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史博覽
在血與火的歲月中成長
1904年7月12日，劉錫五出生於河南孟縣（今孟州市）堤北頭村。其父劉肅堂深諳商道，在江蘇、安徽等地辦有鹽場、商號及藥鋪，擁有土地30畝、房舍70間。劉家雖稱不上富甲一方，但在當地也是少有的富戶。
劉錫五天資聰穎，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那時，軍閥割據，戰事不斷，為把兒子培養成為支撐門戶、光宗耀祖的人才，1920年，劉肅堂把劉錫五送到開封聖安德烈中學讀書。這所教會學校的校長是個英國人，教學內容跟現實脫節，管理卻十分嚴格。劉錫五對學校的課程不感興趣，但對反動當局查禁的進步書刊卻情有獨鍾。1922年，劉錫五陸續收到表叔武懷讓（時任唐山交大黨團負責人）寄來的《新青年》等雜誌，表叔並在書信來往中向他宣傳共產主義，進一步打開了劉錫五的覺悟之窗。在武懷讓的影響下，劉錫五不能忍受令人窒息的奴化教育了，他和同學們群起抵制。此舉仿佛巨石擊水，激怒了英籍校長。最後，學校開除了劉錫五的學籍。
1924年6月，劉錫五和同學趕赴北京考學，與在此辦理赴蘇留學手續的武懷讓不期而遇。叔侄倆住在同一公寓，談得甚是投機。從表叔那裡，劉錫五對馬列主義及中國共產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同年7月中旬，武懷讓在北京火車站與劉錫五分手時，特意向北京黨的組織介紹了表侄，並指定專人辦理其入團手續。1925年初春，經何孟雄介紹，劉錫五進入上海大學讀書。是年10月，劉錫五秘密入黨。
在大革命風雨的洗禮中，劉錫五迅速成長。1929年，劉錫五任上海滬西區委代理書記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等職。這年10月，上海反日大同盟在南京路寧波會館召開會議，黨組織安排中央文委書記潘漢年、秘書長劉錫五及朱鏡我前去參加。劉錫五在會上以泰東印刷廠校對工的身份，公開抨擊國民黨政府慘無人道的罪行，從而被特務盯上了。散會返回的途中，他被特務抓住。眼看就要被帶走了，劉錫五一邊反抗，一邊機智地大喊：「強盜敲詐。」租界巡捕聞聲趕來，將他與便衣特務一起帶進巡捕房。有個特務掏出國民黨黨員證朝巡捕面前一晃，用手指著劉錫五說：「這個人是共黨。」
巡捕房內部關係複雜，矛盾重重。那位巡捕並未理睬特務的指控，反斥責道：「沒有經過值班巡捕批准，又無引渡證，你怎能越界抓人？」當巡捕探問劉錫五的身份時，劉錫五說：「我是泰東印刷廠的校對工。」在他身上搜索一遍後，見無可疑之物，巡捕當即將他釋放了。
回去後，劉錫五把自己如何被抓及怎樣脫險的經過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漢年聽後笑著說：「錫五同志，你很機智勇敢，應付得很好嘛！如果被便衣抓出租界，事情就難辦多嘍！」
1931年春，由於郭亞先、李國玉等人叛變革命，中共河北省委、省軍委、團省委及北平市委先後遭敵破壞，薄一波、安子文等黨的幹部和眾多愛國青年相繼被捕。
7月中旬的一天，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劉錫五，頭戴博士帽，身著淡藍色大褂，腳蹬白皮鞋，來到北平絨線胡同「劉少白公館」（系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點）談工作。誰知，這裡已被敵監視。他不知情況有變，剛進入院裡，即被「蹲坑」的便衣特務抓住，後被關進北平草嵐子監獄。在此，先期入獄的有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等眾多黨員幹部和進步青年。
在獄中黨支部的領導下，薄一波、劉錫五等「政治犯」與敵人展開了絕食鬥爭，堅持7天。最終，敵人被迫接受了「改善夥食、增加火爐取暖、允許購買書報、每天放風三次」的條件。
以前，劉錫五家裡每月給他寄10元錢，這次他剛入獄時，家裡一次就寄來數百元。劉錫五把錢全部交給了獄中黨支部，用作革命經費。這筆錢不但改善了難友們的生活，而且獄中黨支部還購買了《共產黨宣言》、《布爾什維克》等大量的原文馬列著作和進步報刊，由懂外語的同志翻譯出來，供大家傳閱學習。劉錫五學得很認真，被難友們戲謔地稱為「老學究」。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徵勝利到達陝北。中共中央派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時，為解決幹部缺乏的難題，北方局報請中央批准，讓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53名黨員幹部履行「籤字」手續，出獄工作。1936年，這50餘人先後出獄，投入新的戰場。
1941年，薄一波對劉錫五說：「我們在監獄中有困難時，蒙你家給予了許多資助，要不要給你家一些照顧呀！」劉錫五笑著說：「那是我應當做的，要什麼照顧呀！」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生前曾這樣說過：「在我們黨內有兩位同志是自己拿錢出來幹革命的，一個是劉錫五，一個是黃敬。」
揮淚撰文悼左權
1936年11月，劉錫五出獄後，先到延安工作，後調入北方局，相繼任中組部幹事、地方科科長，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和北方局委員。他協助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以及北方局書記楊尚昆開展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建黨、建軍和建政工作。
1942年5月24日，日偽軍出動2．5萬多人，採取奔襲與「鐵壁合圍」的戰法，對山西省的青塔、偏城、北艾鋪等地形成了包圍圈，企圖吃掉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劉伯承部。此時，一二九師大部已跳到外線作戰，八路軍總部、北方局機關、黨校、部分警備部隊近萬人尚未轉移，被敵合圍。在彭德懷、左權等人的指揮下，我軍將士奮勇殺敵，戰鬥從日出打到日落，打退了敵人十幾次的反攻，給敵以重創，陣地始終被我軍牢牢控制。晚飯後，劉錫五帶隊向麻田東部山區轉移，5月25日黎明時分到達南艾鋪和姚門口一帶。正要埋鍋做飯之際，萬餘敵人趕到了，與我先頭部隊接上了火，我軍近萬名轉移人員陷入了敵人的包圍之中。情急之下，彭德懷命令快撤，並發出了「分路突圍，各自為戰」的指令，由彭德懷、劉錫五率總部和北方局機關從西北突圍；楊立三（時任總後勤部部長）率總後勤部從正北方向突圍；羅瑞卿（時任野戰政治部主任）率野戰政治部直屬隊和黨校向南突圍；由左權（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負責全面指揮。 在敵機轟炸、掃射與步兵炮火的夾擊下，十字嶺陣地上彈片飛濺，硝煙四起。彭德懷和劉錫五帶隊衝上十字嶺，於傍晚時分將敵人的包圍圈撕開了一個口子，衝了出來。衝到小南山村時，劉錫五身邊的人已經不多了，他一邊吩咐埋鍋做飯，一邊令其他人員去接應沒有衝出來的同志。稍過片刻，彭德懷趕了過來，對劉錫五大聲說：「這裡離敵人太近，要趕快走開。」未等劉錫五答話，一名警衛戰士跑來報告了左權犧牲的消息。彭德懷、劉錫五聽罷，止不住流下了眼淚，他們和大家一道脫下軍帽，為左權誌哀。 左權的犧牲，無疑是八路軍和北方局的慘重損失，大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劉錫五和左權共事多年，交情頗深。現在左權去了，劉錫五悲痛欲絕，揮淚寫下一篇題為《為左權同志復仇》的悼念文章，發表在1942年7月7日的《新華日報》太行專版上。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在我們的行列中失去了左權同志，全民族正為這一巨大損失而同聲哀悼，掀起復仇的怒吼！」「克服一切前進中的困難，堅忍沉著地度過黎明前的黑暗，打倒吃人的法西斯野獸，完成左權同志未竟的革命事業。」
在吉林受到高崗排擠
1949年5月，金色的陽光沐浴著中國大地，全境解放的東北處處呈現出盎然生機。
5月22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來有關吉林省委領導組成人員的任命文件，劉錫五被任命為吉林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握著這份文件，劉錫五感到肩上擔子的分量不輕。 上任後，劉錫五團結省委一班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及東北局的方針、政策，在發展國民經濟、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被人稱作「東北虎」的高崗，為了實現自己的預謀，卻視劉錫五為眼中釘，伺機要除掉劉錫五。 建國之初，國內工商業飛速發展，而一些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性也再次顯現出來。他們置國家法令於不顧，大肆進行賄賂、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竊騙取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五毒」活動。僅就承辦援朝志願軍的軍用物資來講，有的資本家用臭牛肉做軍用罐頭，有的用發黴的麵粉做餅乾，有的製造劣質青黴素和急救包，給志願軍戰士的生命健康帶來了極大危害，造成了不應有的犧牲。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為此氣得直罵娘。與此同時，在國家機關內的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現象也明顯抬頭，一些黨的幹部甚至墮落成為蛻化變質分子。針對這些情況，全國掀起了「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2月，吉林省委召開了由全省縣委書記、縣長、縣公安局長參加的會議，與會人員層層檢討，各級首長帶頭「洗澡」，「三反」、「五反」運動取得了明顯成效。劉錫五在會上作總結說：「80％的同志手腳是乾淨的，10％是浪費（中間會有貪汙），還有10％是貪汙浪費、公私不分、假公濟私，問題比較嚴重。大部分同志的檢討是接近事實的，極少數人的檢討與我們得到的材料不符。」 劉錫五的總結實事求是，與會者聽了比較愉快。然而，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卻認為劉錫五對吉林省的評價過高。他調工作組到吉林督戰，下硬指標要吉林捉「大老虎」500個，「小老虎」2000個。 劉錫五在省委會議上針對高崗的做法談了自己的意見：集中精力圍剿有事實根據的「大老虎」是對的，但「對於若干問題，必須看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區別對待」。他的講話再次惹惱了高崗。 高崗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大權在握，一言九鼎。於是，吉林省委被改組了，高崗撤銷了劉錫五的省委書記之職。在1952年6月25日召開的省委擴大會上，劉錫五被迫作了檢討。之後，他徹底「靠邊站」了。 劉錫五為人忠厚，並不知道高崗對他的打擊迫害是蓄謀已久的。其實，早在1949年劉錫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部長期間，高崗就到處鼓吹「東北特殊」、「無條件親蘇」等論調，並誣衊謾罵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藉以抬高自己。劉錫五感到不對頭，就將有關情況向劉少奇作了匯報。高崗知道後，藉故把劉錫五排擠出了東北局。此次利用「三反」、「五反」運動，高崗給劉錫五扣上了「反對東北局，有『離心』思想」的帽子，撤銷了劉錫五的職務。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55年，高崗、饒漱石被開除黨籍後，中央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以此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杜絕黨內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 這時，「靠邊站」近3年的劉錫五被中央任命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與劉瀾濤、蕭華、王從吾、錢瑛4位副書記一起，協助董必武工作。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劉錫五非常興奮，他加倍努力地工作。1966年驟起的規模更大的政治風暴襲來後，他再次失去了工作的機會。 1966年8月，康生為徹底搞垮劉少奇，下令在「彭羅陸楊」專案材料中塞入與劉少奇有關的「六十一人案」相關文件。1967年3月16日，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1936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履行「籤字」手續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叛徒集團」，與薄一波同監坐牢的劉錫五也難逃厄運。 劉錫五被掃地出門，失去了人身自由。康生指使造反派對他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打擊迫害。在批鬥會上，面對造反派的百般摧殘和折磨，劉錫五無所畏懼。一次，他從批鬥會上回來後，滿有信心地對老戰友楊攸箴說：「不要看他們這樣猖狂，他們長不了，要相信黨。六十一人問題，總會有正確結論的。」
1969年3月，劉錫五被下放到吉林雙崗「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裡環境十分惡劣。劉錫五患有多種疾病，但幹校仍勒令他參加勞動，不許他用連隊的草燒炕，下地幹活連板凳也不讓坐。等他愛人何真來雙崗照料他時，他的病情已十分嚴重了。
1969年12月，劉錫五被轉往位於河南長葛的中組部「五七」幹校勞動。他的病越發嚴重了，大小便失禁，神志不清，常常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無奈中，何真用架子車拉著他到一個公社醫院進行針療。不料，第二次去治病時，醫生說什麼也不給他治了，說幹校下了命令，不準給「叛徒」治療。 後來，何真將他送往許昌一家醫院，而醫生卻說：病太重，沒法治。劉錫五再次被拒絕在醫院門外。此後，何真多次要求幹校安排車輛送丈夫去鄭州治療，但都被擋了回來。 又拖了一些時日，劉錫五才被送到鄭州的一家醫院。然而，醫生根本不關心他這個病人，只開些降壓藥應付了事。看到這些，劉錫五終於明白了：有人在千方百計讓他早死。他不怕死，但為自己看不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而深感遺憾。他知道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一天傍晚，他抓住何真的手說：「我生是共產黨員，死也是共產黨員。我們黨是實事求是的黨，將來六十一人的事情總會弄清楚的。我死後，你要振作起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幾天後的一個傍晚，醫生給他打了一針。次日，他喪失了說話能力。1970年2月28日，劉錫五在鄭州告別人世，時年66歲。 在太平間，何真孤單地為他洗臉穿衣。他是「叛徒」身份，醫院和幹校自然不會派車送他去火葬場。劉錫五在吉林任省委書記時的一個下屬這時在鄭州工作，聽說老書記死在醫院無人過問的事情後，冒著風險，自己掏錢僱車將老書記送去火化。不久，劉錫五的骨灰被侄兒劉載忠抱回老家。
胡耀邦致詞洗沉冤
1977年1月，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不久，就先後收到了劉錫五的愛人何真、安子文的愛人劉竟雄、王其梅的愛人王先梅及薄一波的子女等人寄來的申訴材料，請求中央重新調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經過中組部近一年時間的艱苦調查取證，認定「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特大冤案。1978年12月16日，中央鄭重為這一冤案平反昭雪。那麼這一冤案是如何形成的呢？事情還要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 1936年，中央派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時，日寇已經侵佔了華北，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劉少奇剛到北方局，急需一批得力幹部開展工作，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部長的柯慶施向他建議：可以讓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同志履行敵人規定的「籤字」手續，出獄為黨工作，這樣既可以解決幹部缺乏的問題，也可避免獄中同志遭到日寇和蔣介石的殺害。 劉少奇向中央請示，中央經過研究，並經張聞天批准，同意了北方局的請示。1936年7月，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接到北方局的指示後安排地下交通員孔祥禎，通過秘密渠道向獄中黨支部傳達了北方局的指示。然而，這個指示卻被獄中黨支部拒絕了，他們懷疑這是敵人的圈套。他們決心粉碎敵人的陰謀，將來唱著《國際歌》堂堂正正地走出監獄大門。過了些時日，孔祥禎見獄中的同志並沒有出獄，就把柯慶施的信送給獄中黨支部。柯慶施在信中說：是劉少奇讓我給你們寫信的。在這種情況下，獄中黨支部才決定執行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在敵人的《反共啟事》上簽字，分批出獄。 儘管這樣，劉錫五和趙林等人對是否執行北方局的指示，仍然難下決心。雖說他表面上答應服從組織決定，但心裡仍然七上八下，生怕中了敵人的奸計。為防萬一，劉錫五要求先行出獄的同志出獄後迅速核實情況，如的確是北方局的指示，就給他送一隻燒雞來，不然他決不出獄。幾天後，北方局派人給他送來了燒雞。在這種情況下，劉錫五才和趙林等同志於1936年9月最後一批走出監獄大門。 胡耀邦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這一沉冤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1月上旬，河南省委組織部老幹部處處長劉德厚陪同中央有關人員到孟縣尋找劉錫五的骨灰，以便儘早送歸八寶山革命公墓。當聽說劉錫五的墳墓被壓在一個廠子下面時，劉德厚生氣地說：「就是把廠子翻個底朝天，也要把劉書記的骨灰找到。」在知情人的幫助下，終於在一家化肥廠的圍牆處找到了劉錫五的墳墓，遂將他的骨灰送往北京。
1979年1月25日上午，1200多人聚集在首都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劉錫五、胡錫奎等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大會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主持，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代表中央致悼詞。悼詞中這樣評價了劉錫五的一生：「劉錫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