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許小青，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湖北 武漢 430079
內容提要：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首都遷移、政治中心南移等外在因素影響，尤其是經歷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換，國民黨基本的文化教育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轉向，地處南北新舊兩都的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最高學府」之地位出現升降輪替。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最高學府」角色的轉換遠遠超出了純粹的教育學術範圍，昭示出國家的政治變遷深深地影響了大學的發展走向。隨著「九一八」事變後民族主義的興起，南北兩大學在學術救國等問題上又表現出一致性的一面。
關 鍵 詞：遷都；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角色轉換
標題注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近代大學與中國政治」(15JJD770010)，華中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中國近代大學通史」(CCNU16Z02004)。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24(2019)08-037-044
在近代中國，「最高學府」一詞多指大學等專門教育機構，也常與地域和行業聯繫在一起使用。以上海學生刊物《中國學生》為例，1935年至1937年間該刊多次對各地的大學進行宣傳報導，並頻繁使用「最高學府」一詞。仔細辨別這一詞彙的使用語境與真實含義，通常有兩種用法，一是對地方綜合大學多加地域限定，如稱中山大學為「華南最高學府」、稱河南大學為「中州最高學府」，①二是對專業性很強的大學則加以專業、行業的限定，如稱暨南大學為「華僑最高學府」、中央警官學校為「警察最高學府」。②整體而言，民國時期籠統地稱「最高學府」「全國最高學府」「首都最高學府」，大多數情況下專屬於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③顯示當時社會對「最高學府」的一般認知，這也從一側面表明這兩所大學在近代中國的特殊地位與影響力。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首都遷移，地處南北新舊兩京的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圍繞「最高學府」展開了或明或暗的多方面競爭，不僅對於這一時期學術、文化產生了多重影響，而且顯示出國民黨經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後，對於高等教育所寄予的新期望。
在近代中國，北京大學「最高學府」地位的取得，利益於兩重因素：一是繼承了清季京師大學堂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的政治地位，甚至長期以來作為首都唯一國立大學而存在。1918年，教育總長範源濂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上直言北京大學是中國唯一國立大學：「吾中國公立之大學有三：(一)為北京大學。(二)為天津之北洋大學。(三)為山西之山西大學。山西大學，系特就晉省而設，北洋大學，則初歸北方各省公立，近乃幾與北京大學連為一體。此外雖有私立大學，而辦學多未就緒。外人在華設立學校，名為大學者，其性質辦法，又與吾國異。是則北京大學者，吾中國惟一之國立大學也。」④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更增添了北京大學的影響力。「蔡元培在幾個月內，就把一個死氣沉沉的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一個生龍活虎般的近代大學。」⑤
就事實而論，北京大學成為全國最高學府並非晚在「五四」時期，早在京師大學堂時代即享此殊榮，只是在「五四」運動中北大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地位與身份得到新的確立與公認，故「五四」期間北大學生就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學校是國中最高的學府。他的生命，也有了二十二年多了」。⑥20世紀20年代北大享有越來越高的地位，多歸功於「五四」時期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結合。對於北大校史素有研究的當代學者陳平原評論說，北大之所以名揚四海，很大程度得益於「五四」運動。對於「五四」時期北大的影響，蔣夢麟有一形象的說明：「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北京古都靜水中所投入的每顆知識之石，餘波都會到達全國每一個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學也沿襲了北大的組織制度。提倡思想自由，開始招收女生。北大發起任何運動，進步的報紙、雜誌，和政黨無不紛起響應。國民革命的勢力，就在這種氛圍中日漸擴展，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在這環境中漸具雛型」。⑦集中一批新文化人才，倡導思想革命，登高一呼，全國影從，其「全國最高學府」的影響力得以強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後，孫中山對北京大學寄予厚望，⑧對北大的各種運動大加獎譽，最後並勉勵蔣夢麟「率領三千子弟，參加革命」。⑨1920年，孫中山對北大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明確表示贊同，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中要求其追隨者予以支持：「自北京大學學生發起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的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極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致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其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無可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⑩可見，孫中山十分看重北京大學在思想文化上引領青年的巨大作用，並認為由此而帶來的社會風氣轉變將是革命成功的思想基礎。不過，如周策縱所指出，孫中山之所以全力支持新文化運動，更多的是從政治上來考量的，他思想深處並未完全認同新文化運動的理念，他所看重的主要是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所發揮的思想政治動員作用。換言之，孫中山對新文化運動採取實用主義態度，對新文化運動的所有思想並沒有完全認同，尤其是對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文化態度等問題仍有保留。這些在國民黨內部亦引起分歧，引起其繼承者們的思想混亂。(11)
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北大一度盛傳被政府關門，為了在南方有一傳播新文化的陣地，南方籍的新文化人士商議創立另一大學。在這一背景之下，同為新教育運動重要基地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藉機籌建國立東南大學——中國近代史上第二所綜合性國立大學。弔詭的是，1921年創設的國立東南大學很快在學術文化上與北大展開多方面的競爭。其中北大新文化派與東南大學學衡派在文化學術上展開多方面學術文化論爭，尤其引人注目。就其內容而言，雙方論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語言上的——推崇文言文還是白話文？二、文學上的——主張新文學，還是倡導舊文學？三、傳統文化上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是否依然有生命力？四、理論源頭上的——是尊崇西方的新人文主義，還是實驗主義？隨著討論的深化，雙方陣營不斷擴大，由最初以老師為主體的《新青年》《學衡》雜誌擴展到以學生為主體的《新潮》《史地學報》《文哲雜誌》等，初步奠定了20世紀20年代前期南北學術文化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對於20世紀20年代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學術分歧，社會評論者多以「新舊」來評判，其中以周谷城的論說最有典型：「從前北大曾新極一時，凡奉新教育主義的，當然到北大去。與北大對抗的有南高。那麼反對北大，而且專拜古典主義的，當然到南高為好。」(12)而南高派重要學人張其昀則以人文主義來稱東南學風：「民國十年左右，南高與北大並稱，有南北對峙的形勢。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而南高則是人文主義的大本營，提倡正宗的文化。」(13)正是基於學術文化風格的立異與競爭，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一起成為20世紀2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兩大重鎮。
地處南北的兩大學，「五四」時期的學術文化論爭，成為時人與後人不斷指認學分南北的指標，只不過，由於當時和後來派內和派外不斷的渲染，將南北兩派的分歧彰顯於眾、擴大於外，且留下北大與南高(東大)完全對立的形象，這與事實本身有相當的出入。就新教育運動本身而言，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同為「五四」時期新教育運動的重要陣地，無論新教育運動的成員，還是新教育運動的理念，雙方的共性要遠遠大於分歧。
隨著「北伐」的成功，國民黨由革命黨演變成執政黨，其基本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概括而論即由破壞轉向建設，對過去以社會動員為主的教育政策進行了大的修正。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克定長江後，國民黨四次全會發表宣言，鄭重宣告「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點言之，無過於未成年之學生參加政治鬥爭一事」。「以目前中國之情形論，文化落後，經濟落後，國民之身體無不衰弱，所以足屬望者，惟後起之青年耳。然當其應受培養與保護之時代，不教之以正當學問，導之以正當之道途，使其身體精神得遂其自然而健全之發展，乃欲付以成年者所不能勝之重任；及其已陷入錯誤，而禍害已波及於社會國家，然而不得已而科之未成年者所不應受之嚴刑。此豈足以救亡，實所以如滅種之禍而已。」(14)顯然，對過去發動青年，運動學生的政策已開始懷疑了。到1928年全國教育會議召開期間，中山大學、廣東教育廳、廣西教育廳聯名向大會提出《確定學生會組織及其法律關係》提案，提出「蓋軍閥之下學生之趨向，在國民黨統治境內者，理應不同。革命軍興之時，與建設之時，理應不同。昔謀革命之早日成功，今圖建設之人格培養，則過去之青年運動，現今不能繼續，以多破壞而妨建設，理甚顯也」。(15)對於青年運動的政策已出現大的調整。1928年7月，蔡元培以大學院院長的身份專門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吾黨過去青年運動之作用，及現今不能繼續之理由：吾黨主義非為一時，其不受時間之支配，人所共喻。若施設之策，則不能不因前後情勢之不同，而參合事實，適應因革。外交方針如此，農工運動如此，在教育何莫不然」。(16)顯然停止了過去的青年運動的鼓勵政策。
對於青年運動，國民黨改獎勵為限制，為此，蔣介石作了這樣的解釋：「這箇中原因，就是因為革命的階段不同，對象不同。在前革命中，我們急切的對象是軍閥，我們周圍是黑暗沉沉的死環境。我們要打倒軍閥，首先要衝突這個環境，我們社會中間的每一個人員，都要暫拋棄了本身的地位和職分，一至進行破壞的工作，這也不止是青年學生要如此。但現在軍閥打倒了，環境情勢，已經變遷了，接著第二步我們就要和帝國主義者相接觸，來爭回我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可是這不是很簡單的工作，也不是一蹴可成的事情。……打倒帝國主義卻不是單純的破壞所能濟事，還得要建設的努力。」所以他提出：「要解除人民的痛苦，要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只有切實做建設的工作。不過建設卻需要高深的學問。所以青年今後宜努力於學問的研究，以備國用，切不可以虛浮衝動自誤，更不可以呼號叫囂為事，要知道現在只有專心致志，刻苦求學，乃是青年救國家、救民族、救人民、以及救自己的唯一方法。」(17)正是由於這樣的考慮，國民黨上臺後一直希望通過「整頓教育」來達到改變社會風氣的目標，這一政策首先就體現了對東南大學的改造上。
國民黨於20世紀20年代的崛起多少得益於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與民眾動員，並在北伐進行中大力推行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但其「黨化」教育卻遭到東南大學以郭秉文為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抵制。北伐開始後，南北朝野出現了多次遷都之爭，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多個方面。定都南京後，南北兩大學的「最高學府」地位因政治中心南移而攻守易勢。「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一方面直接將曾抵制「黨化」教育的東南大學定性為「反革命的大本營」，將其解散整頓。另一方面，作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亟須加強其他各方面建設與之相配，其中建立一個新的全國最高學府迫在眼前，故而國民政府成立後不久，就將江蘇境內高校合併改組成規模宏大為「首都最高學府」，努力將這所地方自治色彩強烈的大學改造成為首都最高的學府，納入其重建統治中心的整體規劃之中(如同新首都建設一樣)，努力將中央大學建設成全國的學術中心，其本意以之為模範，引領全國風氣的轉變。國民政府將定性為「反動大本營」的東南大學改組成首都最高學府——中央大學，反映出在南京重建學術文化中心的努力。
由此可見，首都遷移這一政治變動是中央大學取得「首都最高學府」地位的直接動因，與國民政府建立文化中心直接關聯。中央大學首任校長張乃燕亦專門發揮中大特殊意義，稱「國立中央大學，地位首都，首都機關林立，大抵皆行的機關，惟中央大學為最高學府，是知的機關；根據總理的知難行易之說，則本校對於中國精神上與物質上之建設，與夫世界文化之貢獻，皆負有極大之責任焉」。(18)而國民政府當局看重的是，中央大學為其政治統一合法性提供學理支持。1930年紀念南京建都三周年宣傳大綱中進一步論證南京能成為全國文化中心的理由：「南京地處兩大文化區域之間，益以地勢之便，交通之利，群賢薈萃，文物蔚然，富有振導南北兩個文化的創造力量，建設統一的文化。」(19)1930年4月，時值南京建都三周年，正值中原大戰爆發前，南京的正統地位受到挑戰，蔣介石在首都建設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大會開幕詞中強調：「首都為一切文化政治之中心，若不能建設成功則全國一切建設，亦無法進行」。閉幕式上孔祥熙亦強調：「首都為全國文化中心，必須合乎時代，以及美術化的原則。」大會發表的宣言則重申：「南京奠定國都以來，中樞所系，地位崇高，建設之需實居全國之首，允宜規模宏遠，氣象莊嚴，庶足以發揚國光，恢廓庶政，樹全國之宏規，昭友邦之隆視，是固國人之所願望，抑亦政府之所示為重要。」(20)這一切，都從政治的角度再度詮釋了中央大學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位。「中央大學」名稱的確立，使得該大學作為首都最高學府的地位確立下來，政要們在不同的場合一再重申這一點。20世紀30年代初教育部長蔣夢麟與中大校長張乃燕發生矛盾衝突之際公開表示：「中大為首都最高學府，在中央方面屬望至殷。」(21)1931年11月30日，朱家驊在中央大學紀念周演講中，再度對中央大學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地位進行重申：「中大同學是全國最高學府的學生，應該見到這一層，明了自身對於國家所負的責任，以為全國學生的倡導」。(22)其意義不僅及於該校本身，並賦予中央大學引領全國風氣的重任，尤其是力圖改變民初以來以北大為首的學生熱心於政治運動的風氣。雖然遲至1943年蔣介石才親任中央大學校長，但在對全校訓辭中依然強調：「中央大學顧名思義，應自勉為全國大學之模範，始不負其所處地位之重要」。(23)這自然與其首都遷移後的定位一脈相承。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對於首都最高學府的建設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央大學雖然經過朝野的共同努力確立了首都最高學府的地位，但卻缺乏十足的發展動力，經費問題遲遲得不到完全的解決，並深陷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糾葛之中。特別是受「黨化」教育的影響，強調「黨人」治校，內部派系爭鬥複雜，如同蔣廷黻所觀察到的，「當時一般人似乎有一種想法，認為欲想控制政治必須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認為老師和統治者應該是一個人才對。也有人認為控制一所大學就意味著控制了許多任命權」。(24)遷都後地位上升為「首都最高學府」的中央大學，政治地位突出，逐漸演變成為國民黨派系鬥爭的較量場，校長一職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易長風潮不斷。從1928年到1932年五易校長，其中國民黨同要角展開了對中央大學校長職位的爭奪，導致中央大學學生們的態度，也經歷了從歡迎「黨人」治校到排拒「黨人」長校的轉變。這從學生票選校長標準中可見一斑，1928年6月，中大學生投票校長名單，選中者為汪精衛、胡漢民、于右任三人，(25)基本上是國民黨元老。到了1930年11月，學生們提議五名校長候選人——于右任、蔡元培、翁文灝、胡漢民和戴季陶，(26)開始出現了學者的身影。1931年底，中大學生自治會首先提出顧孟餘、翁文灝、周鯁生三學者中，請中央擇一任命，(27)這完全是一個學者的名單。到了1932年1月，中大學生確定校長人選標準有三：一、純粹學者；二、辦理高等教育有成績者；三、毫無政治色彩。學生票選三人為竺可楨、翁文灝、任鴻雋。(28)可見，在幾年之中，中大學生所期望的校長標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原來要求黨國要人變為純粹的學者，既反映出學生對國民黨以黨人治校政策經歷一個從認同到反感的過程，也反映出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內在要求。
具有弔詭意味的是，中央大學的改組成立，國民黨本意為扭轉學風，但中央大學身處政治中心，捲入了當時國民黨內的派系爭鬥，學風也一改傳統「誠樸」而變得囂張不安。20世紀30年代初，以中央大學風潮為代表，黨潮、政潮與學潮相牽，成為當時輿論普遍認定教育破產的表徵之一。1931年蔣介石對變成學生運動新中心的中央大學十分不滿：「我在南京時據所得報告，浙江大學學生，很能守秩序，很能勤苦用功，不象旁的不好的學校裡校規廢弛，學風不嚴，學生放肆，養成一般亡國奴的惡習。」(29)親身感受到這種學風變化的吳梅教授將其原因歸結於首都遷移北方風氣導入所致：「餘南北雍主講，垂十六年，北大諸生，多馳逐聲利之場，不知讀書之道；中大諸生，間有束身自好，朝夕勤勉者，豈知國都南遷，北方風氣，亦隨之而入。」(30)雖然吳梅認識到首都遷移帶來學風巨大的變化，但事實上這還與國民黨文化政策的大調整密不可分。最終，1932年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調派北大出身的「五四」學生運動領袖羅家倫執掌中央大學校長一職，但卻引發了社會輿論關於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的爭議，並引起中央大學校內部學人對「大北大主義」勢力擴張的警惕，不僅對新校長製造各種障礙，並於1935年南京高師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南高派學人重新匯聚，編輯專刊，重申南高學風，重樹南高大旗，背後的深意即在於對「大北大主義」擴張進行抵制。
國民政府遷都後，南北新舊二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象。南京的建設在爭議中取得了相當的進展，表現出國民政府建設新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努力。而北京失去首都的政治地位之後，社會各界在北平的相對衰落中不斷尋求城市發展新的出路，其中將北平建設成文化中心成為朝野共識，但其方向與舉措卻有一定的差距。1928年之後，如何處置以北大為首的國立各校，尤其是如何處理老牌「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成為國民政府的一道難題。國民政府內部矛盾重重，國民黨元老們為了爭奪北平的教育主導權，展開了複雜的派系之爭。國民政府先後在北平推行國立學校合併和大學區制，包括北大在內的國立各校經歷從「中華大學」到「北平大學區」的歷程，直接導致北大復校困難、風潮不斷，最終均宣告失敗。直到1929年夏天，北京大學得以復校，北平師大與北平大學得以成立，顯示政治變動下教育制度革新中複雜的派系爭鬥，北大的復校運動表現出北大人維護「最高學府」地位的種種努力，其結果則顯示出國民政府對北平教育界的妥協。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國民黨執政的鞏固，在教育文化政策上日益偏向保守，對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否定。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在不同的場合對於北京大學和新文化運動，均有公開的批評和指責：「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孔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選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運動，實在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在蔣的眼裡，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略有貢獻外，新文化運動幾乎一無是處，「其本身簡直完全失敗!」，「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入無形消滅的危險」。(31)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心，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出這樣的新評價之後，北大的官方地位自然下降。從這個角度上看，北大於20世紀30年代的復興藉助的是本身掌握的社會資源，而不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援，也就不奇怪了。
歷經首都南遷、北平國立大學合併改組風波後，北京大學雖然最後復校成功，但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費、學風都明顯衰落。1929年北大雖得以復校，老校長蔡元培對於北大的地位有一清醒的認知，他認為現在首都已經南遷，北平一市之中大學林立，放眼全國，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於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32)首都遷移的政治變動使北大失去了全國最高學府的地位，在國民政府大力扶持新的「首都最高學府」中央大學的背景之下，北京大學很難從中央政府爭取到更多的資源。隨著其他國立大學的興起，北大的衰落成為不爭的事實，北京大學面臨著如何振興的難題。最終，北京大學所憑藉的，還是「五四」以來所建立的強大人脈資源，特別是北大人所掌控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正是在胡適等老北大派的運作之下，設計出一條北大與中基會合作的「妙計」，每年中基會贊助北大二十萬元，使得北大成功解決辦學的經費難題，並以講座教育名義在全國延聘一流學者執教，最終實現了北大的「中興」。(33)
20世紀30年代南北新舊兩都中的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仍在不同的學術文化領域展開競爭。如尊孔問題、讀經問題上，中央大學學人發起了一場「新孔學運動」，與國民黨當局的文化政策存在相當的一致性。雖然中央大學學人宣稱與政府當局的尊孔讀經政策有區別，但仍給世人留下中央大學成為國民黨道統有力維護者的印象。同樣，在文言白話問題上，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仍延續了「五四」時期的分歧，且又有新的發展。在這場爭論中，原南高學人多是支持文言的，南高學人領袖柳詒徵一直堅持反對白話文，在讀了吳研因《關於小學語文教材的疑問之檢討》後，「將他人『疑古書』之精神去『疑今書』，把現行各書局出版的國語教科書，抄了一大堆，逐課批評」。(34)對教育部審查小學國語教科書提出批評，「僕對於小學國語教材懷疑之點，一經吳先生之檢討，居然已得若干定論。從此可以確信小學國語老者白話之惡劣，烏言獸語太多，教育部審查教科書不負責任，須由批評白話惡劣的人，自動集合，審查改正，為全國小學生造福」。認為吳本人思想也充滿矛盾，「吳先生服膺孔子學說，一方面提倡國語，一方面實提倡論語」。(35)以北大為首的新文化派則發表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文章進行批駁。當時胡適在《獨立評論》上，除了刊載任叔永的《為全國小學生請命》(這篇文章針對汪懋祖在《時代公論》上所發表的《中小學文言運動》而發)，還寫了《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大眾語在那兒？》兩文，指斥汪懋祖、許夢因的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民族主義進一步勃興。近代學人在政治變動的格局中，也不斷尋求學術救國，希望以學術影響學風，並由此帶動政治的改觀。黃節在20世紀30年代拒絕回粵主持教育時，說了這樣一段話：「竊維教育之壞，實隳立國之基，不同政治兵爭，可以一時弭定，挽回學風，必先定學術，尤非政治所能獨奏其效，況全國之大，夫可以一隅治也」。(36)正是基於這樣的共識，20世紀30年代，南北學人為建立新的學術社會，潛心學術，不斷努力重建新的學風，使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黃金十年逐步落到實處。不過，隨著外敵入侵，民族主義的勃興，學人從政、議政之心似乎沒有真正停止下來。除了直接參與政治之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政治文化的闡釋，北方學人的《獨立評論》與中央大學學人的《時代公論》的創辦就是顯著的例子。
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南北大學在「學術救國」上表現出一定的共性。陶希聖回憶說：「『九一八』事件發生，北平圖書館開了一個會，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陳詞，提出一個問題：『書生何以報國？』大家討論的結果之一，是編一部中國通史，此後北大史學系即以這一事業為己任。」(37)時日本學人京都帝國大學矢野仁一拋出所謂「滿蒙非中國領土論」，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張目，傅斯年作出反制，寫出《東北史綱》一書。傅斯年轉向民族主義史學，遭到中央大學繆鳳林、鄭鶴聲等學人的嚴厲批評。王汎森對此有一評論，認為繆鳳林、鄭鶴聲二人均來自中央大學，屬於不同於北大的南高系統，他們對新文化運動與北大派一向抱有敵意，對傅斯年所標舉的治史方法並不認同。(38)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東北史綱》的出現，正值民族主義的興起，民族主義史學也一直是南高學派倡導的，南高學人對傅斯年的批評，不是針對其民族主義史學本身，而是針對具體的史實錯誤，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東北史綱》的出現也是南北學風合流的一種表現。
「九一八」以來，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南北大學學人都在高舉「學術救國」的大旗。1932年12月，胡適在長沙發表題為《我們應走的路》演說，強調：「我們應該走的，就是以『學術救國』。現在談到救國，覺得很慚愧。我們國家受外侮到此地步，究竟是什麼緣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學術不如人。我們樣樣科學都要依賴別人，所以失敗。我們現在要努力趕上我們的先生，等到學術與人家平等，我們才能得到國際間的真平等。」(39)胡適的主張得到了北方學人的積極回應。1935年1月傅斯年致信胡適：「『守土』之責，此時在我們身上。回想先生前所謂雲『教育界視北大』佩極。」(40)時任中大校長的羅家倫晚年有一回憶，專門提到1934、1935年之際，北平的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公然狼狽為奸，橫行霸道，以北平為首的華北危機日益嚴重。北大以胡適、傅斯年為首的教授們，「堅決反對『華北特殊化』，面斥親日分子，並聯合其他大專學校的教授，公開宣稱要形成文化戰線堅守北平的文化陣地，決不撤退」。(41)
1934年，中央大學教授黃侃反問校長羅家倫：「要抵抗日本，我們中大底學生能否與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底學生在學術上競爭，中大底教授，能否與東京帝國大學底教授相比，整個的中大能否與東京帝大或西京帝大相抗嗎？」羅家倫聽了這話的反映是「使我驚恐心悸，使我汗流浹背，更令我興奮、努力。」(42)羅家倫後來設想中央大以日本東京帝大為學術競爭的對手，無非是想將中大辦成與國家關係密切的大學。事實上，羅家倫辦理中大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要將中大辦成全民族抗戰的「大本營」，他強調：「我們要抵抗敵人，要能抓住我們的對象。我們要拿東京帝國大學相比，看比得上否？……我以為中央大學應成為抵抗日本的參謀本部，不是造成抗日遊行隊或宣傳隊。遊行宣傳，別人都能做，不必我們大學生去做。我們要造成一個參謀本部，什麼人才都有」。(43)大學校長的辦學理念與其所主持大學的歷史和現實緊密相連。羅家倫辦理國立中央大學的理念，歸結到一點是始終圍繞「中央」二字做文章的，「我來中大的時候，希望中大做中華民族復興的參謀本部，這還是就校內的學術研究工作而言的」。(44)
由此可見，在民族主義的興起背景下，南北大學在「學術救國」的目標上表現出一致步調，並成為國民政府抗戰的重要支持力量，但在「學術救國」的方法和途徑上卻又有相當的分歧，這一分歧的存在直接延續到抗戰及其後來，表現出近代大學與政治之間依違離合的複雜關係，也成為後來人們觀察評論近代南北學術派分的重要指標。
北伐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在朝野引發了熱烈的遷都之爭，關係到整個國民黨內部派系對國家制度安排的分歧，內容複雜，牽涉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多方面的考量，其中重建文化中心等因素的存在，決定了遷都後南北兩大學的地位與發展動力。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大學院與大學區制的試驗，開啟了民初以來教育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反映出國民黨執政後開始反思民初以來教育弊端，試圖從整頓教育入手來扭轉社會風氣的努力。但「黨化」教育的推行，黨人直接參與教育的地盤爭奪，地處大學區試驗中心的北大與中央大，都牽扯進了各種政治派系風潮之中，黨潮、政潮與學潮溼糾纏在一起，成為當時社會認定「教育破產」的重要表徵。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因首都遷移、政治中心南移導致「最高學府」稱謂主體發生轉換，地處南北新舊二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北京大學之間展開了學術文化多方面的競爭，其意義不僅及於民國學術文化地緣與派分，而是展現了國民政府成立前後教育文化政策的變化。北京大學與中央大學圍繞首都遷移而展開的「最高學府」之爭，體現了國民黨當局藉助「黨化」來重建學術中心、謀求文化統一的初衷，也顯示其試圖藉此扭轉民初以來南北分裂、社會風氣浮躁弊病的宏願。但南北知識界為建立「學術社會」，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整頓學風、文化統治作出了各自的因應，與國民黨當局初衷出現相當程度的背離。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南北學人在學術救國等問題上表現了相當共同趨向，集中體現了這一時期政治與學術之間依違離合複雜而微妙的關係。
注釋：
①拓之：《華南最高學府：中山大學學生一瞥》，《中國學生》第1卷第12期；《中州最高學府：河南省立河南大學》，《河南政治》第5卷第11期，1935年。
②楊玉卿：《華僑最高學府》，《中國學生》第2卷第10期，1936年；潘振武：《警察最高學府之教學及其向上性能之探討》，《中央警官學校校刊》創刊號，1936年；拓之：《華南最高學府：中山大學學生一瞥》，《中國學生》第1卷第12期，1935年。早在1927年顧頡剛為中大搜集史料時，希望將廣東民政廳積存之歷年檔案四萬餘件撥歸中大語史所，所作《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中關於檔案的提議也稱「本校為南部諸省的最高學府」。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63頁。
③當然也有極少的例外，如1934年交通大學學生在自己的刊物上就稱交大是全國的最高學府。劉福康：《踏出了大學的門》，《交大學生》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日，第39頁。原話為「交大仍然是全國最高學府，人才最多的學府。」這一說法當時並不能得到其他大學的完全認同。當然，有時「最高學府」一詞也有用於一地的中學上，如1935年《西北評論》上一篇專門報導《陝東最高學府威林中學的解剖》(第2卷第6期)。
④《範前總長源濂之演說辭》，《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編者不詳)，1918年，第6頁。
⑤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7冊，《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4頁。
⑥蘇甲榮：《一年之回顧》，《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號，1920年1月1日，第9頁。
⑦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第128-129頁。
⑧早在1916年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就支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認為蔡出任北大校長，既可以「最高學府」的影響力在北方傳播革命思想，同時也可以培養造就革命人才。參見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5頁；高平叔：《蔡元培與孫中山》，《南開學報》，1986年第5期；王曉秋：《孫中山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⑨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第131頁。
⑩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1920年1月29日，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209-210頁。
(11)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6、472頁。
(12)周谷城：《官場似的教育界》，《教育與社會》第5期，1930年12月，第1頁。
(13)張其昀：《華岡學園的萌芽》，《張其昀先生文集》第9冊，「中國」文化大學、「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8年，第9038-9079頁。
(14)轉引自蔡元培：《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0-261頁。
(15)轉引自蔡元培：《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61-262頁。
(16)蔡元培：《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1928年7月31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260頁。
(17)《青年的地位及其前途》，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卷，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第602、601頁。
(18)張乃燕：《國立中央大學概況》，上海《民國日報》，1929年1月7日，第3版。
(19)《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三周年紀念宣傳大綱》，《中央周刊》第97期，1930年4月14日，第38-39頁。
(20)《首都建委會大會紀盛》，《中央周刊》第98期，1930年4月21日，第6、11、12頁。
(21)《蔣夢麟對張函聲明》，《民國日報》1930年11月1日，第3版。
(22)朱家驊：《學術救國是青年學生對於國家應負的責任》，《中央周報》第190期，1932年1月25日，第4頁。
(23)《校長訓辭》(三十二年七月九日)，《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第1期，1943年元旦，第1頁。
(24)《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年，第131頁。
(25)《學生之願望》，《申報》1928年6月13日。又見《中大問題告一段落》，上海《民國日報》1928年6月18日。
(26)《中大學生大會詳記》，《申報》1930年11月7日。
(27)《中大學生選求校長》，《申報》1931年12月28日。
(28)《中大學生票選校長》，上海《民國日報》1932年1月19日。
(29)《蔣主席訓辭》，《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第50期，1931年4月18日，第578頁。
(30)王衛民編校：《吳梅全集》「日記卷」上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3頁。
(31)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8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278頁。
(32)蔡元培：《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第7-8頁，1929年12月17日。
(33)參見拙文《胡適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大的改革》，《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34)熊夢飛：《首都風雅韻事》，《文化教育旬刊》第22期，1934年6月2日，第2頁。
(35)柳詒徵：《關於小學國語教材的疑問之檢討書後》，《時代公論》第3卷28號，1934年10月5日，第26頁。
(36)吳宓：《順德黃先生晦聞事略》，收入黃節：《蒹葭樓自定詩稿原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頁。
(37)陶希聖：《傅孟真先生》，《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3日。
(38)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5頁。
(39)胡適：《我們應走的路》，張澤麟輯：《胡適佚文二則》，《歷史檔案》2005年第3期，第29頁。
(40)《致胡適》，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3頁。
(41)羅家倫：《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傳記文學》第10卷第1期，1967年1月。又收入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第200頁。當然胡適這一時期對日思想變動頗大，自然也非羅家倫所言那樣簡單，此為另一問題。
(42)羅家倫：《對中大的期望——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九日在國立中央大學講》，《羅家倫先生文存》，「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史館」1989年，第5冊，第386頁。
(43)羅家倫：《讓我們把中大造成民族復興與抗日的大本營參謀本部——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在國立中央大學總理紀念周報告》，《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第454-455頁。
(44)羅家倫：《七七與中大》，收入《中央大學的回顧與前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1年印，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