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林世界名著講義》共21講，包含世界文學史上人人必讀的經典，如《荷馬史詩》《神曲》《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傲慢與偏見》《簡·愛》《巴黎聖母院》《紅與黑》《高老頭》《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變形記》《了不起的蓋茨比》《老人與海》《麥田裡的守望者》等。通過解讀作家生平、作品內容、人物分析、文學流派、歷史定位，每一篇都像是一堂妙趣橫生的文學課。此外，更附有名家點評、中譯本出版小史和原版插圖，增加文本豐富性和可讀性，給讀者更全面的閱讀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譯林世界名著講義》特地在每一講的最後部分，簡要梳理名著作品的中譯本出版小史，介紹名著被引介到中國的過程。如「神曲」譯名受到日本學者、作家森鷗外的啟發，第一本以戲劇形式完整呈現的白話文譯本《哈姆雷特》（《哈孟雷特》）出自于田漢之手，《傲慢與偏見》第一個中譯本出版當年即被列入清華大學「文學與人生」課必讀書目，茅盾曾經翻譯了三章《簡·愛》且未發表。此外，專業而權威的譯本梳理也極具實用性，將幫助讀者面對五花八門的名著的中譯本不再「選擇困難」，便於他們更好地進入世界經典文學之林。
【浙江新聞+】
《譯林世界名著講義》後記
餘斌
為什麼要讀經典，是一個問題 ；怎樣讀經典，又是一個問題。這些問題，無數的人提供過答案，事實上也有諸多經典的示範。比如西方當代文學中的兩尊大神，卡爾維諾和納博科夫，前者有一篇名文，題目就是《為什麼讀經典》，後來乾脆做了書名 ；後者有《文學講稿》，講解了幾部西方文學名著，特別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但對普通讀者而言，那是雅人深致，陳義太高，或是難以效法—— 有幾人能像納博科夫那樣下水磨工夫玩味細節，將骨頭縫裡的滋味都咂摸出來？
「為什麼讀經典」之問，與「為什麼要讀書」，其實是同一問題。這裡所謂「書」已預設為「好書」，「開卷有益」顯然不是把爛書也包括進去。以「開卷有益」的標準，許多貌為書者，不宜以書論，只可叫讀物。
勸人讀書，有不同的勸法，「黃金屋」「顏如玉」一類的利誘不上檯面，可以不論，正論當是與知識掛鈎——書籍乃是知識的載體。培根的名言小學生也能背，「知識就是力量」；蘇格拉底的話則不大有人提了，「知識即美德」。「力量」是向外的，通向外部世界的徵服 ；「美德」則是內傾的，通向心智的開啟，境界的提升。「力量」是有用的，「美德」有用無用，就難說。
從 1990 年留校任教開始，我一直在教外國文學。幾乎每次上第一節課，我都會跟學生說，課，你們可以逃，考試能過關就無妨，但希望能好好讀幾本名著。說這話沒有一點矯情的成分在裡面—— 讀書比規規矩矩聽課會有更多的收穫，這的確是我的個人經驗。直接面對名著，不要經過「中介」。不少學生名正言順地翹課了，這在我意料之中，倒也不急。只是他們是不是用這時間讀書，越到後來，我越懷疑。要能如我所願，得有一個前提 ：大家都認定，那些書值得一讀，或者有趣，或者有益。而這並非不證自明。
並沒有學生當面問過我，讀經典、名著有什麼用？其一，如此發問太唐突，等於挑戰「開卷有益」的古訓 ；其二，我猜想學生會以為，得到的答案無非是「無用之用方為大用」之類，那是一些老生常談的「大道理」。大道理之為「大」道理，就因它們是必須、應該搬出來說，卻終於不及物。而任何沒有經過一己經驗印證的道理，就逃脫不了淪為「大道理」的命運。
雖然無人發問，我知道那疑問確鑿無疑是存在的，事實上不獨外國文學，在現今這樣「務實」的氛圍中，人文學科的內容皆已顯得華而不實，何「用」之有？以文學名著而論，「進」不能為求職升學助一臂之力，「退」不能像網絡文學、電玩遊戲、影視節目那樣令人輕鬆過癮，讀它做什麼？當然，不可把話說絕，至少中小學語文有課外必讀書目，其中大多為中外名著，大綱上有，考試會涉及，豈能說讀名著無用？敲門磚之用正是所謂「有用」的正解。無如這裡的有用恰恰在消解閱讀的本義。
閱讀的本義，正在閱讀本身，其他種種，都是從閱讀過程中獲得的愉悅與滿足之上疊加而來。閱讀過程索然寡味，則一切的一切皆無所附麗。而要讓讀經典變得愉悅，前提便是放棄有用無用的考量。不妨乾脆說一句，經典就是無用的，它的價值，正在其無用— 如果「有用」之「用」指的是實用。「文革」年間「讀書無用論」曾大行其道，作為反撥，後來又有一種說法成為「共識」：「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是「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的說法在特殊情勢下的變體，所強調者在於「技」。偏偏經典無關乎「技」。現在，也許是到了該「正視」這一點的時候了 ：沒用，那還讀不讀？我們不妨來宣揚另一意義上的「讀書無用論」，好比「醜話說在前頭」，丟掉實用主義的雜念，開啟真正的經典、名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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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在以正確方式打開經典之前，我們的偏見已然形成 ：經典意味著枯燥乏味，假如非讀不可，就必得正襟危坐，打點起十二分精神硬著頭皮上——仿佛讀經典等於閱讀快感的剝奪。中小學的必讀書目變成了某種反向的提示。硬塞到面前的書總是令人排拒，於是尷尬的局面出現了，越是強調讀經典的重要，聞者反而躲得越遠。學校裡，教師在接受了這個事實（更因為應試式學習的效率問題）之後，開始不遺餘力地助讀，其要義就是就每部作品歸納出諸多「知識點」，其極端是要求熟讀以至會背，名著本身的閱讀倒變得可有可無。如此這般，名著已然死在「知識點」下，毫無樂趣可言。對讀經典的視如畏途，至此似有了經驗的證明，於是乎惡性循環。
打破這循環，唯有一途，就是擱置對經典的刻板印象，直接進入，比如說，《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中去。倘若對經典沒有「傲慢」的話，我們的「偏見」則委實不少。對經典懷有敬仰之心沒錯，認定其拒人千裡，卻是大錯特錯。真正打開書，你會發現，許多文學經典，只是望之儼然，何況這裡的「儼然」，往往還是我們的偏見造成的。事實上，相當多的文學經典，在自己的時代，其流行之廣，可比今日的暢銷書。「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的欣賞在彼時的雅典，幾乎是全民性的，這且不說 ；狄更斯、馬克·吐溫可都是相當流行的小說家，《傲慢與偏見》則至今依然流行。無數中國讀者的經驗也可以證明，西方文學經典成了與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 50 後、 60 後、 70 後，將《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簡·愛》等書讀得津津有味、滾瓜爛熟的，大有人在，今日的年輕讀者從中獲得閱讀快感的，亦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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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正襟危坐」留下餘地，蓋因說讀經典可以是有趣的，並不意味著閱讀的過程從頭到尾都那麼輕鬆。經典自有其嚴肅的一面，不僅因為它直面社會、歷史、人生種種，拒絕提供心靈雞湯式的撫慰，還因為經典面對讀者時有它的矜持與尊嚴。不像通俗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投你所好，它有完全不同的閱讀路徑的設定 ：是你向它走去 ；而非相反，它向你走來，甚至體貼入微地討好你。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兒接受按摩式的被動閱讀是不行的，你必須調動自己進入狀態，進入情境，在自己與書中世界之間建立起相關性。
很顯然，只有建立起相關性，閱讀才不再是一樁不得不然的外在行為。梁啓超所謂「燻、浸、刺、提」，魯迅所說「增人感」，根底裡都在閱讀時的移情。博物館裡的古董已是鑑賞的對象（雖說對古董移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文學經典不是，它們在一代一代人的閱讀下仍然活著，且經由閱讀這個中介實現與當下世界的對話，因此更具移情的可能性。
論移情，當然是在書中所寫內容我們熟悉，主人公與我們有很多相似性的情況下更容易發生。而外國文學名著敘述的是不同文化的異邦故事，且是年代久遠的過去故事，時間上、空間上的隔好似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殼，似乎難以找到經驗上的對應，也就難有代入感。但人是可以自我調動的，所謂「思接千載，視通萬裡」是調動的極致，穿過相異文化、不同社會、不同時代、不同人情風俗等壁障，如同破了外面的殼進到裡面去，你會發現書中看似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居然有幾分眼熟，甚至，你還發現了諸多與周圍的世界和人的重合之處。而文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重要的一端，恰在於它們經過了時間的檢驗，超越了時、空的界限，可以讓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常讀常新，在你的參與下，它們的過去完成時可以變成正在進行時，終而完成。
因為「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社會在變，時代在變，自然界甚至「滄海桑田」，但人性不會變，人性中的高貴面—— 正直、善良、勇氣和人性中的陰暗面——貪婪、嫉妒、鄙吝一直在那裡，是人性大戲上演的不變內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剝去外在的差異性還原到最後，不同時空中的人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處境。文學經典提供了「原型」，人物的原型，故事的原型，我們不好說其他的書都是對經典的「山寨」，但不妨說，它們「萬變不離其宗」，經典就是那個「宗」，而這個「宗」建立在人類的共通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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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與「經典」一樣，是一個彈性的概念，都要看在什麼層面、什麼意義上說。除了「荷馬史詩」、《俄狄浦斯王》、《神曲》、《浮士德》等少數幾部，選講的都是小說， 19 世紀以後，更全是小說— 無他，相對而言，敘事的文學比較好講，而小說在文學家族中，顯然是最親民的文類。
我不知道是否當真如我所願，如此這般的選目和介紹性的講解多少能令讀者有興趣且以懸置有用無用的放鬆心態走近外國文學，有一點是肯定的 ：再好的導讀也代替不了閱讀名著本身。
卡爾維諾有言 ：「中學和大學都應加強這樣一個想法，也即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書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 ；然而他們竭盡全力要讓學生相信的，事實上恰恰相反。這裡存在一種流行很廣的價值的逆轉，即是說，導言、批評機器和書目被用得像煙幕，遮蔽文本在沒有中間人的情況下必須說和只能說的東西——而中間人總是宣稱他們所知比文本自身還多。」
很不幸，教師扮演的正是「中間人」的角色，百分之百信這話而又在做這工作，不免自相矛盾。好在尚算有自知之明，我只希望我的講解不構成「遮蔽」或少些「遮蔽」。而揮開「煙幕」的最佳途徑，仍然是，你自己去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