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的比較優勢取決於兩個條件：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在全球化背景下，海運仍是主要的國際貿易運輸方式，這是因為海運成本遠遠低於陸上運輸，而且世界上的主要國際貿易流（除歐亞大陸內部）根本沒有陸上連接。因此，中國的沿海城市便於參與國際貿易，從而具有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在沿海地區，天津以北的海港在冬季結冰，而且北方內河航運條件不好，河流在冬季結冰，東北有些河流出海口不在中國境內，因此，東南沿海（尤其是長江中下遊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更具有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相比之下，除少數大城市周圍外，中西部和東北的大部分地區更具有發展農業和旅遊的比較優勢，同時一些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比如礦產和森林，從而具有發展資源型產業的比較優勢。
在現代經濟中，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也是到國際市場的距離，而到大城市距離則是到國內市場的距離。大城市往往地理條件較好（比如自身就是港口），或者是行政、文化和教育中心，本身所集聚的人口又產生市場規模經濟效應，因此在發展現代服務業方面具有優勢。此外，因為大城市的人力資本外部性，高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會提高，從而具有發展科研創新等高科技產業的優勢。當大城市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城市與周邊城市的經濟聯繫越來越緊密，大城市的集聚溢出效應對周邊城市的經濟帶動作用明顯，使得大城市周邊城市具有發展配套產業的比較優勢。
資源錯配的後果分析在全球視角下，倒逼產業轉移的結果往往事與願違。中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低，似乎相對於東部沿海地區具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越南、泰國等地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更低，同時擁有港口，相對於中國中西部地區更具有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而中國欠發達的內陸地區吸引的企業有不少是高汙染、高耗能企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間競爭越來越激烈，當中國沿海地區成本上升，那麼產業就會轉移到越南等國，這類似於國家間的「雁型模式」。在中西部地區仍然存在大量勞動力的情況下，中國卻過早地「淘汰」了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不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
因此，由區域發展政策導致的空間資源錯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研究發現，在 2003 年之後，中國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趨勢出現了放緩跡象，而當時中國經濟處在加速時期，按照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具有順周期特徵，當時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應該增長更快才對，因此，對於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趨勢下降的解釋，只能來自於 2003年開始的區域政策因素導致的資源錯配。2003年，在沿海地區收緊土地供應的政策也伴隨著清理整頓開發區的政策，導致大量東部開發區被關閉，由於東部沿海地區存在著強大的規模經濟效應，開發區政策的收緊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出現了明顯的生產萎縮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現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總體上2003年出現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的拐點。
我們研究也發現，在2003年之後，由於在東部地區收緊了土地供應，導致這一地區出現了房價快速上升，並進一步推動了工資上漲。同時，房價的快速上漲又引導企業增加購買住房，對實體經濟的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而在廣大中西部地區，「建設新城—土地抵押與再融資—新城擴大建設」的循環過程成為當地政府拉動短期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之一。結果是，中西部地區大量工業園出現閒置，部分人口流出地的新城甚至淪為「鬼城」、「空城」，導致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中小城市，規劃建設面積大且距離老城區遠的新城，給地方政府背上的債務更重。
從經濟增長率上看，在中央政府的平衡區域發展政策的幹預下，中西部地區確實實現了經濟的較高速增長。但值得注意是，投資對於 GDP 的拉動作用又是取決於地理條件的。根據本文計算發現，2003年後固定資產投資對 GDP 的彈性出現明顯下降，尤其是在中西部，投資對GDP 的拉動作用更明顯地下降，而在東部，特別是北京、上海和廣東仍然維持了較高的投資彈性。
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除了依賴轉移支付外，同時是靠大量的借債投資實現的。因此，對於區域發展政策可持續性的重要判據就是債務—GDP比率，這一比率本質上反映了投入—產出比，如果沒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則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將越來越重。在基礎設施方面 ，西部大開發戰略後，西部大部分省份的基礎設施開始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而東部和中部一些省份的基礎設施仍然明顯不足。同時由於2009年之後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籌措資金的，可能會給地方政府帶來財政風險。中西部省份相比於東部省份有著更高的債務—GDP比率，其中青海、貴州、雲南和寧夏最為明顯。
在地級市層面，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同樣嚴峻。我們發現，2012~2015年的債務/GDP的係數均大於 1，說明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可能存在滾雪球效應，債務負擔愈發嚴重，同時，轉移支付並沒有降低地方政府債務，而債務高企與投資彈性低也呈現明顯的相關性。
如何在效率與平衡之間取得雙贏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 70 年曆程，體現的是中國從封閉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地理的勝利」，具體表現為經濟從前 30 年的分散分布，到近 40 年持續向沿海（特別是東南沿海）以及一些區域性的中心城市周圍集中。放在全球視野裡，這樣的空間集聚過程是普遍趨勢，並仍將繼續。
但是，由於觀念的不適應和制度的調整滯後，人口的跨地區流動雖然已經大幅度增長，卻仍然慢於經濟的集聚，因此，地區間差距一度出現擴大的趨勢。面對這一局面，在 2003 年之後，一系列區域發展政策走上了一條以行政力量影響資源空間分布的道路，這一過程在客觀上使得地區之間人均 GDP和人均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它的代價是巨大的。由於地理劣勢地區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成本高昂，而農業、旅遊和自然資源等行業對於就業的容量有限，於是出現了效率與平衡目標的衝突。
換句話說，如果不調整阻礙人口流動的政策，則地區間人均收入差距必然居高不下，如果行政力量幹預資源的空間分布，帶來的結果就是經濟發展的質量受損。具體的表現是，在欠發達地區大量興建背離比較優勢的產業園和基礎設施投資回報不高，卻導致政府債務高企。而在投資回報較高的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卻因為人口流入受阻和土地供應受限，導致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成本快速上升，削弱了城市的競爭力。
本文所提供的證據證明，在當前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仍然取決於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的情況下，越是遠離大港口的地方，得到的轉移支付和相對土地供應份額反而越多，而同時越是在遠離大港口的地方，投資對於經濟的拉動力越低，於是，在整個國家的層面出現了資源的空間錯配。
如何在效率與平衡之間取得雙贏。本文再次強調，勞動力市場統一的最終目標是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勞動力自由流動，既可以通過經濟的集聚產生巨大的生產效率，又可以獲得城鄉和地區之間的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的收斂，這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可以實現效率與平衡的雙贏。面向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時代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發展道路需要在觀念和制度等方面進行全方位革新。
在觀念上，應認識到市場化、全球化和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經濟向沿海地區和區域中心城市周圍集中仍將繼續。經濟進入後工業化階段之後，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大城市及其周邊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進一步提升。
這一長期趨勢要求全社會摒棄傳統發展模式中追求地區間資源均勻分布的觀念。在制度上，應加快改革，促進勞動力向就業機會多和收入高的地區流動。隨著戶籍制度的調整，逐步實現勞動力在哪裡就業、居住和納稅，就在哪裡平等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是統一國家內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最終目標。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要在省級統籌基礎上加快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進度」，這將為跨地區勞動力流動創造條件，也讓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未來，還應進一步打破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本地化和短期化的激勵。地方官員的晉升和考核與本地短期經濟增長逐步脫鉤，尤其是在地理劣勢的欠發達地區，應更加著眼於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一定要把人口留在當地。而在人口流入地，則更應該著眼於整個國家的利益，促進穩定居住和穩定就業，讓外來人口在本地安居樂業和融入本地社會。
在國家的財政制度層面，應允許轉移支付更多與轉移人口同步，在人口流入地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人口和經濟的承載力。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強土地管理靈活性，使優勢地區有更大發展空間。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農產品主產區、困難地區提供有效轉移支付」。
（作者陸銘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李鵬飛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鍾輝勇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原題為「發展與平衡的新時代——新中國70年的空間政治經濟學」，原刊於《管理世界》2019年第10期。）1．《馬克思的現代技術之思》，載《學術月刊》2020年第4期，作者：劉日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2.《法國哲學四條重要發展路徑之考察》，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作者：馮俊（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3.《發展與平衡的新時代——新中國70年的空間政治經濟學》，載《管理世界》2019第10期，作者：陸銘、李鵬飛、鍾輝勇（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4.《司法人工智慧的重塑效應及其限度》，載《法學研究》2020年第4期，作者：馬長山（華東政法大學）
5.《確立職業教育的類型屬性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根本需要》，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0年第1期，作者：徐國慶（華東師範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
6.《<金瓶梅>成書之爭與模糊判斷》，載《文學遺產》2020年第4期，作者：陳大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7.《近代長三角郵政空間的演化——兼論長三角基層市場網絡》，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劉雅媛（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8.《智能革命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初探》，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作者：高奇琦（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
9.《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生產範式——以晏陽初和費孝通的實踐為例》，載《學術月刊》2020年第6期，作者：李友梅 耿敬（上海大學社會學院）
10.《審美能力的構成》，載《文學評論》2019年第5期，作者：劉旭光（上海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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