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葡萄》《人鼠之間》《煩惱的冬天》也許是斯坦貝克最重要的三部作品。三部作品特色各異，卻有內在的共同指向。
無論是描寫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流民生存境遇的《憤怒的葡萄》，還是寫流動勞工的《人鼠之間》，還是描寫中產階級墮落的《煩惱的冬天》，都體現著斯坦貝克明顯的現實主義風格，體現了他對社會的強烈關注，更重要的是強烈的同情與理解。故事中的人大都身處絕望中，斯坦貝克卻沒有完全放棄過希望。
此外，三部作品也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斯坦貝克的理念。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金錢的關係、人與宗教的關係，乃至人與自己的關係應如何處理，在故事中都有明確的體現。這種複雜的觀念，體現著人類某些共同的認知，也讓斯坦貝克的作品突破了時代局限，達到了文學上的普遍性。新京報記者採訪了幾位相關研究者、譯者，深入探尋斯坦貝克的文學世界。
對話孫勝忠
孫勝忠，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敬畏自然的生態觀
新京報：《憤怒的葡萄》中有不少對自然（土地、洪水、樹木等）的描寫，這些描寫在書中有怎樣的作用？反映了人與自然什麼樣的關係？
孫勝忠：斯坦貝克在《憤怒的葡萄》中一方面強調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一方面揭露了邊疆神話：廣袤的土地以及伊甸園式的承諾（只要勤勞就能獲得豐厚的收成）。小說中的大自然是一個整體，其中各要素是相互關聯的，例如，控制了水就控制了土地。作者批判了那種掠奪式的農耕方式，結果造成了風沙侵蝕區
（the Dust Bowl）
，土地及居民均成為犧牲品。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上的生態災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人們對棉花和糧食的大量需求有關，戰爭造成棉花和糧食價格飛漲，於是，政府號召人們大量種植棉花與糧食，瘋狂攫取自然資源：「棉花會把土壤榨乾，像吸血鬼一樣把土壤的養分吸得一乾二淨。」
作者對自然和土地的描寫是為小說主題服務的。小說中的階級分化源於銀行和財團對該地區最寶貴資源的控制：銀行和財團是「巨獸」，「它們呼吸的是利潤，吃的是利息」。當土壤枯竭之後，它們就會把這裡的佃農趕走，把土地賣掉。這便是當地人無家可歸，被迫西遷的原因。
但小說在突出階級差別和衝突的同時也彰顯了一種敬畏自然的生態觀：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人對自然的粗暴行為必然造成生態災難，最終殃及人類自身。資本主義對土地的工業化操作和竭澤而漁式的經營方式是對土地屬性的無視。
不僅進入美國人的意識
還進入良知
新京報：《憤怒的葡萄》有明確的寫作背景，即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但至今仍被很多人研究。讓本書超越特定時代的因素有哪些？
孫勝忠：斯坦貝克總體上來說是一位現實主義小說大師，他在小說中以大蕭條為總背景，多呈現具體、甚至瑣屑的日常生活場景，這種注重事實的描寫令人信服，但現實主義的筆觸並非斯坦貝克作品魅力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說中所選擇的主題。這些主題不僅是「嚴肅的和揭露性的」，而且是「永恆的」，如生與死、人對能夠實現自己抱負的自由世界的嚮往等。他的思考和觀察不僅反映了美國的社會問題，也不局限於小說描寫的20世紀30年代，而是超越美國和那個特定時代的。
我覺得它的超越時代性是由其具有多維闡釋空間的特點決定的，從社會經濟決定論到超然的精神性，讀者可以多角度、多層次來欣賞這部小說。它既是一個家庭在美國這片「樂土」上求生存的故事，又是有關流動農民與命運抗爭的故事，推而廣之，它還是美利堅民族的故事。在更高層次上來說，它是有關人類如何尋求理解自己對同胞及所棲居的地球的承諾或應承擔的義務的故事。最後這層解讀源自小說所隱含的《聖經》典故。
《憤怒的葡萄》電影劇照（1940年）。
《憤怒的葡萄》這個書名取自朱莉婭·沃德·豪的《共和國戰歌》——一首美國內戰之歌。斯坦貝克對他的作品代理人說，他喜歡這個題目，因為「它是一首進行曲，這本書也是某種進行曲……而且因為就這本書而言，它有一個重大意義
（a large meaning）
。」 那麼，這個「重大意義」是什麼呢？斯坦貝克可能指書名中「葡萄」的象徵意義，它象徵著耶穌的子民。在《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15章第5節中，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小說中「互助友愛」這個主題得益於耶穌在《約翰福音》第15章第12-13節所說的話：「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如此看來，小說不僅僅講述的是美國大蕭條時期一個家庭乃至遷徙農民的悲慘遭遇，它還讓人聯想到美國內戰、美利堅民族的歷史，更具有宗教象徵意義。它「不僅進入美國人的意識，還進入了其良知」，引起了不同時代讀者的共鳴，因此，它是超越時代的文學經典。只要人們還夢想擁有一個能使自己有尊嚴地活著，並能收穫自己獨特理想的社會，那麼，《憤怒的葡萄》就仍然擁有讀者，也就依舊有為讀者提供闡釋服務的研究者。
新京報：書中凱西一角與宗教信仰聯繫最緊密，但奇怪的是，他出場時已不做牧師很多年，後來他與眾人一起西遷，並組織罷工，因此死去。這一角色有怎樣的特點和意義？
孫勝忠：吉姆·凱西原來是一個牧師，如他自己所說以前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但他在小說一開始就已經失去了從前的信仰，他「現在滿腦子都是罪惡的思想」，認識到自己「根本就是假道學」，因為他會把接受他洗禮的女孩帶出去睡覺。但凱西的特點之一就是他愛思考，善於從不同的側面看待問題，例如，他說，「美德與罪惡是一體的兩面。人有時候會幹壞事，有時候也會做好事。人大概就是這麼回事。」作者通過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人性的複雜性。凱西的最高認識成果就是他實現了從神性世界向人性世界的回歸：「說不定世人的靈魂就是一個偉大的聖靈，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一認識是對愛默生「超靈」思想的具體化。這種人性的回歸是他最終走向領導罷工，並為此獻出生命的原因。
凱西這個角色的意義在於它構成了《憤怒的葡萄》這部小說的信念基礎：每個個體是整體的一部分。基於這一理念，凱西號召農業工人們團結起來，與地主階級做鬥爭。可以說，凱西是斯坦貝克的代言人，為此，他將凱西描寫為一個演說家。臨死前，凱西也意識到了這點：「他們（警察）認定我是帶頭的，因為我話最多。」他確實是一位領導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俄克拉荷馬州的「摩西」，為「出埃及記」的夢想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斯坦貝克看來，美國的基督教和資本主義都是破壞因子。像小說中的湯姆·裘德和凱西一樣，斯坦貝克也發現，再也沒有必要把人們引向一個新的伊甸園或虛幻的「迦南」——應允之地，此地就是英雄用武之地，當下就是實現抱負之時。
《憤怒的葡萄》電影劇照（1940年）。
斯坦貝克從不是激進分子
新京報：書中的描寫有明顯的批判色彩，但有評論認為，作者抨擊州政府卻認為聯邦政府是好的，因此有些狹隘，你怎麼看？
孫勝忠：從現實層面來看，當時的美國聯邦政府為解決實際問題曾做出過努力。例如，為了解決流民和沙塵暴問題，當時的聯邦政府委派農業保障署在加利福尼亞組織了營地，這在客觀上有助於流民之間互助合作，農業部還起草了《標準的州水土保持區法》，從法律層面促進水土保護。從主觀上來看，斯坦貝克從來就不是堅定的積極分子眼中的那種激進分子，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源於自己的情感和體驗，而不是完全受左派經濟和社會思潮的左右，因此，他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離自己較近、感受最深的州政府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該書獻詞之一「獻給湯姆」中的湯姆就是聯邦政府下屬機構農業保障署在加州流民收容營地的管理人湯姆·柯林斯。這樣看來，也不難理解他對聯邦政府的好感。
對話李天奇
李天奇 ，《人鼠之間》譯者
忍受艱苦又往往被現實擊敗
新京報：相較於《憤怒的葡萄》，《人鼠之間》的故事似乎更灰暗，幾乎沒有給底層人留任何希望，你怎麼看？
李天奇：斯坦貝克原本想把《人鼠之間》寫成劇本，所以書中每一幕情節都有很強的畫面感，銜接緊湊，情節也像劇本那樣富有張力，以悲劇發生的一刻作為高潮，全劇就此戛然而止。應該說，它本來就是作為一部悲劇來寫的，當開頭對話中給出了他們離開上一個地方的原因，萊尼的結局從一開始就已註定。兩人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和這種夢想的破滅正是作品的主題，也是這本書這麼多年經久不衰，即便文化、年代迥異，也能喚起廣泛共鳴的原因。
《人鼠之間》電影海報。
新京報：小說以一個問句結束：「你覺得他倆是怎麼回事？」兩個主要人物喬治和萊尼，兩人都夢想擁有自己的一塊土地，最終夢想破滅。前者精明，後者是個「白痴」，喬治卻一直關照萊尼，你認為喬治這樣做有哪些原因？「白痴」這一形象在《人鼠之間》中有著怎麼特殊的作用？
李天奇：「白痴」的形象往往有著天真幼稚、力量薄弱的特質，一方面可以作為「沒有常識」、「不合常理」的角色推動劇情，一方面作為弱者，可以喚起讀者的同情心，增強代入感。在本書中，喬治關照萊尼不僅是因為萊尼不諳世事，在生活中需要保護，讓喬治感到有所寄託，更重要的原因是，萊尼就是夢想的載體和代表。如果沒有萊尼，喬治不會天真到相信他們的夢想能實現，也不會沒完沒了地講述它、重溫它。是萊尼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美好未來，讓兩人在艱苦生活中有了一些盼頭，一些希望。當萊尼死去，喬治跟著斯林姆去喝酒，在行動上承認了夢想宣告終結。
此外，故事的轉折同樣也落在萊尼身上，是他的智商低下造成了一系列悲劇的發生。「白痴」是與生俱來的缺陷，不是後天犯下的錯，這也增強了整個故事悲劇性的感情效果。明明願望是好的，不管怎麼努力，結果卻適得其反，弄巧成拙——這也是全人類共通的主題，是斯坦貝克對人性的洞察和悲憫。
《人鼠之間》也是斯坦貝克對當時勞動人民處境的一種記錄，當然也反映了特定時期美國社會的一些情況和問題。但比起這些距離我們已經十分遙遠的社會背景，我想這本書最吸引人的內核還是在於它所描繪的人類本質。就像書裡那些形形色色的配角，我們有時站在互相對立的立場上，但在最深的地方仍然是共通的，一定可以達到互相理解；我們忍受艱苦、不懈奮鬥，心懷美好憧憬，又往往被現實擊敗。在最絕望的地方產生最不可能的希望，即便不堪，即便最後仍回歸絕望，那也是我們作為人類最閃耀的姿態。
對話王改娣
王改娣 ，《煩惱的冬天》譯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東西方文明互相補充
達成救贖
新京報：《煩惱的冬天》中，斯坦貝克的寫作技法很有特點。全書共兩大章，前幾小節均是第三人稱敘事，後幾小節則改為主人公伊森的第一人稱敘事。人稱的改變對內容的表現有哪些幫助？
王改娣：小說分為上下兩部，每部分都是在兩章之後，視角由第三人稱轉換為第一人稱。第三人稱視角更廣闊。作者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小說中的世界，並不一定要始終聚焦在一個人物身上。
比如小說下部的第十一章，作者用全視角來描繪新灣鎮的景色和風土人情，並在其中加入評論。第十二章則把焦點放在瑪姬而非伊森身上。通過瑪姬的視角，對新灣鎮的眾多男性進行了評述和比較。
第一人稱視角則更為深入和細緻。第一人稱的敘述則讓某個人物成為小說的統領者，同時還能解讀文本內部的秘密。
從第三人稱敘事到第一人稱敘事的轉變，使小說的敘述從全面轉向某一個側面，從而實現點面結合的效果。同時，這部小說情節的發展與主人公倫理道德觀的變化緊密結合。當小說由第三人稱敘事轉向第一人稱敘事時，倫理道德的主觀變化會更為明顯。因此，敘事人稱的變化帶來了敘事視角變化，使這部小說層次更為豐富。
新京報：這部作品描寫了伊森從一個懷有道德、尊嚴的人逐漸為金錢而墮落的故事，但最終伊森獲得了自我救贖。你認為，伊森獲得拯救的原因有哪些？
王改娣：在小說的結尾，伊森帶著刀片準備在海中自殺，但又改變主意，想離開漲潮的海水，回到岸上。這是一個開放式結尾，沒有給伊森的命運一個確定的交代。
但在伊森受到良知鞭撻，開始懲罰自己的時候，他的自我救贖之路就開始了。他實現自我救贖的力量首先來自於宗教，即基督教。姑婆德博拉是伊森的精神導師，讓他自小就學習《聖經》。即使伊森在金錢物慾中暫時迷失了，這種來自基督教的力量仍是他心靈的最主要依靠。其次，伊森還從東方文明中汲取力量。他有一個傳家寶，一塊來自中國的護身石，也是伊森內心獲得平靜的源泉。東西方文明在伊森的自我救贖中相互補充，達成一致，共同拯救了墮落者。
戲劇色彩濃厚的小說
新京報：小說從耶穌受難日開始講述，文中也有不少對《聖經》的引用。在《煩惱的冬天》中，宗教有著怎樣的作用？
王改娣：伊森對物質欲望的追求獲得成功的同時，精神卻走上絕望的頂點，這種衝突和矛盾應該與基督教精神對道德品行的嚴苛要求有緊密聯繫。宗教首先樹立了一種道德標準。基督教精神強調「行」，把自律、奉獻和對上帝的服從作為重要核心。生長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伊森，其行為舉止不可能不受基督教精神的影響。同時，宗教也是伊森獲得自我救贖的力量之源。
新京報：《煩惱的冬天》有些情節比較刻意，有一種戲劇衝突的效果。你如何看？
王改娣：《煩惱的冬天》是斯坦貝克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其中有很多刻意的戲劇痕跡。換句話說，斯坦貝克在這部小說中有意融入了許多戲劇元素。
「煩惱的冬天」這個標題來自莎士比亞著名歷史劇《理查三世》，為整部作品定下一個戲劇基調，可能也暗示讀者不妨用欣賞戲劇的眼光來讀這部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伊森相當於莎士比亞筆下的「理查三世」。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伊森這位哈佛大學的文科生經常引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句子。斯坦貝克本人曾在史丹福大學讀英國文學，對莎士比亞很可能有一種很深的情感。在《煩惱的冬天》中，斯坦貝克有意在模仿或借鑑莎士比亞的戲劇手法，用戲劇衝突來推動小說情節發展。
作者
：新京報記者 張進
編輯
：李妍 榕小崧 李永博；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