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為了敦促日軍投降，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首先投下了一顆原子彈，隨後的9日，又向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這是我們的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上都會寫到的一次歷史事件。但是歷史教科書的存在只是證明了原子彈的震懾，客觀上確實促使日本天皇發布投降詔書，結束戰爭，卻沒有更多的細節告訴我們，美國為何要向日本，而非德國投下原子彈；也並無表明為何選擇了廣島和長崎作為原子彈的投射地點。更為重要的一個層面上，教科書從未寫過，當原子彈投下之後，廣島和長崎這兩個基本還化為廢墟的城市，那些無辜的國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普立茲獎得主，美國作家約翰·赫西的《廣島》一書用冷靜寫實的手法，聚焦於在原子彈爆炸後的六位普通人身上：一位是罐頭廠的職員佐佐木敏子、一位私人醫院的藤井正和醫生、一位裁縫的遺孀中村初代太太和她的三個孩子、德國傳教士威廉·克萊因佐格神父、年輕的外科醫生佐佐木文輝、牧師谷本清。這六位人物基本涵蓋了日本的不同階層。當然，與其說他們代表著日本的普通民眾，倒不如說他們在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刻，躲過了劫難，活了下來。與「倖存者」這個我們常用的稱呼不同，人們經常用「被爆者」（被爆炸影響的人）來稱呼這一獨特的群體。約翰·赫西在《廣島》中解釋說：「說起那些經歷了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人，日本人常常迴避『倖存者』這個稱呼。因為這個名稱強調的是生者，可能對逝者稍有怠慢。」我們熟知的「倖存者」大都用於形容納粹大屠殺中，從奧斯維辛等集中營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從「倖存者」到「被爆者」的不同稱呼之間，可以略微窺得猶太文化與日本文化之間的差異。
值得提及的是，本書作者約翰·赫西1914年出生於中國天津，他的父親是美國在中國的傳教士。小赫西在天津度過童年，10歲回到美國，1936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成為一名新聞記者。1939年被《時代》雜誌奉派到中國重慶，對中日戰爭進行採訪。在此期間，他去過抗日最前線，也去過日本，採訪過不少軍政要人，寫了很多報導。此後，他一直都在二戰的主要戰場，去過菲律賓、西西里、莫斯科、東京，對戰爭進行了全面的報導。他撰寫的第一本書《阿達諾之鐘》，隨後為他贏得了1944年的普立茲獎。他寫的《廣島》被馬爾克斯稱讚為一部偉大的報導和出色的作品。作為非虛構作品的《廣島》，呈現出了極為客觀寫實的新聞形象，尤其是對爆炸後廣島各個地區的慘不忍睹的原生態語言描述，讓歷史具有了逼真的畫面感，就如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一樣的場景。但是，作為新聞紀實的《廣島》並未對這場戰爭以及原子彈過多著墨，中文版收錄了劉檸撰寫的代序《美國為什麼對日本動用原子彈》，對爆炸的背景做了細膩全面的分析，彌補了讀者閱讀時背景知識的不足。
據當年日本官方統計的數字，在廣島原子彈爆炸中有七萬八千多人喪生，一萬三千多人失蹤，三萬七千多人受傷，但隨著幾個月後更多的屍體被人從廢墟中挖出來，無人認領的骨灰盒數量上升，統計學家承認至少有十萬多人在爆炸中喪生。但這個數字註定是不準確的，不是由於統計學的問題，而是原子彈的輻射造成的併發症，很可能導致數十年的影響，所以想要統計出多少人直接死於各種病症是不可能的。在《廣島》中，赫西選擇的六位主人公，他們身上都有各種併發症的影響，甚至在數年後才會發現身體機能陷入了各種癌症的病痛之中。
在赫西的筆下，這個城市的國民是最無辜惡毒受害者，同樣更是最為值得敬佩的被爆者。除了各種驚心動魄的救援場景的描寫，赫西花費大量的筆墨描述那些在遭受到爆炸後的生存者的心理活動。這個民族值得敬佩之處在於，他們在任何災難面前都沒有喪失自身的文明與修養。赫西藉助西方人的視角，通過神父克萊因佐格的觀察傳遞給我們一種震撼人心的細節：「對西方人克萊因佐格神父而言，河邊寂靜的竹林是他一生中見過的最令人驚懼的慘烈場景。幾百個重傷者一起躺在那裡，傷者都一生不哼，沒人哭泣，更沒有人痛苦地喊叫，沒人抱怨，那麼多人死去，都沒有發出聲響。甚至沒有孩子也沒有哭鬧，幾乎沒人講話。克萊因佐格神父把誰端給那些傷者喝，他們的整張臉幾乎都被熱輻射灼得血肉模糊，但是喝完後他們都還微微起身向他點頭致謝。」
這種觀察當然不是個案，如果留心整本書，就會發現在爆炸發生後，就算是那些在廢墟中掙扎的人都沒有喪失這種基本的文明素養：「如果可以的話，請您救救我。」呼救中仍然帶著日本人特有的一種禮貌。谷本清牧師在爆炸後為了尋找自己的家人，一路行進，身邊有無數的傷者蹣跚行進，谷本只能跑著超過他們：「身為一個基督徒，他內心充滿了對這些被埋在廢墟下的人的同情，同時身為一個日本人，他對自己沒有受傷感到十分慚愧。」他一路經過的都是被嚴重燒傷的人，因為慚愧，他在匆匆離開時，對一些人說：「原諒我沒有像你們一樣受傷。」當然有慶幸，但是更多的是一種自責。當他身邊的人都遭受到苦難時，只有他安然無恙，這種沒有受傷反而成為了一種道德上的負擔：災難發生時，我們都是人類。
劉檸在開篇的序言中分析了為什麼美國選中了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作為原子彈的投射地，其中提及到幾個原因，原子彈在研發之初就是作為實用武器研製的，帶有極強的危機感，所以作為一種武器，如果有利於終結戰爭的話，他們毫無疑問會投入使用；根據二戰的具體情況，理論上，德國應該是首要的目標，但是當第一顆原子彈研發成功時，德國已經投降了兩個多月，逃過此劫，而日本遲遲猶豫不定，給了美軍痛下殺手的理由；日本之所以猶豫不定，正是想求得蘇聯的支持，掣肘美國，美國投射原子彈佔據了外交的主動權；當然還有對日種族的歧視——正如日本對中華民族的歧視一樣——種族歧視從來都是雙向的，我們稱之為日本鬼子，日本稱中國為支那。這種種族之間的隔閡有著深層的文化根源，但也促發了一系列的戰爭。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內從未低沉過的抗日情緒與這種種族之間的隔閡有著密切的關聯。抗日戰爭雖然已經結束了將近八十年，但是抗日的情緒從未消沉過。某種意義上，在我們這個多元化，逐漸分散的社會中，如果存在某種共識的話，那就是歷史上的抗日，以及在意識形態上繼續進行抗日宣傳——電視劇上每天都在播放的抗日神劇，從他者的種族身上尋找到了我們唯一共通點。很可悲的是，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激昂的抗日宣傳從未分清過，抗日是需要區分軍國主義和普通民眾。我們習慣把我們看作是抗日戰爭的唯一受害者，而日本是施暴者。但事實上，戰爭中沒有永久的勝利者，我們都是受害者：一方是國內虛假歷史意識形態的受害者，另一方是日本軍國主義流毒的侵害者。而真相只有通過類似《廣島》的作品才會在長期的理解和溝通中得到和解。
思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