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山救災期間，有記者來採訪。孫琳（左二）和華世偉（左一）等戰友，脫下又髒又臭的工作服，換上水兵服，在他們救援的唐山二中操場合影。這也是孫琳在唐山唯一的照片。
千龍-法晚聯合報導（記者 蒲曉旭）「解放軍是唐山的恩人！」
這是四十年後很多唐山人回憶大地震時常說的一句話。在那場世紀災難中，來自北京、瀋陽等軍區及部分海軍部隊，共十萬解放軍星夜兼程馳援災區——他們徒手扒活人，救出1.64萬餘被埋壓群眾；他們修建房屋，趕在入冬前搭建了40多萬間簡易房，讓災民有房住；他們防疫滅病，創造了大災之後無大疫的奇蹟。
解放軍在救災中的卓越功勳，讓他們在撤離時，受到唐山人的夾道歡送，甚至揮淚跪別。而救災經歷，也成為不少戰士終生難忘的回憶和財富。
大地震四十周年之際，記者從當年參與救援的老戰士中選擇了一線救援戰士、司機和炊事後勤人員，以他們各自特定的回憶，重新點燃國家力量和人性之光。
孫琳
58歲，天津人。
1976年3月至1979年在軍服役，大地震時為駐守遼寧葫蘆島海軍炊事班戰士。
救災首日為今生「最長一天」
地震後第二天我們在新聞中得知唐山發生地震，波及京津地區。後來中隊接到通知準備救災，炊事班裡我和老鄉華世偉等被列入名單。1976年8月1日下午接到命令，部隊出發了，山路上天色漸暗，清一色的綠色解放卡車，車燈初開，車隊一眼望不到頭，不時還有插著兩三根天線的吉普指揮車超過，場面壯觀。
不知什麼時候，車隊停下。我們跳下車，發現四周一片漆黑，原來前方出現震後的危橋。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繞過橋上的窟窿和裂縫，提心弔膽地走過了橋。再看車隊，班長替換下司機戰士、黨員替換下非黨員司機，將車開上了生死未卜的危橋，真叫人捏把汗。
隊伍過了危橋繼續前進，走一段又停車。前方橋梁斷了，汽車涉水通過，我們在水中推車，有的戰士摔在河裡，幸虧河水不深。這樣一晚都記不清幾次下車、上車了。
後來我們在路上遇上兩個衣衫襤褸的騎車市民，他們見到我們後抓住我們的手，一邊哭一邊反覆說：「死的人太多了，你們來了就好，我們都震『五迷』了。」事後我們才知道，「五迷」是糊塗的意思。
部隊進入唐山，市區一片廢墟，連高過1.5米的殘牆都沒有，路邊堆放著遇難者的屍體。空氣中彌散著一股怪味，這味直到我們進入唐山一個月才逐漸散去。市區的人衣著千奇百怪，一個男人光著上身，下穿一個大花褲衩，背一支自動步槍，我想他是當地民兵。
我們在唐山二中操場停車。天熱起來，空氣中的臭味讓人喘不上氣，一路顛簸骨頭像散了架，我渾身一點勁都沒有。下車後部隊到處扒廢墟找活人，抬死屍。我們在連鉛絲、釘子都沒有的情況下，把廢舊的門窗拆了搭架，建成臨建棚。
之後我找來幾塊磚，支上行軍鍋，又從廢墟中找來破木頭燒火燒水。那是我記憶中最熱的一天，我在太陽下守著爐火，遭的罪今天無法描繪。水開後，我和戰友抬著一鍋水倒著走，一腳踩到釘子上，一股鑽心疼，但沒敢撒手，當時災區缺水。
天慢慢黑了，救災一天的部隊回來了，一個個蓬頭垢面，累得齜牙咧嘴，有的躺地上起不來。不知他們是累的還是抬屍體噁心，吃不下飯了，隊長們直端著飯勸戰士們吃。
入唐山救災首日是我一生中最長的一天。
解放鞋能倒出汗水 汗衣結鹽硬如「盔甲」
天亮了，送水車來了，我和戰友去抬水，每個取水的戰士都和我們一樣肩負使命，有的往前擠。我注意到，距水車不遠，有十幾個唐山市民拿著水桶在一旁觀看，想打水又不敢。有兩個膽大的湊上前來，這時，所有搶水的戰士都後退一步，讓市民先接。
沒有上級的命令，沒有市民的哀求，完全是戰士出於本能。今後的日子，市民優先，成了不成文的規定。
部隊每天早出晚歸，一邊尋找倖存者，清理屍體，一邊向災民發放食品，幫他們建防震棚。工兵開來翻鬥車、挖掘機在搬運填埋屍體中大顯身手。遇到下雨天，部隊就帶著油氈、裝屍塑膠袋到居民區為災民建棚，雨停了才能回來。夜裡戰士們還要在居民區巡邏，總之沒有閒的時候。
對救災，兵與兵，區隊與區隊，部隊與部隊之間還相互比拼，誰也不願示弱。
當年唐山異常炎熱，戰士們在烈日下拼死救援，中途停下來脫掉解放鞋倒掉汗水已司空見慣。人站在地上不動，汗水就會把地面打溼。於是，一種新的競賽就產生了。救災片刻的休息間歇，兩位戰士站在一塊平地上，一分鐘後同時離開，誰腳下被汗水打溼的面積大為勝。這遊戲在唐山只維持了一個多月，隨著勞動強度降低和氣候原因，玩不成了。
因為工作繁重，用水受限，我和戰友們幾乎沒人在唐山洗過衣服。由於前一天汗水中的鹽分在衣服上結晶，每天早晨穿衣，就咔咔作響像穿盔甲，手一拍能掉地上一層白色鹽沫。有戰士將上衣靠在帳篷上，結果衣服直挺挺地立在了地上。因此穿衣前一定要摔打衣服，打軟後才能穿上。
後來部隊撤回駐地，戰士們洗完衣服發現軍服全是小窟窿。有軍官笑著解釋，是因為衣服被鹽分腐蝕了。
唐山孤兒把炊事班戰士叫「爸爸」
救災的時候，我去給清理現場送水。那是一座倒塌的樓房廢墟，鐵鍁根本用不上勁，戰士們就用手挖廢磚。挖著挖著出現一個相框，是一個五口之家的合影。父母莊重慈祥，漂亮的姐姐梳著長辮，弟弟妹妹胖乎乎很可愛。戰士們將挖出的遺骸裝入塑膠袋。期間沒有眼淚，沒有嘆息，沒有多餘的話。
災區的情況逐漸好轉，大街上的遺體已經掩埋。但我們的勞動強度並沒減少。起初埋屍坑離市區近且挖得淺，為不留後患，要在遠離市區的地方重新深埋。重埋現場要撒白灰、漂白粉等藥物消毒，氣味和視覺上都很難受，空氣裡瀰漫著腐臭。部隊配備了防毒面具，我們不得不戴著它幹活睡覺，可時間長了就頭暈噁心。
進駐第三天時，我們正在做午飯。一個五歲左右的小男孩光著屁股，連鞋都沒有，渾身髒兮兮地躲在樹後，他聞到了香味又不敢過來。戰友華世偉上前把他領到炊事班，他站在行軍鍋前，不時舔自己乾澀的嘴唇。
華世偉一問才知道，男孩叫「二蛋子」，哥哥和父母都死了。華世偉先給他餵了水，又打了飯菜來喂。孩子吃飽了飯，華世偉又給他洗了澡。在確認對方是解放軍之後，男孩突然一把摟住華世偉的脖子，叫了聲「爸爸」，突然嚎啕大哭起來，戰士們怎麼勸也勸不住。直到我把一支卸了子彈的衝鋒鎗塞到孩子懷裡，他才收住哭聲。後來華世偉又找來衣服鞋子給孩子穿上。
司務長在查鋪時見到了二蛋子，在知曉情況後，特意指示炊事班負責孩子吃飯，而白天要確保孩子出現在親戚和鄰居視線中。從此「二蛋子」每晚隨華世偉睡在營區，白天孩子在外面玩耍，三餐飯點準時回來吃飯。隊長們聞訊也到炊事班來看孩子，只要孩子在，炊事班就會出現少有的笑聲。
進駐第20多天時，二蛋子突然沒像往常一樣回到炊事班。華世偉瘋了一樣四處尋找未果。後來才知道，當地將震後的孤兒轉移到了邢臺、石家莊等地。「二蛋子」很可能就在其中。時至今日，也不知他身在何處，生活如何。而他的海軍「爸爸」華世偉，則在四年前因腦溢血病逝，享年53歲。
震後回唐山吃飯 服務員堅持不收錢
當年大約9月底，我們接到撤離命令，並對災民保密，以免影響他們情緒，還規定不能帶走一草一木，違者嚴肅處理。戰士們把背包、挎包攤在地上，由隊長逐個檢查。
天快黑時，部隊開始拆帳篷和爐灶，撤離要把場地打掃乾淨，這是解放軍的老傳統。一些市民過來，問我們為什麼拆帳篷，我們像一群做錯事的孩子，低頭支支吾吾地搪塞。
天完全黑下來，大約9點，部隊要出發了。不知誰走漏了消息，市民自發為我們送行。男人握著我們的手，眼含熱淚。大嫂拎著茶壺端著碗，讓我們再喝一口唐山水。老大娘將煮熟的雞蛋塞到戰士手中，姑娘們在一旁痛哭，孩子一邊拉著戰士衣角，一邊用稚嫩嗓音求戰士們留下。
戰士們也失聲痛哭。人們互不相識，卻和親人一樣話別，這不是作秀，沒有任何官方的組織，全是老百姓和戰士感情的真實寫照。車開動了，我望著這座城市，默想一定要再回來看看這片土地和人民。
從唐山回來後，報紙上一有唐山的消息，大家便爭相觀看。當時的唐山市政府，給每一個參加救災的戰士贈送了一個筆記本、一支原子筆和一個紀念章，紀念章上寫著「」。
震後第二年，戰友華世偉到唐山執行任務，他們戴著紀念章。服務員見到後非常熱情，吃完飯堅持不收錢，雙方在推讓過程中都感動得哭了。華世偉他們扔下錢飛快跑了。
離開飯店後，他們第一件事就是從胸前取下紀念章。從此部隊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到唐山不準戴紀念章。事後我曾問過唐山人，他們說震後幾年，沒有政府規定救災的解放軍在唐山吃飯不收錢，但卻是唐山人不成文的規定。
孫琳對記者說，回想起這些經歷，我內心也是五味雜陳。在唐山所經歷的事，之後我再沒經歷過。當年戰士們那麼拼命，是如何做到的，至今難以想像。前往救援途中，橋梁道路損毀了，如能早到一天，就能搶救更多的人。現在想起來，我覺得還有點愧疚。畢竟，24萬同胞遇難了。
在他們感謝我們的同時，我也要感謝他們。救災的經歷，也讓我學到了唐山人不怕困難的精神。
在部隊服役三年後，我回到天津，在一家車隊當司機。後來下崗，開過計程車，擺過地攤，一生碌碌。每當我為一事無成而苦惱時，我便會想起1976年，在唐山，我曾盡過一個戰士的職責。
李贛江
60歲，
1972年至1987年在軍服役，大地震時為遼寧錦西海軍基地司令部車隊戰士。
靠三個麵餅頂過救援前三天 每天睡不足三小時
地震後，海軍迅速組織就近部隊開赴唐山救援。車隊接到命令後，立即抽調組建了汽車分隊，下屬小車、大車兩個班。我任小車班班長。
我迅速啟封了一輛嶄新的救護車，趕往災區。
當時酷暑難耐，第一批進唐山救災的部隊威脅最大的是沒有水喝。地震後，地下水下降，房屋倒塌，廢墟堵塞，連水坑都乾枯了。一個退伍的老兵帶我們找水源，先找到一個遊泳池，但已經乾枯了。
後來又找到一個排汙水的窪子，上面還漂著糞便和死老鼠，但大家都趴在窪邊喝了個痛快，並用水壺灌滿汙水，帶回救護車給戰友。直到幾天之後，京津等地的水罐車陸續到唐山，才解決了供水問題。
7月31日，也就是開赴災區的第四天，我們才首次分得了食品。在這之前，我一直靠三個小麵餅頂著，那時才知挨餓是什麼滋味。
我們的營地在唐山市路南區的唐山二中，傳說二中170多名教職員工死了150多人。作為小車班長，要負責醫療救護車，其他司機累了還要頂替，從早到晚連軸轉，每天睡不到三小時。
一線的戰士更辛苦，天不亮就起床，沒水洗漱，拖著疲憊的身軀趕到施救現場。沒有大型機械，只能靠雙手扒碎石，扯鋼筋、搬屍體，要頂著烈日連續施救到天黑。
剛到唐山沒帳篷，我們就睡在車底。起先一個多月洗不了澡，後來派來一輛洗澡車進營，解決了官兵洗澡問題，再沒有比能洗個澡更愜意的事了。
距我們帳篷5米遠都是成排的屍體。戰士們不得不戴上口罩，噴灑藥水。後來口罩也不頂用了，臭味憋得喘不過氣。我們每人陸續領到三個防毒面具，但天太熱，戴上兩眼冒金花。
為消毒，領導強制我們必須喝白酒、吃大蒜。酒是水罐車拉來散裝的，大家排好隊，每人一碗，就一把生蒜，往往是辣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完成任務。
因救援不少戰士患痢疾或肝病
震後十多天，全國各地支援災區的食品運到，各類乾糧、大餅、水果在帳篷外堆成小山，還有各類油氈、篷布、塑膠袋、鍬、鎬等工具。
我們營地距唐山市冷庫很近，地震導致冷庫坍塌，冰凍的肉遍地都是。但部隊有規定，任何人都不準食用冷庫物資。
救援期間，對救災部隊威脅最大的是疾病，主要是中毒性痢疾和中毒性肝炎。
因為水源不潔，食物不潔，最初許多戰士都因中毒性痢疾病倒。很多戰友早上報到，下午就被送到野戰醫院；或者下午剛到，第二天一早就病倒。甚至有戰士創下了每天拉肚子260次的紀錄。
而中毒性肝炎，主要是因為震後防疫，飛機從天上噴灑大量敵敵畏等殺菌消毒劑。地面防疫人員則燻蒸、噴灑消毒液，救災部隊一直身處高濃度消毒劑的環境中。那時，我的體重從120斤下降到91斤。
2007年，我曾和一位戰友聊起當年救災的經歷。對方表示，由於當時喝汙水、吃不淨食物，以及極度疲憊，落下了慢性腸胃炎。
去年我曾與戰友去過唐山。在一家列印店列印材料時，和戰友無意聊起當年救援。四十多歲的老闆聽到了我們談話，並囑咐店員，堅決不收我們的錢。
那些天我在唐山打車，所乘計程車撞倒了前方一騎車人。對方起身就來打司機，我趕緊勸架。對方起初說我多管閒事，在得知我是救災老戰士後，當即表示不再追究計程車司機的責任。
如果有可能，我和戰友們很想自費到唐山故地重遊，見一下我們當年救助過的人。
常江西
60歲，1975年至1978年在軍服役，大地震時為陸軍38軍下屬某部高射機槍連副班長，為震後首批入唐救災戰士之一。
「救援經歷是人生莫大的財富」
我們當時駐紮在河北易縣，農忙時節，我在團部下屬的農場插秧。地震當晚，我們都被驚醒跑到院裡。後來天剛亮，就接到團部叫我們回去集合的通知。天下過雨，我們的車陷到泥裡，命令緊急，我們跑步十幾公裡趕到團部。
等返回團部已是地震當日上午7時左右，救災的先遣部隊已經出發了。我們駕著後勤部門的車，匆匆吃了兩口早飯也出發了，並在第二天早上9點抵達唐山。
我們是第一批進入唐山救援的戰士。我們連隊被分到市委大院救援，一到地方就開始扒人，工具只有撬槓和鐵鍬。
從出發到救援首晚，我們兩天一夜沒吃東西。又熱又渴又沒水喝，常有戰士幹著幹著突然休克過去。他們被抬下去掛一會兒鹽水，休息一會兒又上來救人。
那時每天早晨6點就出去救人，直到晚上看不見了才收隊。夜裡部隊在廣場上打地鋪，餘震讓地面像被推土機推動一般晃動，但我們太累了，照樣睡。
在救援的前幾天，還救出過活人，再往後就見不到了，只有遇難者的遺體。
隨著時間的推移，空氣中到處都是腐臭味。起初我們用蘸酒精的棉花塞在鼻子裡，發現無法阻隔臭味。戴兩層口罩也不行，後來戴了防毒面具，雖然沒了氣味，但太熱，戴個十分鐘裡面就全是汗水。後來大家索性硬著頭皮救援，直到後來逐漸被迫習慣，因為哪裡都是臭的，無論白天黑夜。
救援初期物資匱乏，後來有領導視察，發現我們在路邊吃窩頭，說戰士們太辛苦，叫趕緊把震壞的糧庫和冷庫裡的肉拿出來吃。
震後大約十天，救援基本結束。我們開始給群眾蓋防震棚。部隊又組織了一百多輛水車每天從北京往返運水，戰士們挨家挨戶給災民送蔬菜和糧食。
震後二十多天，防震棚也搭好了，各地支援的物資也跟上了，全國人民想得很周到，什麼針頭線腦、白糖、肉、香菸應有盡有。
我們在那待了一個多月就走了，很多細活留給了後續部隊。
退伍後我回到滁州，在當地水產公司工作，直到今年剛退休。我時常和戰友們回味在唐山的救援經歷，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種鍛鍊。之後只要我遇到困難，我就會想，再沒有比大地震救援更難的事，於是任何問題都迎刃而解。經歷過唐山救援的戰士，不怕苦也不怕累，這是人生一筆莫大的財富。
文並攝/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 蒲曉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