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劍川木雕是大理白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產生的一門獨具魅力的雕刻藝術。劍川木雕歷史悠久、風格獨具，是我國民族傳統手工藝的典型代表。通過對劍川木雕的詳細考察發現，它的興起、發展與特殊的自然環境、雲南建築業的興盛、宗教盛行以及劍川白族的性格特徵等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探討劍川木雕興起的文化歷史根源，不僅有助於加深對劍川木雕的認識和了解，更對我們今天如何傳承、保護和利用劍川木雕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劍川木雕；白族；興起；發展
劍川白族木雕（以下簡稱劍川木雕）歷史悠久，影響力廣泛，它的興起與發展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根源。具體而言，劍川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氛圍、白族同胞的群體性格等都是促進劍川木雕興起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特殊的自然環境是劍川木雕興起的客觀原因大理州位於我國西南腹地，山多川少，境內雖然有一定數量的壩子，但可耕種土地較少。康熙《大理府志·地圖》云：「大理雖一郡，然北接吐蕃、西南近交緬，山川險阻，全滇所恃。」[1]41而劍川地處大理地區西北部，屬低緯度高海拔地區，四面環山，境內山巒起伏、河川交錯。與洱海附近的其它地方相比，劍川的地理環境顯得艱苦，經濟水平一直不高，康熙《劍川州志·風俗》載：「地土磽瘠，又近雪山，寒氣侵逼，五穀少成，收穫亦在鄰郡之後」「土、木、金、皮、工多而值寡，莞、蒲、薪、蒸、產微而利甚少，禾、麻、椒、麥、種廣而收薄。是以豐足之家，僅堪自贍；而仰食於他部者，十常八九」。[2]956劍川的自然條件並不理想，土地貧脊，糧產不豐，百姓們甚至需要依靠其他地區的農產品維生。
劍川全縣地形分布以山原為主，山地佔全縣總面積的90%以上[3]。縣境內的主要山脈有老君山體、雪斑山體等。康熙《劍川州志·形勢》記載：「西枕老君、東屏青崖、山鎮金體、水列川形，勢若劍鋒、形如川字，州以此名。群岫遮掩，四面皆山；清江抱流，南北皆水。左鎖石門、右截江嘴」。[2]902劍川雖山水秀麗，但農業用地不僅稀少更堅硬瘠薄，張泓曾說：「蓋劍土磽瘠，食眾生寡，民俱世業木工」[4]24。由於缺乏足夠的生存資源，除卻農耕之外，劍川人必須謀求其它生活方式。因此，對於劍川人民來說，從事手工藝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康熙《劍川州志·風俗》曰：「劍川山清水秀，士生其間，多聰俊雅馴……業農者兼能習工，禾稼既登，各挾技藝，餬口外境。東作方歸，以所獲輸正供，歲以為常」。[2]956清道光《雲南通志》說劍川「地近雪山，土地磽瘠」[5]399，致使「民間終歲勤動，往往衣食不給。故橫經者不免負耒軛，而業農者必兼習工藝」[5]399。劍川人在古時選擇從事手工藝為客觀環境使然，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走上手藝這條道路。
劍川雖然地瘠山眾，農耕田裡不夠富足，但林木蔥蘢，林業資源卻異常豐富，康熙《劍川州志·物產》記載劍川地區盛產「柏樹、椿樹、楸樹、槐樹、棕樹」[2]957等多種樹木。種類多樣、類型繁多的木材為劍川木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這些木材絕大多數都適合雕刻，像椿木、楊木、白果木、柏木等都是木雕中常用的材料。這其中，楸樹、青皮樹為雲南本地特產，青皮樹因產於雲南當地，所以又稱之「雲木」或「滇系椴木」，是劍川木雕最主要的雕刻材料。
「（雲南手工業）常因地域環境關係，而藝業亦有專精。如東川之銅匠，牟定之鐵匠，箇舊之錫匠，因各物均為當地特產，業此者人數眾多，手藝亦高。至若劍川之木匠……人數藝術，亦不亞於前數，此皆環境關系所造成者也」[6]244。由此可知，特殊的自然環境是劍川木雕興起的客觀原因。
二、大理白族文化的全面繁榮為木雕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大理白族文化源遠流長，在民居建築、音樂舞蹈、語言文學、繪畫書法、手工技藝等各個方面均有驚豔的表現，且自成體系，影響深遠。
大理的建築巧奪天工，「重屋制如蛛網，架空無柱」[7]24；繪畫方面，目前出土了石器時代蒼山西坡巖畫，可見繪畫歷史之久遠。大理的各種青銅圖案，各時期的郡府壁畫、墓室壁畫、巖畫等等無不讓人嘖嘖稱讚。書卷畫上，大理國時期的《張勝溫畫卷》除了得到乾隆稱讚外，宋濂亦贊曰「皆極精緻」、來復贊曰「設色精緻、金碧燦然」。除此之外，流傳至今的經典繪畫作品還有《南詔圖傳》《維摩詰會圖》《自心月輪圖》，石鐘山巖畫觀音等等。元明清之際，大理地區著名的繪畫藝人，諸如李珠慶、馬國慶、張以仁等等，不勝枚舉，而劍川籍的著名畫家亦數不勝數，如李珽、張宇、陳學鴻、段鵬瑞等。
大理白族的工藝美術繁美細緻、絢麗精巧，其品種之多、形式之精、文化內涵之深在國內罕見，與中國他區域相較，毫不遜色。大理地區的染織、刺繡工藝精緻美妙，《後漢書》載：「（永昌）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彩文繡」[8]2849；大理的鑲嵌工藝亦出神入化，「三塔山」「宏聖寺塔」等地出土文物中的鑲嵌裝飾，華彩工巧；大理境內的銅佛像形象傳神，南詔時期不僅能用鐵澆鑄五節「鐵柱」，還能用銅澆鑄大銅鐘和銅觀音，可見當時「治銅工業之精美，與夫規模之宏大，以及造型藝術之高超也。」[9]337
大理白族的雕刻藝術精妙異常，成就斐然，如版畫造型準確、線條流暢，李孝友曾評論「無論構圖或線條，藝術水平都相當高，刻印也非常精緻，與徽州版畫相較殊無遜色」。[10]元明清時期，大理地區盛行的甲馬是木刻藝術的一種，白族甲馬構圖飽滿、線條粗獷，具有明顯的地域風格和民族特色；劍川的石雕同樣也是聲名大噪，在劍川與木雕號稱「雙鵰」，其藝術成就和影響力絲毫不比木雕遜色，《雲南百科全書》把劍川木雕與石雕稱為「滇西雙絕」。劍川石雕主要存在於當地寺宅的柱礎、廊柱、石基、門牆、牌坊、墓葬等處，其雕刻技法主要以淺浮雕和高浮雕為主，風格多偏重寫實，渾厚、樸實是其顯著的特點。劍川石雕歷史悠久，民諺「雕得石龍騰空舞，雕得石花引蜜蜂，雕得石人開口笑。」即是對劍川石雕工匠技藝水平的稱讚。
大理白族的工藝美術琳琅滿目、爭巧鬥豔，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譜寫出了白族文化藝術的華彩篇章。劍川木雕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就，正得益於這種良好的藝術氛圍，其中很多藝術都對木雕產生過影響，例如，繪畫是雕刻的基礎，學習雕刻必須有較強的造型能力，而掌握造型能力主要建立在繪畫基礎之上。劍川雕刻藝術如木雕、石雕以及甲馬中的不少人物造型都與劍川巖畫、傳統繪畫非常接近。
在諸多藝術門類中，當屬劍川石雕與木雕的關聯度最強。石雕與木雕同屬於空間造型藝術，結果都是創造出可視、可觸的藝術形象，進而表現出主題思想和文化寓意。在固定的空間裡，追求畫面的立體感，講究圖案的優美、結構精巧是兩者的相同之處。雖然一個是在木料上行刀，一個在石材上雕刻，但雕刻對象都屬於硬質材料。表現技法上，淺浮雕、深浮雕、透雕、圓雕等都是兩者常用的手法。行刀過程中，對刀的運用，如轉折、頓挫、凹凸、起伏等也極其相似。可以說，木、石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古時劍川匠人所建造的建築往往由木匠和石匠共同承擔，木匠與石匠有著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劍川木雕和石雕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互相借鑑、取長補短，如石寶山石窟部分洞窟的門簷上就雕刻出了與木構建築相同結構的造型，「第四窟門前刻有兩根圓柱，柱與柱間由『欄額』相連，柱頭上各有一朵『重拱出跳』結構的鬥拱，下為枦鬥，枦鬥之上有一『蜀柱』，柱上即彎曲形拱及小鬥，上承簷枋和簷椽，每一簷椽上都配有瓦當及滴水。兩柱之間的欄額上也有一朵鬥拱，形狀及結構與柱頭鬥拱相似。另外，柱頭鬥拱和欄額鬥拱之間還有兩組人字形拱，拱上亦有小鬥」[11]100。再從傳統古民居建築中的石雕、墓葬石雕、石窟石雕等物件來看，石雕中常出現的「鹿響金鐘」「兔含靈草」「麒麟吐書」「暗八仙」「雙鳳朝陽」等主題以及「石榴」「草龍」「草鳳」「松樹」「牡丹」等物體形象也在劍川木雕中大量存在。無論是結構布局、還是素材的選取，劍川木雕與石雕在可謂近乎相同。
大理地區的民間藝術多姿多彩，燦如星辰，這些藝術類型存在著互通性和相似處，藝術門類之間的借鑑、取長補短也是藝術發展史上的常見現象。
三、古代雲南建築業的興盛是劍川木雕發展的內生動力雲南的建築也在中國建築史上寫下過輝煌燦爛的篇章。歷史上，雲南人民建造過許多具有獨特民族風格和地域特徵的建築物，遺留至今的城堡、民居、寺廟、古塔、園林、橋梁、墓葬等古建築不乏經典之作，充分體現著古代雲南建築傑出的成就。
中國古代建築離不開雕紋修飾。木雕是中國古代建築長期使用的一種裝飾手法，它在中國古代建築裝飾上一直佔著重要的位置。殷商時期，宮廷建築就已使用木雕裝飾。[12]21在建築物體上雕文刻鏤自古便是中國人的傳統和習慣，《魯靈光殿賦》曾記載過漢代的木雕「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13]513，「桷」是建築物上方形的椽子。可見，漢代在椽子上雕刻飛禽走獸已不再是罕見之事。古代雲南的寺觀廟宇、宮館書院、傳統民居等建築物為劍川木雕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建築物體不僅為木雕創造了「一展才華」的平臺，建築業的興盛發達也促使了木雕業不斷進步。
古代雲南的建築大多屬於土木建構，對「木」的運用非常普遍和廣泛，建築物上的木件構造、雕刻紋飾大多都是劍川木雕匠人的傑作，如明清時期雲南省修建的建水文廟【1】、石羊文廟、獅山正續寺、建水朝陽樓、景谷遷糯寺、麗江五鳳樓、迪慶歸化寺等，都留下了劍川木雕的藝術手跡[14]130。建水文廟大成殿正門22扇屏門採用深浮雕的手法，雕刻了100多個飛禽走獸、花草植物的形象，雕工精細，是劍川木匠的傳統技藝[15]209。這些雕刻的題材有「喜鵲登梅」「兩獅嬉水」「犀牛望月」等等。文廟前簷懸掛的「先獅廟」木匾四周雕鏤著「龍鳳呈祥」的精緻木雕圖案，「太和元氣」坊和「洙泗淵源」坊的基座上依然存有大量的山水、花鳥及《論語》故事木雕造型，兩坊簷下的如意拱頭栩栩如生。再如，麗江五鳳樓扇門上雕刻的牡丹、梅花、石榴花、雙喜及壽字圖紋，線條流暢、琢刻細膩，是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頗具特色的古代建築[16]175。可以說，無論是建水文廟，還是五鳳樓，或是朝陽樓等遠近馳名建築物，其木雕圖案均形象生動，技法精妙。
在諸多建築物類型中，對劍川木雕發展、壯大起到直接推動力的當屬白族傳統民居。白族常見的民居建築形式有「三坊一照壁」「一正兩耳」「四合五天井」及「六合同春」等，相比於其他建築物體，白族傳統民居更加依賴木雕裝飾，無論是豪華住宅或是一般屋舍，都離不開雕飾圖案。元明清時期，白族民居幾乎家家戶戶都會進行木雕裝飾。古民居廈廊的梁頭、花枋、坨墩、格子門、花窗等都充分顯示著白族木雕的高超技藝[17]316。白族民居中房屋梁頭、吊柱、耍頭、門窗、走廊欄杆只要能夠進行雕刻的地方，木雕圖紋都會出現其上。可以說，傳統的白族古民居「無宅不雕花」。
古代雲南建築業的繁榮給予了劍川木雕持續的活力，換言之，建築業的興盛是劍川木雕發展的內生動力。
四、宗教的盛行是推動劍川木雕發展的又一要素大理地區自古宗教非常盛行，白族人民的信仰包括佛教、本主、景教、道教等等。這其中，當屬佛教及本主信仰的影響力最大。
《新纂雲南通志·宗教考》曾云：「滇之佛教，傳聞與漢晉，興隆於唐宋，昌於元，盛於明，而衰落於清」。[18]476南詔、大理國舉國信仰佛教，上至國王、大臣及士大夫，下到一般百姓，幾乎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大理國更是被稱為佛國或妙香國，曾一度出現「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19]3的盛況。
佛教的盛行，一方面促使著寺廟建築的興盛，元初甚至「（大理）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記」[19]3。星羅棋布的佛教寺廟建築自然帶動了木雕行業的發展，大理時期的寺廟諸如建水指林寺、景谷遷糯佛寺、大理喜洲聖元寺等等，其木雕構件穿插枋、鬥拱、抱頭梁、雀替及木雕裝飾格子門窗等無不精緻典雅，這些木雕基本都是劍川匠人辛勤勞動的結晶。另一方面，大量的佛像造型建造，自然也離不開木雕。南詔、大理時期佛像造型主要有石制、銅製、木製等，這一時期雕刻木佛已經是常見之事。現存至今的南詔、大理時期的木雕佛像有劍川沙溪鎮木雕佛屏造像，下關鎮陽平村佛圖寺九尊柏木雕觀音像、木雕佛像，雞足山大殿的迦葉木雕像，崇聖寺木雕南海三聖（觀音、文殊、普賢）像，香檀阿嵯耶觀音像（雲南博物館藏），安寧曹溪寺木雕三聖像，姚安興寶寺四尊木雕菩薩像等等，而以上這些都是劍川木匠的傑作。
白族的本主信仰同樣促進了木雕業的發展。「本主」是白族群眾的保護神，自古以來，白族人民主要崇拜「本主」，信仰佛教。[20]306大理範圍的白族村寨幾乎都建有自己的本主廟，「各村所祀之神不同，蓋由古代各小部落，皆有本村主神」[9]247。目前，劍川縣現有393個自然村，其中白族村寨313個，共有本主廟200個，供奉了本主神204尊[21]3。白族的本主神靈相當廣泛，包括自然神靈、宗教神祗、圖騰崇拜神靈、帝王將相、能工巧匠、祖先神靈、孝子節婦、普通百姓等。本主信仰與木雕的關係，除卻本主廟宇等建築需要大量的木雕裝飾外，木雕本主像更是普遍。白族本主廟中主要有兩套本主神造像體系，一套是「座像」，多為泥塑，固定與本主廟的神臺上供日常祭祀。另一套為「出像」，用香柏木雕刻，染以顏色，每年迎神時抬出本主廟遊神供奉[22]119。本主的造像主要由泥塑、石雕和木雕建造，古時大多為木雕，以便人們能夠在「本主節」期迎送[23]196。木雕造像與泥塑比較起來，顯得精細美觀；與石雕相比，又輕巧秀麗。直至今日，白族的本主造像很多還是由木料雕刻而成。劍川範圍內，現存歷史遺留的本主木雕就有元代沙溪馬坪關本主廟全家像、劍川木坪村明代本主全家像、水古樓村明代本主雕像、東營村明末清初閭閻景帝本主木雕群像等等。這些本主造像質樸端莊、簡約大氣、線條明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劍川木匠在宗教神靈造像的建造上貢獻出了非凡的力量，他們依靠著自己勤勞的雙手與聰明的智慧，為後人們留下了許許多多經典的作品。「大理、劍川一帶的木匠，善於精雕細刻之術，他們在建築許多富麗堂皇的家宅、廟宇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非常精美的木雕本主像作品」。[22]119同時，大量的宗教建築和神靈造像需求反向促進了劍川木雕的不斷步，對劍川木雕產生了推進作用。
五、中原文化為劍川木雕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文化支撐自古以來，雲南地區與中原地區交往密切，受中原文化影響深遠，中原文化一直以來在古滇大地有著很強的影響力。歷史上，中原地區能工巧匠們不斷輸入雲南境內。南詔與唐朝在天寶九年（公元750年）爆發川西戰爭時，南詔攻入成都，俘虜了大批四川的工藝匠人回雲南，「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24]；《蠻書》「自大和三年，蠻賊西川，擄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唐詩記事》（卷56）載：「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而南」。在所俘獲的工匠中，有著名的建築師恭韜和徵義，還有眾多的織錦娘、瓦匠、木匠藝人[25]665。《資治通鑑》曾云：「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26]7868。可見，中原地區能工巧匠的到來大大提高了雲南地區的工藝水平。中原地區的匠人們的確在雲南的手工藝歷史發展進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他們中許多人負責了雲南諸多文化項目的建造，如南詔時期恭韜、徵義、徐立負責修建了大理崇聖寺千尋塔，南詔時期羅都道太主持修建了土主廟，原崇聖寺「雨銅觀音」造像是蜀人李嘉亭所鑄，明代朝廷畫史金潤甫在大理關帝廟創作了精美絕倫的壁畫，清代貢生四川人黎廣修帶領其徒弟建造了昆明西北郊玉案山筇竹寺的五百羅漢彩色泥塑像等等。洱海地區是雲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白族自古以來與中原漢族交往密切，白族文化在其歷史進程中，充分吸取了中原漢族文化的營養，如「民族多白人，俗與漢人等」[1]140的大理地區在傳統白族民居上，極大程度地借鑑了漢式建築特點，「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7]37。就劍川木雕而言，它的興起、發展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無庸置辯。首先，在大理一帶的建築物上，柱、梁、枋、檁、鬥拱等的位置結構與內地建築物體相差無幾，劍川木雕的大木作（房屋構件）方面充分吸收和學習了漢式建築的風格，「南詔、大理國的宮殿、宅居、城池、寺廟、佛塔、石窟寺等建築，無不具有唐宋風格」[11]95；其次，劍川木雕的小木作（雕刻）受中原文化影響也非常明顯。劍川木雕小木作又稱為「雕花」或「木雕」，主要用於白族傳統民居、廟堂中的坨墩、花枋、梁頭、格子門等構件以及白族家具如桌、椅、窗、凳物體的裝飾雕刻。這些雕花從雕刻位置選擇到紋飾圖案，再到主題內容乃至雕刻技法等等都與內地的木雕一脈相通。從圖案紋路來說，劍川木雕常常會選擇「夔龍紋」「回紋」「卍字紋」「祥雲紋」「如意紋」「香草紋」，這些都是我國民間木雕中常見的紋飾；從圖案的題材來看，劍川木雕大多是博古圖形、福祿壽花紋、花鳥蟲魚、吉禽瑞獸、山川草木等。動物如喜鵲、松鼠、蝙蝠、鷺鷥、貓等，瑞獸有大象、麒麟、仙鶴、白鹿、草龍、草鳳等。花卉如牡丹、竹子、蓮花、松樹等。博古圖案有各種古雅的瓶、壺、爐、鼎、盒、斛、缽、罐等並配以如意、古錢等等。這些都與中原地區木雕大同小異；再從內容主題來看，「一路（鷺）連（蓮）科」「鳳吹牡丹」「耄耋（貓蝶）安詳」「龍鳳呈祥」「五福（蝠）捧壽」「象呈太平」「兔含靈芝」「漁樵耕讀」「八仙過海」這些劍川木雕常見的內容也與內地其他木雕如出一轍。總的說來，中原文化為劍川木雕的蓬勃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中華文化的沃土中，劍川木雕接受了傳統文化精華的滋養，汲取了豐厚的文化養分。內地的工匠們陸續將中原地區的雕刻技巧和藝術思想帶進了大理以及雲南地區。在交流與碰撞中，工匠們不斷受到激發和啟迪，木雕的內容、形式和技法不斷豐富。可以說，中原文化為劍川木雕持續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文化支撐。六、工匠們的傑出表現為劍川木雕興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滇西北地區多年來一直流傳著一首民謠：「麗江粑粑鶴慶酒，劍川木雕到處走」。麗江粑粑是麗江納西族獨具風味的一種食品，而鶴慶乾酒在滇西北片區幾乎家喻戶曉，是該地區的名酒。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載：「鶴慶（乾）酒，其味較汾酒尤醇厚」。[27]91劍川木雕和麗江的粑粑、鶴慶的乾酒一樣是當地最為典型的文化名片。這則民謠不僅說明了木雕在劍川文化體系中獨一無二的代表性地位，更彰顯了劍川木雕匠人千百年來為整個西南地區甚至緬甸、越南一些地方木工營造做出的傑出貢獻。
劍川自古為西南地區的交通要塞，這裡是滇藏古道、維西至永昌古道等的必經之路，境內自古道路縱橫，商旅不絕。獨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優勢為劍川人外出提供了有利的先決條件。古時劍川木雕匠人行跡範圍異常廣闊。清人張泓在其《滇南新語》中曰：「滇之七十餘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4]24，歷史上劍川木雕匠人們的足跡遍布雲南境內的各個地區，在貴州、四川以至緬甸、越南等地皆能見到他們的身影。「善規矩斧鑿」是對劍川木匠高超水平的認可，而「隨地皆劍民」則點出了劍川木匠經營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地方建築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劍川傳統本子曲很多作品真實敘述了木匠們外出打工、流落他鄉的境遇，抒發著匠人和其家人們的真情實感，如《出門調》《鴻雁帶書》等。這些傳統白曲唱出了木匠們外出的辛酸，也唱出了家人們對他們的思念，同時更折射出了劍川木雕藝人們外出勞作的普遍情況。
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不僅通過文化認識資源，反之又可以通過文化獲取和利用資源。[28]229劍川木匠「走夷方」，為後世留下了許多經典之作，他們精湛的技藝受到了廣大地區人們的認可。清末民初時期，李根源在其《滇西兵要界務圖鈔》中曾對劍川匠人們的技藝水平稱讚到：「（劍川）人習木石工，精良而有法度，故滇西建物宇者，皆劍川工匠為之」。[29]74劍川木匠手藝之精巧不容懷疑，如清光緒年間，劍川甸南寶甸白族木匠楊沛盛利用木筒在海尾河上架設倒虹吸「木龍」，首創了劍川引水工程，改造了水利建設設施。
千百年來，雲南境內諸多舉世聞名的建築均出自劍川木雕工匠之手，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如「雞足山的三百六十處、庵堂七十二處大剎」[20]268，保山太保山古建築、昆明金馬碧雞坊、中甸歸化寺、官渡古鎮、建水文廟、麗江木府……乃至緬甸曼德勒皇城等等。甚至進京參與了故宮的建設，「明初，劍川許多優秀木石工匠多次應召入京，嘉靖年間再次應召如京，參加故宮等大型宮殿工程建設」[3]6。直至近現代，劍川木匠還是保持著外出營造的傳統習慣。「1950年以後，劍川古建築工程隊曾先後到北京民族文化宮、四川會理、昌都地區，以及中甸、麗江、德宏、怒江、大理、楚雄、昆明等地，進行大批量仿古建築施工。這些地區風景名勝中的各種形式仿古建築，諸如門樓、亭榭、迴廊、殿宇或樓堂、館、所、階、梯、柵、欄等園林設施，大部分出自劍川木石匠之手」[3]819，為此他們還受到過省、州人民政府的表彰。
外出謀生的匠人們不僅傳播了劍川的技藝，在不斷與外界接觸過程中更讓自身的水平得到了提高。他們在展示精良傳統技藝的同時，也吸收到了中原地區不少先進技術，使劍川木石技藝更臻完善[3]6。從古至今，劍川木雕的匠人們憑藉著高超的技藝，贏得了大眾對他們的認可，也為自己贏得了廣闊的市場和生存空間，一代又一代的劍川工匠們在先輩們的基礎上開拓創新，始終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和銳意進取的良好品質，努力推動著劍川木雕邁向新的臺階，劍川木雕的影響力因此歷久彌新。可以說，正是多年來工匠們在自己領域中的傑出表現為劍川木雕的興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七、劍川白族的性格特徵也是促使木雕業興盛的關鍵要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文化與人格學派逐漸在人類學領域興起，該學派將人格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並著重探討人格與文化的關係。本尼迪克特認為社會的風俗塑造了人的性格和行為，「個人生活史的主軸是對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模式和準則的順應」[30]221；米德也認為文化讓人們「按既定的文化形象成長」[31]268。但同時，他們也注意到了人的性格對文化的作用，如林頓認為人格影響文化，文化也影響人格，人格在與文化的互動中發展並產生作用。如果從文化人格理論角度來看，劍川白族人民的性格對木雕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於人格，弗洛伊德把它看成「自我」「超我」「本我」相互作用的一種結構式存在狀態；本尼迪克特則說「文化是大寫的個性」，在她眼中，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可與個性等同；米德曾把人格定義為個體的全部心理特徵，包括感受能力、思想、習慣和在一定條件下的情感反應。無論他們對人格如何解釋，性格必定是人格的組成部分。
劍川白族人民的性格對木雕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特殊的自然環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造就了劍川白族勤勞樸實的性格特點和吃苦耐勞的生活態度，劍川人民「民風樸茂，有唐魏儉嗇之風，無××獷悍之氣」[2]956。劍川女子亦是勤勤懇懇，張泓曾曰「（外出的工匠）近則仲夏孟冬栽獲兩歸，遠則以收穫為期必一返，獲畢仍往。是以劍之耘耨樵牧，盡屬村嫗。男既遠遊，女當門戶。催糧編甲，亦多婦代夫役，皆能練事無誤」[4]23。踏實勤奮的劍川工匠為了生存不惜背井離鄉，而自身樸實無華的性格也讓他們能夠在所到之處牢牢紮根。
此外，困頓的自然環境也磨鍊出了劍川白族勇於開拓創新的性格特徵，劍川白族不僅有著白族人民勤勞節儉的共性，還具有無畏困難、積極創新的鮮明個性。「民貧地瘠，餬口不暇」[4]24的自然條件成就了人們無畏艱難、敢於創造的精神，劍川木匠因此無懼挑戰，深入雲南七十餘州及貴州、四川等地從事木工事業。歷史上，劍川木雕不斷吸收和接受著中原文化以及周邊各地文化的精華，始終保持著頑強的藝術生命力，這是劍川白族創造精神的最直接體現。
劍川木雕是大理白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承載著豐厚的歷史記憶和獨特的文化韻味，多年來，它一直享有「中國西南第一木雕」的美譽。劍川木雕的興起和發展並非偶然，而與特殊的自然環境、建築業興盛、宗教盛行等多種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探析劍川木雕興起和發展的根源，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和認識劍川木雕文化，更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劍川木雕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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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 建水文廟始建於元朝泰定二年，現存文廟建築群為明清兩代修繕、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