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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使】
講述人：陳修
作者：陳怡含
編輯 ：王曉
檔案來源：極晝工作室（ID：media-fox）
全文 6570 字，閱讀約需 7 分鐘
★★★
大年初二的夜晚，一本黃色的資料夾被陳修從書櫃裡翻了出來。翻開資料夾，117個不同的名字密密麻麻地排布在五頁紙上，藍色的鋼筆字間還有幾點乾涸許久的血跡。那是陳修三年前在「維冠倒塌事件」中所記錄的罹難者名冊。2016年除夕前日，臺灣省臺南市發生7級強震，維冠住宅整棟倒塌，造成117人死亡。那時陳修作為一名遺體修復師，為每一具遺體進行驗傷，並參與了約三分之一的遺體修復。那是陳修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人間煉獄。送進來的遺體都是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很多父母把孩子護在身下，甚至有三個月大的嬰兒死在父母的懷裡。不斷有人在停屍間和外面的走廊穿梭，同時會有幾十個人的哭聲，在地下形成回聲。在此之前，陳修已經有多次重大災難的遺體修復經驗了，在澎湖空難、高雄氣爆等事件中，都能發現他和朋友的身影。因為穿著和醫生的手術服樣式相仿的黑色工作服，他們被臺灣媒體稱為「黑天使」。很難想像，這位「黑天使」多年前曾是「少年得志」的黑道，為求上位搶著幫老大打打殺殺。他曾六度入獄，直到23歲那年被判六年監禁，才在獄中漸漸沉澱自己，在兩位老師的教化下醒悟。三十歲那年，他搬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換掉手機號碼，在殯葬業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正當工作。這份工作不僅給了他重新開始的機會，使他和家人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讓他漸漸懂得死如何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小時候，家裡過得比較苦，我的成長環境也比較複雜，可以說是在妓院、酒店之類的地方生活的。讀初中的第一天，我在籃球場上不經意地看了一眼在旁邊打球的學長，就被他們圍毆，可能是我長得不好看，也可能是他們想給新來的學弟一個下馬威。後來我找了一些同伴打回去，他們就不再欺負 我了。那時起，我知道要強勢一點，要武裝自己，於是常常在書包裡藏刀子、棍棒之類的器具。那時覺得，既然當好人會被欺負，那就當壞人，別人壞，我要比他們更壞。 初中還沒畢業，我就接觸到了一些「社會人士」，他們的生活「多姿多彩」，衣著光鮮亮麗，開進口車，整天喝酒玩樂。那個時候，我的價值觀發生了偏差，覺得這個社會利益當道，如果賺錢多一點，沒學歷也沒關係。初中後我便輟學，想早一點開始混社會。那幾年我「少年得志」，當時臺灣的經濟形勢很好，我又跟了一個江湖勢力很大的老大，開賭場，年紀輕輕就賺了很多錢。相比於《鬥魚》等電視劇的演繹，臺灣黑道的現實情況並不一樣，但有些是類似的，比如老大叫小弟們去殺人，大家會搶著去，因為混社會也是一份職業，黑道也是一個職場，大部分人力求表現。我曾經六次入獄，前五次都沒有醒悟，大概是因為被關得不夠久。臺灣有一句話叫「越關越大位」，每一次出獄就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叫你大哥，你的地位無形中被提升，從小弟一路被關成為老大，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23歲那年，我第六次入獄，被判六年監禁，終於有足夠的時間沉澱自己。那時監獄配合政策開設了寫作課，幾乎沒人願意讀書寫作，所以他們就報了一些人頭上去，我就在其中。寫作課的女老師很有耐心，不斷地勸說我們要努力學習，最初幾個月，我一直覺得那些是屁話，誰喜歡學習呢？起初，她戴著眼鏡，我沒有注意到什麼異常，直到有一次，我發現她用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看我們交的作業，才知道她已經接近失明。她的腿腳也不方便，需要拄著拐杖慢慢地走。而且她給我們上課是沒有薪資的，五十幾歲的她已經無償在監獄教了幾十年。我很不解，問她為什麼要堅持上課，她說「能救一個是一個」，使我深受觸動，在我一二十年混社會的過程中，身邊都是爾虞我詐，我原本不相信人性有無私的一面，是她讓我第一次相信，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好人。她還請了一位男老師一同幫忙上課，後者是一位還不錯的作家，原本在報社做編輯，後來因為嚮往創作自由辭掉了工作。其實自由創作者的市場是非常侷促的，這位男老師的生活在世俗意義上是蠻困頓的，一年只有三四萬元人民幣的收入，但他卻過得很快樂，而且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背包客式的出國遊。這讓我很驚訝：怎麼會有這種人存在？簡直是現代版的陶淵明。我們混社會都是注重物質、追求利益，他讓我明白原來這樣的生活也可以讓人很滿足。這兩位老師是我醒悟的最大因素，我立下誓言，出獄後要做一個好人。陳修將在「維冠倒塌事件」中所記錄的罹難者名冊。受訪者供圖。
雖然在獄中已經立誓，但出獄後的一段時間，我還是在為非作歹。作為一個入過獄的人，想要在社會上立足會難一些。出獄後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還是和那些朋友來往，在那樣一個花花世界，想變好也沒那麼容易。找工作一旦碰壁，就更走不出去。臺灣有很多公司要求應徵者在面試時提供良民證，我都沒有機會嘗試，只能去應徵銷售員這種職業門檻最低的工作，但這類工作對外在形象比較重視，但我全身都是刺青，就算穿西裝也遮不起來。被拒絕兩三次後我就不再嘗試了，其實我們混社會的人比其他人還要敏感，怕被別人看不起，所以偽裝成不可一世的樣子。那時我自卑，感覺正常的社會容不下我，甚至會害怕看到人群。相反，在黑社會裡，我能夠獲得認同，我就回了頭，再去做以前那些事。有段時間臺灣掃黑，我身邊的很多小弟都被抓了，我當然也會警惕。那時我們幹的那些不好的勾當，帳本都在我這裡，也不能把它們丟掉，只好今天把它藏在這裡，明天想一想不對，又把它們拿出來，藏在別的地方。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原來做壞事還是會害怕的。我覺得很厭煩，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每天過這種擔驚受怕的生活。想到自己這輩子最好的青春都留在監獄，而沒有奉獻給自己、家人，想到以後犯的事一定會越來越大，被關得也會越來越久，我下定決心要重新開始。但我不知道怎麼重新開始，雖然不幹壞事，但一輩子沒幹過什麼好事，也不知道怎麼做好人。後來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太太，她是學美容的，我們交往沒多久就有朋友問她有沒有興趣做入殮師，她問我是否會忌諱。我覺得這個工作挺有意義的，有意義的工作才做得長久，就對她說，我們一起做。本來我們住在不同的城市，找工作時我就搬到她的城市，徹底離開了原來的成長環境，還換掉了手機號碼。我希望在一個幾乎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重新開始。那時我還是假釋出獄，每個月有幾天要去找檢察官報到，面試時我就必須坦白什麼時候必須請假，因為要去檢察署報到，有的公司就不要了。後來有一家負責人說，「沒關係，反正犯錯是之前的事」，就這樣，我在三十歲時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正當工作。除了學習入殮外，我也要做基礎的接送遺體、搭設靈堂的工作。最初的幾個月，我一度覺得堅持不下去，常常下班回家都在哭——混社會時我「少年得志」，一直在指揮別人，而現在每一個前輩都比我年輕，我必須聽他們指揮我做這做那，做錯了還要被罵，我覺得特別委屈，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受這種氣。更讓我難以接受的是，他們的很多做法對遺體是不尊重的。比如幫逝者穿衣服時需要為他們翻身，電影《入殮師》裡面的動作都是非常莊重的，但是這些人就很粗魯地直接翻過去，讓遺體的臉朝下趴著，使鐵質的停屍臺發出很大的乒桌球乓聲。再比如有些人的死亡過程比較痛苦，手腳是扭曲的，遺體僵硬後很難穿上衣服，這些人為了方便，就硬把他們的手腳扳直，你會聽到骨頭髮出一聲脆響，就知道可能已經脫臼了。以前混社會的時候，老大會刻意對我們進行一些訓練，讓我們變得兇狠，不怕死，也不把人命當一回事，後來經過牢獄之災以及兩位老師對我的教化，我開始懂得去尊重他人，包括這些逝者。所以一開始我會和那些人吵，但是吵也沒用，我是菜鳥，人微言輕，他們會跟我講：「就是要這樣做啊，不然要怎麼做？前輩教給你的方法就是這樣。」他們覺得這是正常的，人死了就是死了，那只是屍體。至此，我有了從事遺體修復的想法。據我所知，當時臺灣沒有專門做遺體修復的職業，無人帶我入行，我只能自己摸索。那時我有個模糊的想法，覺得應該要向電影特效化妝師學習，因為喪屍一類的電影是把好的皮膚變爛，我學習到這個原理和技術後，可以反向操作，把爛的變成好的，雖然不確定能不能行得通，我還是常常請假去上課。我想向醫生學習外科手術的縫合技術，但相關的法律規定醫生是不能收學徒的，我求了一位認識的醫生幾個月，他終於答應，說只教我一次，能不能學會是我自己的事。因為不能拿真的遺體去試驗，我買了很多醫學院學生用的模型在家練習，但模型終歸和真正的皮肉不一樣，練習到一定程度後，我常常到馬路上找被車撞死的貓啊狗啊，把它們帶回家縫合。我前前後後學了一年，向彩妝師、電影特效化妝師學習的學費很貴，又要買很多的材料和器具，加起來花了三四十萬元人民幣。那時還要向家人借錢，他們並不理解：「不是說有在正常工作嗎，怎麼會沒錢？工作的過程中不就會學習嗎，幹嘛還要花錢去學習？」他們無法完全信任我，擔心我騙他們說有在工作，事實上沒在工作，反而向家裡騙錢。陳修將向同事講解工具的使用。受訪者供圖。
一開始我都是偷偷為遺體修復。你說遺體有個傷口可以幫忙縫一縫，人家會想你到底會不會，肯定要先做給人家看，他們才相信你會做。第一次做修復是縫合呼吸管在逝者脖子上留下的傷口，那是一個兩三公分大的圓洞，家屬並沒有叫我們處理，只是叫我們幫忙入殮，我就自己縫起來。那一次家屬到最後都沒有發現，因為遺體穿上衣服後，領子是可以遮住那裡的。大概過了幾個月，殯儀公司的老闆知道我會做這個了，才漸漸向家屬提出，家屬才會正面了解到我們會怎麼幫逝者修復。為了保持工作時的同理心，我也形成了自己的習慣，我會將自己代入到逝者的角色，去模擬他們的死亡過程，想像如果躺在那裡的人是自己，會希望如何被別人對待。我曾經接手高空墜樓事件的遺體，我為此專門去蹦極。雖然那只是一兩秒鐘的事情，但整個過程中思緒非常清楚，時間是非常緩慢的，空間也幾乎停住了，我才明白，原來墜樓的人瀕臨死亡時是那樣的感受。一次，高雄有下水道工程發生意外，一位潛水員在維修工程時被水流衝走，經過很多道閘門，被閘門上用來切割垃圾的刀片分屍。我聽到人們說起他的遺體如何在多個垃圾分流站被發現，又看到了照片，就會開始角色投射。他的葬禮是一個星期後，那之前我們才會幫他修復，那一個星期之中我連續兩天夢到下水道的場景，但是角色不同，第一天我是旁觀者，看著那個人被水衝走、撞到牆壁、皮膚被刀片划過，第二天我變成了當事人，人家都說夢裡不會痛，但遭遇撞擊和切割，我都有非常清晰的痛感，這大概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吧。葬禮的主角是逝者，但很多人都把主角忽視了，反而注重那些做給別人看的東西。有些人寧願插幾萬元的花，也不願意多花幾千元給父母穿好一點的壽衣。曾經有一位上市公司老闆請我處理他父親的喪葬事宜，花了三四十萬元人民幣布置告別式的場面，卻不願意花7000元去修復父親斷掉的指節，讓父親有個全屍。很多從業者也是一樣，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會誤導家屬多花錢，說因為有什麼習俗必須做什麼法事。我不會這樣做，如果有家屬提出想要做非常大的場面，我也會勸說他們，有這些預算不如花在逝者身上。我們會免費接手一些案件，比如無人認領的遺體，也許是早早與家人斷絕聯繫的單身漢，因吸毒死在出租屋裡，也許是子女在國外的年邁老人，病死或冬天溫度太低被凍死。我們就像他們的家屬一樣，告別式沒有人來，只有我們拜，然後送他們出殯、火化。虐童、家暴等刑事案件我們也會免費接手。2013年，兒童權益促進協會請我幫忙處理一個小女孩的喪葬事宜，她受虐致死後被遺棄到排水溝裡。被發現時，她全身腫脹，滿是汙泥，讓人特別心疼。從那以後，我加入這個協會，開始參與訪問育幼院之類的活動，也協助了其他受虐兒童的案件，漸漸從志工變成理事，前幾個月，我還陪同了一起虐死女童案的家屬去開庭。2014年7月23日，澎湖發生空難並波及民房，死傷很多。當時有一位讓我非常感動的逝者，她是一位空姐，為了安撫乘客，幫助乘客系安全帶，遺體狀況非常不好。因為飛機是從高處重重墜下，大部分乘客的損傷都集中在身體下半部，而那位空姐幾乎全身的骨頭都碎掉了。雖然那個狀況下，她不至於還可以逃生，但為了乘客，她沒有辦法讓自己死得好一點。一個星期後，另一起災難又發生了，高雄市多個街區的地下管線發生爆炸，我們又緊接著趕往高雄。那次殯儀館距離災難現場沒有多遠，隔壁而已，裡面在工作，外面還在轟隆轟隆地發生一些小爆炸。連續兩起災難，給我很大的衝擊，我開始反思怎麼樣才能做得更好。以前我是為了呈現好的結果而做好，從那時起我要真正從逝者出發。這是不一樣的，比如因為交通意外，逝者的頭骨被碾碎了，以前為了呈現好的結果，做得更像一點，我們可能會做人工骨骼，但這幾年我們會盡力搜集頭骨碎片，能找多少是多少，然後用這些碎片把原來的骨骼拼回來，人們可能會覺得看起來都差不多，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把它拼回來，但我們覺得這樣比較人性化。連續兩起災難也讓我有了成立重大災難救助團體的想法，在澎湖空難和高雄氣爆中我們一共服務了76人，我就和朋友一起成立了「76行者」。2018年2月上旬，花蓮頻發地震，陳修帶領「76行者」協助了罹難者的喪葬事宜。受訪者供圖。
我很喜歡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裡寫的一句話：「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我最早是在獄中讀到這句話的，那時我並不懂它的意思，也不知道自己後來會做殯葬業，但就是很喜歡，還把它抄在了筆記本上，如今它成為了我的座右銘。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面對的死亡，是太姥姥過世。那時我還沒有上學，按照當時的習俗，她的遺體沒有冰存，要在我們家的大廳放好幾天，看好日子才能入殮蓋棺。那幾天我一直跪在旁邊燒紙錢，看著遺體每一天都在發生變化，當時是大熱天，慢慢地變綠、轉黑，面容很難看。我之所以想做好遺體修復，也和這個經歷有關。如果當時她的遺體狀態是很好的，我就不會產生恐懼，也不會對死亡有恐懼，沒有恐懼才能重新建立起情感連接，你可以很親密地碰觸親人的遺體，你們過往的互動都會重新浮現。我們在工作中也會用語言去引導家屬：「現在已經幫親人把身體整理好，你有什麼想說的話，可以牽著他的手對他講。」如果最後的道別是圓滿的，我相信會是最好的生命教育。這種教育是無形的，我們不用刻意向人們宣導死亡不可怕，或者要孝順、要有怎樣怎樣的人倫觀念。這份工作讓我和家人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以前我是很不受管教的，長輩們說我幾句，我就會回嘴，甚至和他們吵。有些錯是自己造成的，我卻怨恨父母，比如為什麼我的父母沒錢，不能給我好的資源？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和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卻可能一整年都不見面。現在長輩們還是會說我，但我再也不會回嘴了，工作之餘我會儘量多陪陪家人，因為不曉得哪一天會發生什麼意外，我不想留下遺憾。有時我在工作中會遇到一些子女，對於喪禮中需要為長輩做的簡單禮儀很不耐煩，甚至請他們來見父母的最後一面都不願意，這時我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便忍不住去指責他們。我媽媽說自己好像撿回了一個兒子，以前我整天惹是生非，讓她擔驚受怕，現在她看到我在做正確的事。這幾年我在也無形中也影響了一些人，雖然有些朋友還是在混，還是「兄弟」，但有時會願意投入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和我一起做一些慰問窮苦人家之類的事情。陳修一家四口外出遊玩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有些人可能認為，我做這份工作是在積功德，在為自己的過去贖罪，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起初我只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助者，面對兩位老師的教化和家人的支持，我希望做些事情來回報他們，不要再讓他們失望。久而久之，我認同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既然現在我們有能力做幫助別人的角色，為什麼不去做呢？2017年年底，我的那位女老師意外過世。她住在高雄，那一天要搭火車到臺南監獄上課，身體狀況已經非常不好，她拄著助行器，在火車站的扶梯上沒有站穩，摔了下來，很快因腦出血過世。她的先生馬上聯繫我，他也知道我一定要親自幫老師打理，盡一份心。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次遺體修復。出獄這麼多年，我一直想請她吃頓飯，作為謝師宴，她從未同意，說不接受我任何形式的回報。*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極晝工作室（ID：media-fox）—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