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意氣風發的方鴻漸，1938年回國任教清華的錢鍾書夫婦……昨日的方鴻漸或許就是你我生活中的某一瞬間。2019年4月13日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原所長、《文學評論》原主編陸建德受邀來到清華大學，圍繞著錢鍾書小說《圍城》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講座。陸建德結合自己對錢鍾書的印象以及與楊絳的交往經歷對這部經典之作進行了解讀。
《圍城》是錢鍾書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堪稱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的經典，被譽為「新儒林外史」。小說塑造了抗戰開初一類知識分子的群像，生動反映了在國家特定時期，特殊人群的行為操守以及困惑；從另一個角度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氛圍。錢鍾書在《圍城·序》中說：「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這部小說所揭示人性弱點與人類的精神困境，在今天依然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認為小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而在錢鍾書的夫人楊絳看來，「《管錐篇》《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時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痴氣』旺盛的鍾書。」
以下為陸建德講座節選：
陸建德「庚款」學生的諷刺與自嘲錢鍾書跟中國傳統文人不大一樣。後者一般怎樣？我們看大量的古典詩詞，不少詩人或者文章家對自己評價都特別高。……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幽默感就會比較少。……但我們看錢鍾書的《圍城》，處處有反諷和自嘲。1908年，美國用庚子賠款退還款的一部分創立了清華學堂，隨後一批批學生考取庚款留學美國，當時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另外一部分的餘款由1924年中美共同組建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管理支配。這基金會現在還在運轉，不過是在中國臺灣。
錢鍾書1929年考上清華大學外文系，1933年畢業後回到上海。在光華大學教了兩年書，又是跟庚款有關——他考上了英國當時退還中國的庚款，所以錢鍾書就是一個庚款學生。在民國時候，履歷表上填自己是庚款學生是很榮耀的。庚款學生出去不容易，都要經過考試篩選，可不是自己直接聯繫一個學校就去讀書了。錢鍾書先生在清華念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後來是中國現代戲劇的開山鼻祖曹禺。當然，錢鍾書怎麼評價曹禺，我不大敢說（笑）。如果仔細看看的話，《圍城》裡有個人物褚慎明原名就叫家寶，背後是不是有一點暗通（曹禺）？我不敢確定。但錢鍾書早先寫東西不大有顧忌，興之所至，隨手拈來，有時候是要跟人開開玩笑的。
清華讀書時，錢鍾書有一個老師，叫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瑞恰慈和錢鍾書同一年到的清華，說到這個老師錢鍾書絕對不會在自己任何著作裡開他的玩笑。知道一點20世紀歐美文學批評史的人都知道，瑞恰慈是「新批評派」的先鋒人物。他之前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很年輕就出了幾本書，比如《實用批評》《文學批評的原則》，在英語世界影響都很大。瑞恰慈離開清華以後到哈佛，從193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一直是哈佛的教授，而且是終身教授，地位非常高。
瑞恰慈對中國文學有一點影響在哪裡？在他的著作裡面對一些閱讀現象是持批評態度。比如他有一個概念叫「濫情」，他認為不管是閱讀還是創作，不能太濫情，不能動不動就被裡面一個人物感動地流眼淚，他視這種情況為不佳，分析得非常尖銳。錢鍾書學到這一點一個大學本科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他在清華的時候就給國內比較有名的文學刊物寫文章，筆墨非常老練，而且評論起人來一絲不苟，甚至不留情面。再有，瑞恰慈來的時候把他關於文學批評的一些新的理論，還有當時最新的一些創作動態，都教給學生了，所以錢鍾書那一輩學生非常幸運。錢先生在大學本科時寫的文學評論裡，就談到過T.S.艾略特的《荒原》，而這部詩作1937年前後才譯介成中文的，顯然是通過瑞恰慈。
這裡還要強調一下，錢鍾書批判濫情同他的幽默感是有聯繫的。錢鍾書跟中國傳統文人不大一樣。後者一般怎樣？我們看大量的古典詩詞，不少詩人或者文章家對自己評價都特別高，不管是李白還是杜甫，或者才能遠不及他們的人都養成一種習慣，好像是在一道明亮的光下來看自己——自我歌唱或者自我美化的成分特別多，從楚辭就開始了。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幽默感就會比較少。有幽默感的人去看這個世界，雖然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的毛病，但你不一定憤怒地譴責它，你會學得比較寬容，同時具備一點自我嘲諷的能力。中國傳統文人大都缺少自我嘲諷的能力，這跟他們中一部分人缺少幽默感有關係。但我們看錢鍾書的《圍城》，處處有反諷和自嘲。在錢鍾書筆下，沒有一個太簡單的理想人物。我們千萬不要把錢鍾書跟方鴻漸完全等同起來，方鴻漸是一個在很多方面看起來有缺陷的人，但他並不會因為有缺陷而不那麼可愛，人總是要有一點缺陷才好，這在錢鍾書寫《圍城》時把握得特別好。中國傳統文化裡好人、壞人間有著僵硬的分野，導致人們閱讀的時候先要分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現實中的人性總是複雜的。
在當時錢鍾書這個年齡段，像他這般如此諳熟古文寫作的人不是沒有，但他的外文也特別好，兩者兼備像他這麼突出的就沒有幾個了。錢鍾書一方面從古文中汲取營養，同時又從外文中借鑑了一些修辭手法。這使得他的文字資源異常豐富，寫作的武庫裡修辭武器特別多。同時錢鍾書又對自己很警覺，他不大喜歡回憶。曾說有的人寫回憶文章或者自傳時，想像力就變得特別豐富，而真的讓他寫作的時候，想像力則十分平庸。他知道有人是借著回憶個人身世來自我標榜，所以就說如果叫他寫回憶文章，是絕對不做的。他曾說一旦要寫回憶文章，我心裏面就有一個小鬼跳出來跟我作對。這個小鬼是什麼？就是希望自己為自己美言幾句。他說人有時候禁不住要受這種誘惑，「我要來寫回憶錄的話,這個小鬼肯定要捉弄我。」
「記錢鍾書與《圍城》」小說真正有了全社會的影響力是1990年《圍城》這部電視劇的推出。……同名電視劇我是看了的，在我看它遠不及小說內容豐富。因為錢鍾書先生是喜歡諷刺挖苦的，他的諷刺可以說無處不在，你一一不留神，沒有在意，他那有趣的目的就逃過了讀者的眼睛。所以讀《圍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讀。在抗戰時期，錢鍾書的經歷挺坎坷的。他在英國牛津大學拿到了一個學位B.Litt（Bachelor of Letter，副博士），在牛津大學拿這個學位的人一定是特別優秀的，它不是博士學位，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往往是庸才，而拿B.Litt的人則特別有自信。錢先生兩年時間拿到學位，之後和楊絳在巴黎遊學一年回到中國。那時日本侵華戰爭已全面爆發，他們一開始想去西南聯大，但後來回到上海發現再去昆明十分困難。當時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在湖南國立藍田師範學院教書。錢鍾書寫文章有一股傲氣，但在家裡其實還是很聽話的，父親讓他也來這裡教書，他不得不去。錢鍾書在藍田教書這一時期對他日後創作幫助很大，他去的這一路耳聞目睹，看到很多內地學校中的老師，這些世態人情慢慢就跟後來《圍城》中的三閭大學有很多聯繫。我們不好說三閭大學的誰就是誰，一一對號入座，這不僅不禮貌，也有失風趣。
楊絳先生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寫過一本《記錢鍾書與<圍城>》，在這本書裡給了大家一些提示，有一些提示她不能說得太詳細，只能讀者自己體會。但通過她的提示，我們會看得出來錢鍾書把他生活裡從小長大，包括小時候一些親戚，很多見聞和閱歷都寫進了《圍城》裡面。當時楊絳先生曾送過我一本，還題了字，現在翻開來看心裡還是暖暖的。楊先生一直活到105歲，曾有一段時間，我作為她曾供職單位的一員，每年都會去看望她，向她請教一些問題，從中受益良多。按照楊絳的說法，錢鍾書是在1944年，他們夫婦都生活在上海期間開始創作《圍城》的，1946年完成。
鄭振鐸先生同錢鍾書夫婦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交往頗多。我們現在要對抗戰時期上海的文化生活有一種豐富的想像，千萬不要以為那個時候文化生活特別單調、乏味，不盡然。那個時期上海的出版業極其發達，中國傳統的版畫集，非常精美而且是套色的，就是由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當時鄭振鐸在上海主編《文藝復興》雜誌，一本文學期刊。《文藝復興》自1947年起開始連載《圍城》，連載完以後，再作為單行本出版。所以《圍城》在解放之前已經有一個全本。
錢鍾書當年在《圍城》前言裡有一個短短的重印前記，非常短，兩頁多一點。他說曾經想寫一部作品，《圍城》之後的《百合心》，但這個稿子後來丟掉了。《百合心》的稿件具體怎麼樣我不太清楚，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到了十分敏感的時期，蔣介石的政權搖搖欲墜，新的政權也在懷胎十月過程中，這本書裡會不會有一些話題比較敏感？我不知道。但錢鍾書先生說1949年夏天從上海到北京來，回到了清華大學，這個稿子已經沒有了，那時候北京已經解放了。
我們看《百合心》這個題目，實際上是受到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南方人很喜歡吃百合，帶點苦艾艾的味道。百合一瓣一瓣剝開來後，裡面是空心的。這一點讓我想到在西洋戲劇裡易卜生的《培爾·金特》，裡面剝洋蔥的場面讓人印象深刻，不斷被剝落的洋蔥皮正是培爾·金特在一生中所扮演的一層又一層的身份……人的內在是不是有著一個堅定不移的內核，還是像百合、洋蔥一樣是中空的，沒有芯。我覺得錢先生有可能在探索這方面的話題。
在抗戰期間錢鍾書和楊絳沒有理想的工作，他們是有民族自尊心的，所以寧可艱苦度日，同時兩個人都從事創作。楊絳在1940年代末，用先生自己話說，她的戲劇在上海演出以後影響比較大，實際上她可能要比錢鍾書還要更有名一些。錢鍾書《圍城》出版以後，是在解放前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很長時間裡，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不會提到這本書。這本書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再研究中國現代小說，有很多人開始關注到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繼而發現1940年代的上海灘還有像錢鍾書、張愛玲這樣的作家。當然，錢鍾書和楊絳不一定喜歡張愛玲的作品，有些地方可能還有些暗諷。但隨著夏志清的介紹，大家慢慢知道了錢鍾書的創作成就。
《圍城》這本書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當時反響不一定很大。但我們已經可以從小說中看出很多新風，看到人物塑造的豐厚性。1980年之前，人們習慣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創作和讀解人物，在那之後以復旦大學盧新華短篇小說《傷痕》為代表，講述「文革」創傷的「傷痕文學」又風靡全國，大家又開始去分誰是受害者，誰是施害者。但《圍城》不一樣，它把人世間的多元性、複雜性，好壞交雜成熟的人生態度呈現給大家。小說真正有了全社會的影響力是1990年《圍城》這部電視劇的推出，當時電視劇連帶小說，包括錢鍾書和楊絳夫婦一下子在中國變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同名電視劇我是看了的，在我看它遠不及小說內容豐富。因為錢鍾書先生是喜歡諷刺挖苦的，他的諷刺可以說無處不在，你一一不留神，沒有在意，他那有趣的目的就逃過了讀者的眼睛。所以讀《圍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讀。
新婚的錢鍾書和楊絳搭乘郵輪赴英留學。「相對而言，錢鍾書對方鴻漸還是友好一些的」錢鍾書和別的作家不一樣在於，他寫這個人身上的缺點毛病，卻不會令讀者心生厭惡。《圍城》中所有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缺點背後是人性的弱點，不是說他們都道貌岸然，而是每個人都有可笑之處。民國期間的中國學界很多人以留學生身份標榜自己，但那時候很多留學生出去究竟讀的什麼書？究竟拿到什麼學位？在國民黨時期的教育部門沒有一個嚴格的審查制度。不像現在，留學生回來以後，學位先要到教育部下屬的機構去認證，那時候沒有。中國讀書人，傳統文人身上很多都有那麼一點虛榮心的，覺得自己應該做大官，做宰相，如果讓他們做縣官，往往就要滿腹牢騷。有一句話叫「屈居下僚」，其實是值得現代人反思的。但正是有這種傳統觀念，他們出洋留學歸來，往往就會把自己這段經歷重新描畫一番，甚至是描金燙紅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和地位。像這種人在民國年間的知識分子中是不少的，錢鍾書作為一個相對年輕些的知識分子，他又不能直說你這個學位是騙人的，你這段經歷是編造的，所以他就通過小說的形式來諷刺挖苦。
打開《圍城》，開頭便是經紅海到印度洋的這條船上——我們知道錢鍾書和楊絳當年從巴黎遊學歸來，回國便是坐輪船。坐船是件蠻有趣的事，不同的艙位就是不同的社交圈子，在甲板上也是一個戲臺。在這個小小的圈子裡，大家都是天涯過客臨時湊在一起，可能明天就靠岸天各一方了，所以這個情況下人們擺脫了「熟人社會」，往往就會對自己要求放低一點。錢鍾書夫婦把坐船的見聞也揉匯進了小說。
這條郵輪上有方鴻漸和蘇文紈，他們都不是正面角色。方鴻漸在國外讀書數載，學無所成，最終寫信給美國的一個愛爾蘭人。為什麼是愛爾蘭人，這些細節大家要注意。因為當時愛爾蘭人在美國地位稍微低一些。由於比較窮，所以他們中有人在社會尋活路就會走捷徑，其中之一就是專門給外國人販賣假文憑。方鴻漸就寫信找他，30美金混到了一個克萊登大學的假文憑。錢鍾書小說中的描繪並非出自杜撰，實際上是有類似事情的。方鴻漸回國以後有人請他來做講座，介紹他出場的人很無知，說「克萊登大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學府，地位仿佛清華大學」。所以錢鍾書先生真是很可愛，自己母校的玩笑也要開開（笑）。但玩笑歸玩笑，但錢、楊二位心底最愛的學術機構是清華大學，他們畢生的稿費後來全部捐給清華，設立「好讀書」獎學金，目前這個基金收到的版稅所得已超過五千萬元。
錢鍾書自嘲的範圍特別廣。他本人是無錫人，《圍城》裡的方鴻漸呢，介紹到他的籍貫時說他們那個城裡面一些行當特別有名，磨豆腐、打鐵，還出泥娃娃，對江蘇文化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便知道這都是無錫特產。錢鍾書用一個無錫人做主角，但並沒有用十分恭維的筆觸描寫無錫人。我們會覺得他有種種缺點，但我們心裡最終還是能夠接受他的。錢鍾書和別的作家不一樣在於，他寫這個人身上的缺點毛病，卻不會令讀者心生厭惡。《圍城》中所有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缺點背後是人性的弱點，不是說他們都道貌岸然，而是每個人都有可笑之處。
相對而言，錢鍾書對方鴻漸還是友好一些的。船上還有一位後來在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人物，蘇文紈。但是錢鍾書先生描寫蘇文紈，我覺得有時候也不大客氣。蘇文紈在甲板上有一個躺椅，你看看風景蠻好的，但蘇文紈不是看風景，而是看書，書一直拿在手上。錢鍾書覺得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在讀書？用不著在公眾場合把讀書的樣子擺給大家看。這裡錢先生還給讀者一個小小的提示，他沒有說得太明確，蘇小姐很可能在讀一本法文書。這背後牽出來一條線索：法國在庚子賠款的管理上並不是很好，管理這一款項的人在法國裡昂建了一所大學，叫中法大學。據我所知，當年很多去中法大學的人並沒有好好讀書，純粹是混個文憑回國可以糊弄人。
蘇文紈在中法大學做做中國現代詩人的研究。這一點，其實看得出錢鍾書挖苦是很兇的。這在當時中國留學生裡面是有代表性的，出國以後做什麼？反而開始研究中國文學、中國哲學。錢鍾書在牛津做什麼？研究16到18世紀英國文史資料或文學作品中關於中國園林描述的歷史，當年沒有電腦搜索，他要靠自己大量閱讀，然後整理出一個脈絡，來講那時候英國著作裡怎麼講中國的園林。這是不容易的，他用這個拿了B.Litt學位。錢鍾書覺得中國現代詩歷史這麼短，有什麼值得研究的？需要什麼來做研究？而且你的導師，他有資格指導你這方面的論文嗎？所以他這些諷刺都是在不動聲色之中，兩個人對話外人看來是在非常禮貌地進行，但這背後錢鍾書都是在給蘇文紈難堪。有時候這種難堪是不動聲色的，有時候這種難堪錢鍾書是忍不住要跳出來的。
我覺得他忍不住的時候特別多，有時候忍得住一點也許更好。他實際上諷刺挖苦的驅動力太強了，把它關在盒子裡關都關不住。有一次蘇文紈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讀法文書，邊上有一個太太帶著小孩子在甲板上散步，那個母親帶著小孩子到蘇文婉邊上去，小孩子手會伸出來。錢鍾書說「蘇文紈握住他的手」，其實並不是表示友好，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覺得這位女士有愛心，挺喜歡孩子的。錢鍾書下面說了一句話，「她怕這個孩子的手弄髒她的衣服」。像類似這樣的描寫，看似是出於很好的動機，背後都有比較自私的驅動力。錢鍾書善於做這樣的冷眼旁觀，英文中有個詞語叫sinister，中文裡找對照，可以是「人心惟危」。我們說這個人比較cynical，或者比較cynic，就是比較憤世嫉俗，諷世者的意味。錢鍾書經常這樣，他會看透人世間背後的這種算計，一般人可能會受騙上當，但錢先生不會為表象所迷，但這樣清醒有時候也是很累的，讀者有時候也不免會感到稍微有點累。
「錢鍾書身上有一種稚氣」除了寫景，錢先生寫對話也是一絕，在中國現代文學裡面，真是一個高手。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中國作家總的來說寫對話能力不是很強，但錢先生是個例外。一方面他集成了《紅樓夢》中對話精彩的傳統，另外一方面他留過學，知道怎麼樣把說話變成一種藝術。可中國近幾十年來，能把說話作為一種藝術的本事正在消亡。從紅海郵輪上一些中國人開始寫起，回到中國登岸大家作別，每個人又開始繼續演各自的人生大戲。我們知道那時候留學生回到中國跟現在不太一樣，現在我們（自己的高校）比較自信，每個人都要看你的研究能力，看你的學術成果。那時候一張洋文憑就是金字招牌，你可能沒寫過什麼東西，但馬上可以做副教授、教授。錢鍾書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所以在《圍城》裡對在他之前的中國留學生說話不大恭敬，他心裡是不大看得起的。這就講到錢鍾書為何離開西南聯大的緣由，是不是對有些前輩講話不太客氣？對此楊絳先生是否認的。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所愛的人在所有場合說話都特別妥帖，但實際上可能要複雜一些。當然這背後原因很多，我們不深究。錢鍾書夫婦生活在上海，之前又有過輾轉各地的經歷，這些累加在一起使他們兩寫出來的東西帶有強烈的時代和地域背景，而這又是很多逃難到內地，不管是在重慶還是延安的人所不具備的。
錢鍾書在《圍城》中運用了很多修辭手法，這其中不少是舶來的。比如他說方鴻漸最恨小城市裡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時髦，鄉氣的都市化」。類似這樣的筆法在外文中其實很常見，叫做「矛盾修辭法」，比如「開明的愚蠢」「明亮的黑夜」。錢先生中文好，但他很多語法是借鑑外國的，這一點在魯迅作品中也很常見，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特徵：有些句式不像是地道的中國話，而是一種文化雜糅。外文叫做「Hybrid」，錢先生的行文中雜糅性，雜交性特別多，這反倒成為他一個優勢。
小說裡趙辛楣跟方鴻漸關係不錯，趙的社會地位各方面比方鴻漸要高一些，他跟汪處厚的太太有一點微妙的感情共鳴，有一天兩個人出去散步。那時候在中國，一個有夫之婦和一個未婚的青年男士晚飯後結伴散步，好像是逾越了一點規矩了。後來被汪處厚發現大怒，要兩個人老實交代。這個場景是蠻尷尬的，但錢先生還是在此夾雜了一些玩笑話。小說中描寫汪處厚手拍桌子，仿佛從前法官拍驚堂木，這是惱怒至極了，但馬上筆鋒一轉，又說他「偷偷地把拍痛的手掌擦著大腿」。這個反轉在英文中叫做「comic relief」，comic帶著起伏性，relief突然放鬆了，一種喜劇性的穿插調劑。修辭學上，我們也可以把這看作是一種「anticlimax」，反高潮，或者叫做突降法。通過非常微小的細節呈現出來，這就是錢鍾書的本事，他善於捕捉這些細節，讓大家看到。我們讀小說的時候，也要從無數細小的細節裡去捕捉作家的用心。
錢鍾書寫景狀物是一流的。《圍城》中這樣的描寫俯拾皆是，比如談到下雨，「一會兒，雨點密起來，可是還不像下雨，只仿佛許多小水珠在半空裡調皮著，滾著跳著，頑皮得夠了，然後趁勢落地……這雨愈下愈老成，水點貫串作絲，河面上像出了痘，無數麻瘢似的水渦，隨生隨滅，息息不停……」除了寫景，錢先生寫對話也是一絕，在中國現代文學裡面，真是一個高手。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中國作家總的來說寫對話能力不是很強，但錢先生是個例外。一方面他集成了《紅樓夢》中對話精彩的傳統，另外一方面他留過學，知道怎麼樣把說話變成一種藝術。可中國近幾十年來，能把說話作為一種藝術的本事正在消亡。在英國文學中，簡·奧斯汀的小說中對話就特別有趣，聽來讓人覺得愉悅，聽完之後又會覺得有所得。《圍城》的對話也給我們一些有趣的刺激，這些小小的刺激就是我們的語言和文化的滋養。
《圍城》中還有一個背景，中國現代教育興起。這使我們跟世界接軌的必然，要辦新式學堂必須有這麼一套制度上的設置。怎樣辦好一個大學，有很多方針、政策、手段都要借鑑外國學校。但錢鍾書覺得有時候我們過於想跟世界接軌，很多事情做得反倒不是很貼切。比如錢鍾書講到當時教育部來了一個學監，喜歡說大話，要把我們的學校辦得如何如何，具體到這個學校就要跟牛津、劍橋一樣推行導師制。《圍城》在這裡是諷刺的，因為很多東西平移過來行不通，有沒有這樣的師資，有沒有相對穩定的歷史傳統，教師跟學生的比例是怎麼樣的？所有這些條件都具備你再勉強試試看，而不是學一些皮毛，做做樣子。錢鍾書幾乎把諷刺的筆觸，涉及到中國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對而言，不知道這算錢先生的長處還是短處，他好像從來沒有諷刺過英國或英國人。可能是那個時候在英國讀書的人對外國還是有一定成見的，也抱著一種老大帝國的心態，這種態度或多或少在錢鍾書身上帶了一點。所以他要諷刺起來，也是選對象的。
但他當年這種鋒芒畢露的諷刺挖苦，我這裡要表示一點保留意見。錢先生有位清華的老師叫葉公超，英文很好，修養也很好。葉公超曾經在魯迅逝世以後評過魯迅，認為在文學裡面，有時候諷刺挖苦不能太多，要保持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之後就不叫諷刺了。葉公超這句話對錢先生是有教益的，錢先生有時候也是諷刺挖苦起來就收不住，比如他特別喜歡描寫人不好的長相，而且是把描寫落在實處。但實際上，類似這樣的措辭還是應該謹慎小心些。寫了別人的長相，又加上許多比喻，儘管讀來蠻妙的，但還是會讓人覺得是在炫才。
錢先生的中文本事太好了，這體現在《圍城》的動詞使用得特別好。一個人駕馭語言的能力，不是看你用了多少形容詞或者副詞，其實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他能否確切地使用動詞的能力。中國人作詩講究詩眼，這個詩眼往往就是動詞。錢先生在寫小說的時候，看著他是在平鋪直敘，但這個過程裡面經常會鑲嵌一些特別恰當的詞，可能大家心中皆有，但下筆就寫不出來的詞。比如他講天氣漸熱，青蛙開始鳴叫，不是說哇哇地叫，而是用了一個詞，「試聲」，學著發音，小小的兩個字既點出了變化，也顯出一種聒噪，非常妙。可以說他語言武庫裡面不光是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般、七十二般也是有的。他這種語言的功夫是對現代漢語的貢獻。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就提出過一個觀點，「語言並不單純是思維的產物，思維反過來會被語言所影響、塑造。」語言如果持續退化，都用很空乏、不具體的語言，這最終也會讓我們的意識和思想變得蒼白、粗糙。錢鍾書通過他的小說創作，通過他的文字，使我們變得練達，對生活更有體會。
錢鍾書在1949年以後沒有再寫小說，他不創作實在是太可惜了。另一方面，我覺得他也本該是個非常好的文學批評家，從他早期的評論文章來看，絕對有益於中國人文學批評意識的培養，但後來他的學問變成了《管錐編》《談藝錄》筆記式的學問，而一兩萬字的評論文章就很少見了。改革開放後他最有名的一篇論文是《詩可以怨》，但總體來說，他還是應該多寫些早期的，絲毫不客氣的，充滿反諷的批評文章，這對整個知識界幫助才更大。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也受到波及，曾經有一度要「拔白旗」，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楊絳的論文都是「白旗」……這些運動對他的創作以及正常的文學批評也是一種壓制。楊絳先生曾說錢鍾書身上有一種稚氣。文學所的老先生們回憶和錢鍾書在一起的往事，也覺得他給大家帶來了很多歡樂，他隨口總是妙語迭出，不管是說到中國文學還是外國文學，都通吃。現在如果還能把這些老先生們都發動起來回憶下錢鍾書當年的語錄，那會是個很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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