思想活躍的因素都疏散到了農村，又實行嚴格的戶口制度，到北京買火車票都必須憑介紹信。那時冬夜之北京，滿城飄著蔚藍的煤煙，似乎全城都早早就熟睡了。走進胡同裡，寂寞的路燈，風吹燈影，恍惚還有回到三十年代的感覺。有軌電車在窗下駛過的聲音，好像就撼動了整個城市的夢。
現在回想，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學編輯路，首先是因為我那時一天可如饑似渴讀完一本書的速度。出版社裡擠壓了大量編輯來不及閱讀的書稿，我的責任編輯就讓我幫忙處理——讀完寫一個稿籤，描述其內容及好壞。因我讀得快，亦有點判斷力，他就認為，「其實你是很好的當編輯的材料」。而我能到《人民文學》，則因為認識了塗光群。他是湖北人，五十年代始就在《人民文學》工作，親歷過無數名家名作的誕生。留在我記憶中的他似乎每天都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穿一雙布鞋，蓬亂著不羈的頭髮，黑色拎包裡每天都是帶回家看的稿子與書。那時候老塗住在美術館后街，美術館后街當時還叫大佛寺，老塗常推著自行車，帶我穿胡同到他家，那是一扇極破舊沉重的大門，裡面的大院裡，老塗家只蝸居於一間東偏房，正房住的是著名的童話作家張天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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