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裝飾》雜誌進行了首次年度「優秀投稿論文」的評選暨優秀作者交流活動，並作為年度常設活動舉辦。
日前，《裝飾》2019年度」優秀投稿論文」名單出爐，2020年度的「《裝飾》學術年會」，將對優秀作者進行表彰，並舉行學術交流活動。
我們將在微信公眾號陸續推送2019年度「優秀投稿論文」，並附上編輯評語，以饗讀者。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一篇
「史論空間」欄目的優秀論文
編輯點評
古代設計史該如何研究？如何書寫？本文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範例。關於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以及明清時期字體設計的文章很多，但多偏向於版本研究與形式分析。而本文的出發點則是書籍字體、章法、版式背後的印刷技術。作者在開篇便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何被世人稱讚為先進技術的「模件化」印刷，自北宋慶曆年間到清道光年間，歷經800餘年發展卻並未在信息傳播中佔主導地位，而處於被「邊緣化」的境地？隨後，又通過兩個典型個案的比較研究來為古代「模件化」印刷傳播邊緣化的原因探究提供論據。最終，從技術學的角度得出結論：「模件化」印刷沒有達到彌補雕版印刷缺陷的技術能力。文章不僅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並且配合了恰當的研究方法，分析過程也較為縝密，結論具有一定的啟示性。（周志）
技術學視域下「模件化」印刷技術的邊緣化——以程甲本《紅樓夢》切入
石 琳
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內容摘要：活字印刷技術作為中國古代「模件化」技術的典型代表，被普遍認為領先於雕版印書技術。然而，在中國出版史中卻始終處於被邊緣化的境地。「目驗法」下的《紅樓夢》程甲本活字與雙清仙館本的對比，展現了清代工匠技術和工具技術的局限性，「模件化」印刷無法實現對雕版印刷缺陷的補償。究其根源，「模件化」印刷的工具技術完全受制於自然經濟下的社會技術。抑或說，清代的社會技術決定了「模件化」印刷技術不能夠也不允許革新雕版印刷成為社會主流。
關鍵詞：模件化技術、活字印刷、雕版印刷、《紅樓夢》、程甲本
所謂的「模件化」，即「零件可以大量預製,並且能以不同的組合方式迅速裝配在一起,從而用有限的常備構件創造出變化無窮的單元」[1]。活字印刷技術就是中國「模件化」生產的典型代表。但有學者研究發現清代存世的善本中活字本數量甚至遠低於手抄本數量。[2]為何被世人稱讚為先進技術的「模件化」印刷，自北宋慶曆年間由布衣畢昇發明到清道光年間，歷經800餘年發展卻並未在信息傳播中佔主導地位，而處於被「邊緣化」的境地？基於此，我們選取道光十二年（1832年）雙清仙館本《紅樓夢》評本與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紅樓夢》活字程甲本進行古籍版本鑑定[3]對比，從而找出程甲本版本特點背後反映出的「社會技術」「身體（工匠）技術」「機械（工具）技術」[4]間的相互關係，進而為古代「模件化」印刷傳播邊緣化探究提供依據。
版本鑑定一般由目驗法（「字體、版式、紙張、墨色、開本、裝幀等外部形式」）和考訂法（「古籍的書名、卷次、牌記、序跋、刻工、諱字、題跋、識語、印章等等」）兩種方法。[5]本文主要以「目驗法」展開對《紅樓夢》的兩個版本分析，找出其中差異。
雕版印刷一般由善書者寫版。書寫時每一豎行都以中心線為準，並且為了追求書法筆勢上的連貫性，相鄰字之間常出現點畫呼應、疊壓現象，如雙清仙館本卷二「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一句中「嚷」字的上點出現在「只」字兩點中間位置。「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眾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一句中「的」字末筆「原」字首筆出現位置呼應。雙清仙館本每一版面章法上，字與字之間即使有穿插關係，字的「行氣」也非常流暢，字間緊湊而不擁擠，疏朗而不覺間斷，富有節奏韻律。整體看雙清仙館本版框、界行、版心魚尾印刷工整。（圖1）雙清仙館本的章法美，貼切地反映了古代讀書人對書法藝術的追求。正如嶽珂《玉楮詩稿》「因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乃發興自為，手寫一百零七版」[6]。
相比之下，程甲本常見單個文字傾斜或錯位偏移中心線問題，如程甲本卷二「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中的「來」「封」「肅」字出現傾斜，「忙」「小」字偏離一行中心軸線，這些問題在程甲本中頻頻出現。又如「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一句中「把封肅推擁」五字整體傾斜等。從章法上看，程甲本板面字間距較雙清仙館本鬆散得多，字符之間無點畫呼應關係。細看程甲本，版框四角、界行與上下邊欄連接處、版心魚尾與兩側界行銜接處縫隙明顯，且界行墨線時有時無，多呈扭曲狀，這與雙清仙館本有顯著差異。（圖2）
1.雙清仙館本卷二 第一頁
2.程甲本卷二第一頁
雙清仙館本字的筆法上，字體點畫起筆、收筆法度森嚴，轉角乾淨利落，可以看出工匠鐫刻時為保持書法原跡的美觀，刻工下刀如用筆，力求做到「透過刀痕見筆痕」。並且結字平正安穩、疏密勻停，字的大小均勻，風格統一。諸如雙清仙館本卷二「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我說看燈丟了」，重複出現「人」字5次，「爺」字4次，「說」和「太」字3次。除「爺」字一捺筆起筆與其他3字有所差異外，其他各字的字形、筆法、風格等非常一致。細看整版文字「部首偏旁的方圓、大小，筆畫的長短、粗細，結構的疏密，運筆的剛柔以及文字空間布白等對比手段則強化了其秩序美感。」[7]（圖3）
3. 上為程甲本中「說、 人、爺、太」字，下 為雙清仙館本中「說、 人、爺、太」字
不同的是，程甲本與雙清仙館本在上述同一內容中，「人」字就存在3種不同書法風格，「爺」「說」字分別出現2種字體差異，「太」字出現3種字體差異。（圖3）如遇缺字或原字模殘缺，臨時鐫刻補充字模，字形大小、風格差異更為突出，諸如程甲本卷一「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一句中的「得」「白」二字其字形、筆法與前後文字迥異。（圖4）此外，程甲本中常出現不同版面上的同一字，常出現完全相同的狀況，這也是活字版的特點所在。正如第一回「況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得潤人筆墨」與第二回「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兩句「更」字除字體著墨稍有差異外，其風格、結體、甚至斷痕都幾乎完全相同，可以斷定為同一字模所印。（圖5）
4.程甲本中「得「」白」 二字 5. 程甲本中「更」字
雙清仙館本字口清晰，整版墨色濃淡變化比較均勻。版面墨色偶有濃淡差異，往往呈現塊狀分布，如雙清仙館本第二回第3頁左上方出現著墨清淡問題。（圖6）這主要是由於木材因乾濕、冷暖等原因導致木板局部收縮，或原版基面不平導致。就單個字來看，雙清仙館本很少出現字的筆畫模糊不清的現象。
6.雙清仙館本卷二 第三頁
相對下，程甲本活字版面，常出現單個字印刷時濃時淡的現象。如第二回「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一句中，「生」「小」「工課不限多寡」幾字印刷較為清晰，而「年紀幼」「身」「又弱」幾字著墨濃淡不均，並且「年紀幼」3字局部筆畫印刷出現漏印。（圖7）點畫漏印、墨色忽重忽輕的現象在程甲本中比比皆是。（圖8）
7.卷二第五頁局部 放大程甲本（左） 與雙清仙館本（右） 對比 8. 程甲本卷二第五頁
從《紅樓夢》的古籍版本對比可以看出，即使到了清代中期，「模件化」印刷在字體、章法、墨色等形式美上仍然沒有達到或超越雕版印刷。這些形式美問題更多地反映出「模件化」印刷背後的技術缺陷問題，即工匠技術、工具技術。
由程甲本出現的字體大小、筆法、結體等風格差異，可以推測出當時預製構件字模是由多個工匠匯刻而成。活字模件預製工作量龐大，完全靠不同工匠手工雕琢，工匠很難做到標準化。所以每遇印刷任務，工匠臨時排字、拼版，其模件的差異導致版面無法達到技術與藝術的統一性。（表1）
表 1. 木雕版印刷與模件化印刷主要工匠技術步驟對比（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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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程甲本存在的「字誤、衍奪、顛倒、對仗不工、情理矛盾處」等紕繆1707例，僅文字排版顛倒處就有152處之多。[8]究其原因，一是「模件化」印刷的關鍵技術在於模件的預製與拼裝，具體技術要求則涉及預製模塊的標準化、模塊化。二是技術的分工與合作。落實到工匠技術層面，則要求工匠必須在每個工序上要嚴格遵守「法式」（標準）與協作：預製模件中工匠要保證雕刻技法、書風等的統一性；撿字、排字、拼板、拆板、收字等環節，除了熟練的技巧外，工匠必須還要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以保證印刷的效率與印刷內容的正確性。這對於傳統工匠的知識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當時社會環境工匠處在「『學』（科舉考試相關的詩文、辭賦等知識）與『術』（技術、技巧等）的分離」[9]環境。工匠群體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甚至很多是文盲[10]，很難勝任活字的排字、拼版、校勘等工作。活字模件拼裝的每個環節稍有不慎，就會在印刷中出現文字錯訛。
與雕版印刷相比，「模件化」印刷對工匠自身的知識和技術有著雙重的要求。美國學者託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oncis Carter）就曾說過，相對歐洲字母文字，對漢字而言，在近代大規模印刷出現之前，活字印刷既不實用，也不經濟。[11]
到清代，模件材料已由泥活字擴展到磁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錫活字等。但「泥字既不精整，又易破碎」[12]，而且早在元代就有人認為錫、鐵等金屬活字「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13]。由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斷，這可能就是程偉元和高鶚使用木活字印製《紅樓夢》的原因。實際上，木活字也存在諸多問題。沈括《夢溪筆談》載：「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沾不可取。」[14]此外，還存在字體容易變形、字面凹凸不平、印刷次數頻繁後字跡易模糊等問題。[15]程甲本中存在的問題說明木活字技術在清代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此外，中國漢字常用字約7000有餘，總量將近10萬字之多。加之某些字在一版中重複出現，因此活字模預製數量龐大。潘吉星先生曾言我國漢字字數以萬計，做成活字動輒十萬計，仍很費事，其優越性並不能一時顯示出來。[16]
相比之下，1440年德國工匠古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採用了鉛、錫、鋁、銻合金材料鑄字，這種材料具有熔點低、凝點高的特性，熔液流動性好，保證了字體的細節。在用墨上則採用了「將亞麻仁油煮沸，加蒸餾松樹脂的松節油精等物製成的油墨，非常適合於鉛活字」[17]。相對來說，西方文字大多屬於拉丁字母體系，其模件標準化製作與拼裝比漢字方便得多。
雖然從印刷原理上中西方活字並沒有多大區別，但在機械化程度上，德國古登堡在當時已經發明了手搖木製螺旋壓力平板印刷機，這為現代機械鉛字印刷奠定了基礎。[18]18世紀60年代西方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印刷工具技術實現了機械化印刷，而此時中國活字仍未走出手工工具技術時代。
「模件化」印刷傳播的困境，有其身體（工匠）技術與工具技術的客觀現實制約。但又是什麼制約著工具技術的發展呢？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與19世紀初中國出版印刷的轉型以及朝鮮活字印刷的推廣經驗，似乎已經給了我們答案。
德國人古登堡發明金屬合金活字時，歐洲正處於資本主義萌芽和文藝復興思潮的中期，整個歐洲都處於一個「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大解放熱潮中。廣大知識分子熱衷於著書立說，大眾對知識渴求，這為大量印刷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古登堡發明轉軸印刷機，貸款開設印刷工廠，印刷日曆、小學語文課本、聖經等，其目的是為了迎合市場賺取更多的資本，契合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
19世紀初在資本主義經濟背景下，中國實現了由傳統印刷向機械活字印刷的成功轉型。西方機械鉛活字、「洋紙」輸入；伴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西學的輸入打破了傳統儒學的圖書內容，品種多樣的報紙、雜誌、工具書、譯著等相繼湧現；資本主義印刷企業取代了傳統的官刻、私刻、坊刻。在這一系列變化中起決定作用的正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文化驅動下的社會技術形態。
朝鮮文獻確切記載，其活字印刷可追溯到14世紀末。據統計，大型活字印刷活動有40餘次。值得注意的是，其中33次為官府資助並組織的印刷活動。[19]在同時期的日本，活字印刷也是在官府主持下進行的。官府在活字印刷推廣中佔據絕對支配地位，官府一旦停止財政與政策支持，活字印刷就會很快被輟棄。[20]可見，在自然經濟社會環境下，朝鮮、日本「模件化」印刷推廣，官府行為起到絕對主導作用。
中國在19世紀前，大型印刷任務都由官府操辦，而採用「模件化」大型印刷活動只有兩次：一次為清雍正年間（1726—1728年）由內務府主持的《古今圖書集成》，其後所用銅活字後被熔化鑄錢[21]或鑄佛[22]；一次為清乾隆年間（1773年）《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所用活字後毀於盜賣、損燒[23]或火災。[24]
首先，從印刷目的上看，兩次印刷活動皆不是以商業利益為目的。從字模去處可以看出，官府並沒有重視和繼續使用。而民間作坊大多由貴族或官僚把持，印刷活動很難成為市場競爭的商業活動。對於活字發明的目的而言，宋代畢昇是出於職業的興趣愛好，而元代活字印刷的改進者王禎則是學者熱情的驅使而為之，《紅樓夢》程甲本、程乙本的組織者程偉元、高鶚也是出於學者的熱情使然。這與上述古登堡等的印刷有很大不同。
其次，從政治文化環境上看，科舉制度與文字獄阻礙了「模件化」印刷的發展。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逐漸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經、史、子、集作為出版印刷的主要內容。受「八股取士」下的科舉制度的影響，文人對書籍的需求大多集中在《四書》《五經》等典籍內容。加之，宋代之後統治者為了進一步加強思想統治，尤其是程甲本所刊行的乾隆年間，「文字獄」等尤為激烈。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言：「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清初。」[25]因此，人們對出版內容需求具有單一性。此外，一批自宋代以來擱存的雕刻精良、校勘嚴謹、版式優美的雕版，每遇需求時便可重新敷紙、著墨印刷。而且宋代版刻印刷作品一直被後世元、明、清收藏者奉為經典，成為爭先收藏的珍品。
在這種環境下，古代圖書印刷種類、印刷量比較穩定，社會對新技術的需要並不迫切。正如布萊恩·阿瑟所說，只有當模塊被反覆使用，且反覆使用的次數足夠多時，才值得付出代價將技術進行分割。[26]或者說，當時雕版印刷已經基本滿足社會對信息傳播的需求，較為單一的文化信息需求環境並沒有為活字印刷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市場驅動力。另外，在當時的環境下，創作者早就習慣了對傳統審美形式習得；而受眾也已養成了對形式美要素的領悟及興趣[27]，即傳統雕版已經成為大眾審美標準範式。
此外，長期「重農抑末」的經濟環境下，工匠始終被排斥在社會政治與文化權利之外，工匠匠藝常被「士」階層當作「奇技淫巧」之事。而生活在底層的工匠多數隻顧及生計，更是無暇印刷技術的創新。「閉關鎖國」的政策，又阻礙了中西方印刷技術的交流。
總之，中國「模件化」印刷在19世紀之前，既沒有德國古登堡時期或中國19世紀後的資本主義社會技術條件驅動，也沒有得到像朝鮮官府提供的政策、財政支持。中國當時社會技術條件決定了「模件化」印刷不可能衝破雕版印刷的壟斷地位而成為社會主流。
對待活字印刷與雕版印刷先進與否的問題，我們要辯證來看。傳統觀念認為活字印刷技術領先於雕版技術，主要是理論層面思考下的結果，或是將近代機械活字印刷技術水平置換後與古代雕版印刷比較後的結論。從技術學的角度看，程甲本與雙清仙館本古籍版本的比較，充分說明了自宋代至清末800餘年印刷史的發展中，雕版印刷技術始終處於絕對的壟斷地位，「模件化」印刷無論在技術與藝術上都沒有超越雕版印刷。抑或說，沒有達到彌補雕版印刷缺陷的技術能力。這主要在於「模件化」印刷社會技術決定了工匠技術與工具技術的進步性。具體而言，「模件化」印刷技術所處的時代，長期的「重農抑末」的經濟舉措，「閉關鎖國」的外交策略，「八股取士」的人才政策，以及「文字獄」的思想政治環境，都決定了「模件化」印刷技術不能夠也不允許革新的雕版印刷成為社會主流。
注釋 ：
[1][德]雷德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4頁。
[2]徐雁平、楊芙蓉：《清代的抄書與書籍生產及流動》[J]，《古典文獻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3頁。
[3]古籍版本鑑定：由於我國古籍文獻數量龐大，門類多，流傳時間長，某一類書籍可能存在多次傳抄、印刷，致使古籍版本冗雜，其中錯訛也在所避免，而這為後世學習研究帶來諸多困難。所以如何甄別古籍版本的類型、年代、優劣、價值等的學術工作應運而生，即「古籍版本鑑定」。
[4]所謂的身體技術，即以工匠身體為手段的技術；工具技術，即通常意義上人們認為的工具、機械等改造自然的技術；社會技術就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運作等。吳國盛認為工具技術使用到什麼程度，取決於所在社會允許的範圍。參見吳國盛：《技術哲學研究錄》[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第62—85頁。
[5]劉向東：《古籍版本鑑定必須加強對目驗法的研究和總結——以活字印本鑑定方法為例》[J]，《版本目錄學研究》，2015年第00期，第341-359頁。
[6][宋]嶽珂：《玉楮詩稿：跋》[M]，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 679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第158頁。
[7]葛繼勇、文琴：《雕版印刷中宋體字的設計美學》[J]，《藝術教育》，2018年第9期，第167-168頁。
[8]張德維：《「詳加校閱」終如何?——談〈紅樓夢〉程乙本對程甲本的修改》[J]，《文學與文化》，2014年第3期，第14-29頁。
[9]石琳：《中華工匠精神的淵源與流變》[J]，《文化遺產》，2019年第2期，第17-24頁。[10][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二分冊）[M]，鮑國寶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第27頁。
[11][美]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M]，吳澤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第36頁。
[12]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影印清浙江刻本)卷八二《史部·政書類》「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條，上海：中華書局，1965，第713頁。
[13][元]王禎：《農書》，篇末附《雜錄·造活字印書法》[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第438頁。
[14][宋]沈括著、侯真平校點：《夢溪筆談》[M]，長沙：嶽麓書社，1998，第148頁。
[15]張秀民：《中國印刷史》[M]，上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1991，第166頁。
[16]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與世界影響》[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第183頁。
[17]鮑立泉：《數字傳播技術發展與媒介融合演進》[D]，華中科技大學，2010，第27頁。
[18]肖東發：《中國編輯出版史》[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第393頁。
[19]江曉原：《中國古代技術文化》[J]，《國家人文歷史》, 2017年第18期，第45頁。
[20][美]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M]，吳澤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第45頁。
[21]江曉原：《中韓印刷術發明權爭奪戰回顧》[N]，《中國文化報》，2014年3月25日，第7版。
[22]項旋：《雍和宮三世佛與〈古今圖書集成〉銅活字板》[J]，《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第20-22頁。
[23]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卷二）[M]，《清宮遺聞·武英殿版之遭劫》，北京：中華書局，1936，第16頁。
[24]項旋：《清代武英殿聚珍館考論》[J]，《歷史文獻研究》，2018年第1期，第259-269頁。
[25]鄭天挺主編：《明清史資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84頁。
[26][美]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技術是什麼，它是如何進化的》[M]，曹東溟、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第36頁。
[27] 潘水萍：《「古典」與「浪漫」之兼美——中國現代文藝審美理想之建構》[J]，《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30-37、67頁。
來源：《裝飾》2019年第8期
原文：《技術學視域下「模件化」印刷技術的邊緣化——以程甲本<紅樓夢>切入》
作者：石 琳 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
本文系《裝飾》2019年度「優秀投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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