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想國」衍生而來的「看理想」今年已走到第三個年頭。通過「看理想」第一屆室內生活節，梁文道嘗試用一條更廣闊、更具象的方式來繼續傳播他認為值得交付給公眾的審美判斷，並期待著最終會指向一些價值取向的改變。
這明顯是一條更迂迴的道路。而他說：「我們絕不放棄對一些理念的堅持跟繼續傳播，但是同時更要在各種不同的生活領域裡面進行全方位的培育。」
作者｜李瀏
時間來不及了。
穿著一整套西裝的梁文道在三裡屯CHAO酒店裡疾走。他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從CHAO酒店的花園大廳趕到Club Room，從剛結束的「廚房裡的人類學家」沙龍趕到「我們為什麼要做能生吃的金華火腿」的工作坊，他負責為每個活動引言。
這是「看理想」第一屆室內生活節中一個周六下午的片段。在生活節期間，趕場子是梁文道的常態。他每周奔波於香港的家裡和北京CHAO酒店，堅持了多年的每天六小時讀書時間不得不被壓縮至兩小時。
美食家、音樂人、作家、攝影師和日本職人在過去的這一個月裡，應「看理想」室內生活節之邀，來到CHAO，和觀眾一起讀書、觀影、聽音樂、嘗金華火腿、喝手衝咖啡、看手作木工展示……
消費升級的口號早早吹響，先行者都已各自佔領了山頭：主打生活美學的「一條」去年曾向媒體透露，他們全年電商收入將達10億元；更強調工匠氣質的「東家」也於今年3月份完成1.1億B輪融資後，宣布由匠人手作電商升級為文化生活平臺；老玩家MUJI也有了新玩法，今年1月，MUJI全球首個「酒店+餐廳+旗艦店」的三合一項目正式亮相深圳，成為其倡導的生活方式整體轉化落點。
這樣看來，如今舉辦生活節，進入生活方式領域，「看理想」似乎已經慢了幾步。但梁文道說，進入生活方式領域，賺錢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
他更在乎的是，這些咖啡杯和茶葉筒與「理想國」和「看理想」倡導的那一套審美價值沒有斷裂。梁文道在嘗試一條更廣闊、更具象的方式來繼續傳播他認為值得交付給公眾的東西：他將從「理想國」延續下來的審美，凝結在一個個咖啡杯、帆布包、茶葉筒交到公眾手中，並期待著最終會指向一些價值取向的改變。
摸得著的美
陳丹青、李健、詹宏志、阮義忠、蔣方舟、莊祖宜、一澤信三郎、中川周士都來了。
這些人當中，有些是梁文道親自出馬邀請的，如詹宏志；有些則因為跟梁文道關係更加密切，打個招呼就來了。
他還做了一批產品，放在 CHAO一樓的最裡面十幾平米大小的空間裡。這個空間臨時充當起了這次生活節的快閃店門面，門口被電梯和幾支假竹子掩映，店裡陳列一個柜子的音樂卡帶，隨手拿起一個，是許巍2000年發行的專輯《那一年》。
這批產品中，有被梁文道稱為「我們認可的東西，用於充實概念店」，也有「看理想」花大力氣研發的，例如手衝咖啡器材、馬克杯、一瓶叫做「年華」的紅酒。產品由合作的設計師先提案，最後由梁文道拍板決定，甚至有一些是梁文道自己此前就在使用的。他把自己背了八年、帶著它去過世界各地的一澤信三郎帆布包放在了快閃店的現場。
他甚至為這個帆布包專門寫了一段話，印在一個卡片上：「八年來，它的顏色早就變了，這是只屬於我一個人的顏色。它隨著我經歷了這麼多，背著那麼沉重的書，當然也有需要送回去修補的時候。好在『一澤帆布』的宗旨是只做值得修補的布包，我甚至見過有人把用了四十年的老包送回去給他們的匠人修補……」
「室內生活節，文道老師操碎了心。」同為策展人之一的李健這樣說。不難理解梁文道為什麼對生活節這麼上心，它對於「看理想」和梁文道自身，都是某種美好願景的具象化出口。
梁文道最近一次發火就是因為同事有些地方做得不夠認真，執行得不夠精確。
「我們找來的這些人是什麼人？像松林佑典先生，他做咖啡杯他都用一年時間去想。人家是這種人，我們跟人家合作，那你自己是不是這種人？」
梁文道當然追求也成為一個「職人」：以傳統的手法去做創新的東西，其中的審美和認真的態度一以貫之。所以他強調，從出版書，到出版影像，到出版器物，這幾個步驟雖然有先後次序，但彼此並不是割裂的。
「『理想國』做書並不只是為了傳遞純粹的觀點，同時還包括了我們某種美學的觀念和判斷。」——你或許曾經在「理想國」出版過的原研哉、杉本博司或者是約翰·伯格的作品中感受到過這些審美取向。
但這些美依舊被縛在書上的一個個鉛字中，或者是飄在言語中。而他們希望這些美被觀眾、讀者實實在在地握在手裡，背在肩上。這次的生活節，成了梁文道將「理想國」和「看理想」在追求的那套東西整體轉化的一個最好落腳點。
看起來，梁文道又一次攀上了一個風口。搭乘著中國消費升級的快車，「生活方式」、「生活美學」品牌似乎都在商業空間上有著無限潛力。於今年1月完成C+輪融資，估值5億美金的「一條」就是近期可見的一個很好案例。
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看理想」是否因為看到了這個時機，才決定進入生活方式領域。
梁文道沒有直接回答。他拿起了他的菸斗，壓了一下菸絲，點火，對他自己需要抽菸這件事情道過歉後，講起了之前被他們放棄的一個計劃。
在四年前還沒有「一條」的時候，他們就打算進入造物領域了。當時所有人想法都指向了同樣的答案：筆記本。他們找到了市面上一百多種本子仔細研究設計，但發現整個成本加起來，還是比他們出版的一本書要貴。他們放棄了。
「我接受不了。我們做出版是因為我們相信出版的價值。我相信這本書的內容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要不然我不會把它印在白紙上給你。你今天拿一個本子，上面什麼字都沒有，居然這麼貴。相當於一本莎士比亞《李爾王》、《哈姆雷特》都比買空白本子還便宜得多。我們做出版的人，我不能認同這一點，所以我們不做本子。」
「我們不抗拒賺錢，但是賺錢不是最重要的事。想不明白這個產品和「看理想」背後那套審美價值判斷有什麼關係的話，我們就不做。」梁文道說。
生活只是一張皮
梁文道直到現在都很喜歡Publish這個詞。他講起了它的詞根，是Public，公共的。他的身上也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標籤：公共知識分子。
「把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交給公共，比如說一些概念，一些觀念，一種重要的情感，你覺得是值得給公共的，你交給公共。」他不斷強調，這種「出版」的心態，是他們做「理想國」和「看理想」共同出發點。
早年的梁文道是極「左」的人。他從臺灣回到香港後積極投身於各類社會運動，包括工人權益、社區維權、反戰運動，也出入於電視臺、電臺、紙媒，開專欄，主持節目，寫時評。那時候，他倡導的開放，多元、寬容、理性、獨立，是他認為值得交給公眾的東西。
轉折點在他給《南方周末》寫專欄時來臨。在多跑了幾個大陸城市之後，梁文道開始意識到不對勁了：導致這個社會不對勁的原因，會不會不僅是政治的、不僅是制度問題那麼簡單？
他講起了一次去廈門出差的經歷。「那次我們工作到很晚，然後有個同事提議說去吃宵夜，我就說好啊，吃什麼。結果他說去吃麻辣燙吧。我當時真的很生氣，你來到廈門了，你居然去吃麻辣燙！？」
「如果一個人他在吃上面重口味，他在看什麼東西上都要重口味，他們這種人就會很喜歡《戰狼2》，很喜歡《厲害了我的國》，他就會會追求那種很宏大敘事的美學，要激情，要澎湃，然後強調，有時候扭曲到一個極端。」
梁文道在這個時候「重遇」了蔡元培。這拓寬了他想交到觀眾手中的東西的品類：生活只是蓋在上面的一張皮，美育是最重要的內核。
梁文道想起了自己在臺灣見證過美育改變社會的實例。
在他小時候，臺灣是一個滿街垃圾、人們隨地吐痰，爛的一塌糊塗的臺灣。「只不過是因為有些人，像阮義忠，告訴大家照相是怎麼回事兒，有些人開始跳舞給你看。有些人開始說，我們平常說話為什麼聲音要小，你以為這些好像都是無關的，但這一個一個小螺絲扭起來之後，整件事會變的。」
於是，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裡講博爾赫斯、陳丹青在《局部》裡講《千裡江山圖》、馬世芳在《聽說》裡講青年李宗盛，還有陳丹青的《號外》記錄了木心博物館後期建設到開館的過程，楊照和他女兒李其叡在《呼吸》裡講古典樂。還有這次的生活節，梁文道「操碎了心」地讓觀眾可以研究手衝咖啡，品嘗金華火腿，聽巴揚手風琴與拉美文學的對話，也看賈樟柯、崔健、張元的電影，用開化堂的茶葉罐…
但他仍然強調自己交給公眾的並不是一整套現成的生活解決方案。對於那些市場上很流行的「幾分鐘幫你看一本書，幫你建立知識體系」，梁文道從來不談。因為他不相信這種速食的做法。他希望自己交到受眾手中的，是一種實驗，是另外一種觀察生活的視角。
「比如說，你是不是一定要買開化堂的茶葉罐裝茶葉？不是，我只是告訴你，這個世界上有人這麼認真地做一件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情。於是，你回去之後，處理自己家裡面的茶葉跟咖啡豆的時候，也許你會認真地想一下，我該怎麼樣處理它們。」
最佳代言人
梁文道應該不會否認，「看理想」能夠盈利這件事情，是故事能夠講到一千零一夜的前提。
尤其是當「看理想」的營收正從單一的廣告和平臺分成模式向多產品化、會員制收費整體過渡時，能夠盈利意味著「看理想」交付的這套美學判斷和價值觸達了他們的受眾。
「看理想」這個成績首先來源於梁文道多年來積澱的人脈和知名度。先不談這次生活節所撬動的文化界人物，光是竇文濤、陳丹青、馬世芳，加上梁文道自己，就可以稱得上是文化界的流量天團了。何況，梁文道還有多年媒體經驗鍛鍊出來的「手感」。他非常清楚在大眾傳播上什麼樣的方法和內容是優質且有效的——《一千零一夜》選擇講《天龍八部》就是他為了照顧觀眾口味做出的調整。
而在某種程度上，梁文道能夠成功進入生活美學領域，也得益於自己就是「看理想」所倡導的那一套審美、智識、體面的生活哲學的最佳代言人。他本身就習慣讀書觀影、用好器物，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獵，你似乎在中國知識分子市場上找不到比他氣質更符合的人選。
梁文道一年有兩百多天都需要住酒店，但他會把自己常用的生活器物放在相熟酒店裡，每次入住時，工作人員就會幫忙擺好。在他北京的辦公室裡，房間基本上是由書裝潢而成的，唯獨在角落裡出現了一個小木櫃，裡面擺了十隻左右的菸斗，透露著他除了讀書以外的生活講究。
他還有著與他這個年紀男人常見的隨意著裝截然不同的穿衣品味。在《一千零一夜》中他穿的幾乎都是私服：寬簷軟呢帽、披風式大衣、圍巾手套，或者是馬甲、西裝三件套。他談「衣服」這個話題說到：「穿衣服會約束我們，穿對衣服也會更自律些。如此說來王爾德那句『只有淺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也非全無道理。」
在得體與精緻的打扮之下，他還有風度和禮節加持。彬彬有禮，體面周到，幾乎是大部分人和梁文道接觸後都會留下的印象。哪怕是對與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交代工作，梁文道也會用敬語「請」和「謝謝你」。2009年，給梁文道《我執》作序的鄧小樺就曾寫道：「當時他正成了電臺總監春風得意，卻接受我們那勞什子學生報的訪問。當他已經在街上無人不識的時候，第一次致電給人時還是會自我介紹：『你好，我姓梁，我叫梁文道。』謙退得對方都怔一怔……」
於是，時代洪流與個人天賦的合謀，讓梁文道成為受矚目的啟蒙者、表演者和行動家。他在精英與大眾間不斷尋找著平衡點，擔任著一個大學老師般傳道受業解惑的角色。如今48歲的梁文道已經洗去了年少時的激進。他毫不諱言，談論咖啡杯和茶葉筒，離他一直想抵達的地方又多了一重迂迴，但這是更安全和全面的做法。
「我們絕不放棄一些對理念的堅持跟繼續傳播，但是同時也要全方位地散布在不同的生活領域裡面的價值判斷。」
本文圖片由「看理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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