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尊奉法家統治思想不僅成為戰國中後期的一大霸主，而且一舉建立統一文明。這種統一不再是商周時期的文化概念的統一，而是行政，軍事，外交，地方與中央以及整個文明的真正大統一。說在諸子百家當中明確提出統一概念，並為此堅決執行不惜一切代價的，似乎只有法家。但是法家在歷史上誕生的較晚，它是諸子百家當中理論體系構建最晚的一個學派。雖然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春秋時期就可以找到，但是相比於其他諸子顯學，法家依然是個後學之輩。
對於法家的起源眾說紛紜，其實一個思想學派的脈絡在最初的發展中本身就不明確。可以肯定的是，法家最初是從儒家體系當中變化而來。而且法家精通儒學，以其為己之所長。在戰國時期，很多法家代表人物，他們的老師和指導者都是出自儒家學派的。比如魏文侯時期的名相李悝。在魏文侯時期，主導變法，富國強兵，他的師承脈絡也直接繼承自孔子一脈。並且寫出了法家最關鍵的法經。
法經的問世直接導致了日後法家的大成者商鞅在秦國的所作所為。而且之中的很多社會概念以及國家治理理念方面也有濃重的儒家情懷。可以說當時的法家還比較原始，在具體的法條上是集各國法律建設之所長。可以說，當時的法家理論還沒有真正構建，所做出的很多法律規章除了是對前人的總結以外，還有適度的創新。
此後並沒有作為一個完整學派問世。之後吳起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吳起的法家更多的是在軍政歷練中形成的。當然，吳起的師承也是儒家。但是吳起所推出的很多法律法條都是在軍事層面形成並普及的。在吳起從政以後，又將軍隊當中的一系列規章，它的模式和理念應用到對國家的治理上，也是法家的傑出代表人物。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是，吳起傳世的主要著作依然是將其定位成兵家代表人物。雖然有日後被我們說成是法家思想的很多概念，但歸類為兵家更為合適。（此外關於吳起，固國不以山河之險，也可看出法家的儒家根基）
之後便是在秦國變法的商鞅。商鞅與儒家的關係也十分緊密，而且在商鞅三說孝公過程中，商鞅也多次引用儒家的經典話語和理念。可以說，對於商鞅而言，最初的治國理念並不是純正之法家，但是秦孝公聽不進去。很多人說商鞅是為了拋磚引玉，引出自己的真正目的，用法家變法強國，而儒家只不過是他論說的工具，甚至是一個反面典型。
但是，拜託諸位，你們忽略了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商鞅在用法家理論最後一次與秦孝公論爭以後受到重用，商鞅曾感嘆道，難以比德於殷周！商鞅為什麼會說這一句話？因為商鞅也感到可惜，並不是說商鞅如果在前兩次與秦孝公的談話中說服秦孝公，商鞅就會以完全的儒家思想治理秦國，在當時是不現實的，但是商鞅一定會將兩個學派相融合。只不過這種傾向在與秦孝公最初論證的時候就被秦孝公否定。最後一次機會只能把治國之理論局限在法家一家學派之中，自己才最終得到重用。
此外，商鞅的法治理論和法家體系也並非全然繼承脫胎於儒家。商鞅對於兵家的很多軍事概念也做出過自己的解釋，甚至著有一部兵書，只不過它失傳了。在《商君書》當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商鞅治軍，整軍之理念。
所以在早期法家形成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秦早期法家的思想皆源於儒家。他們把很多儒家認為是道德方面概念的問題變成法律問題去做。將很多道德的說教宣傳的內容變成法條固定下來必須去做，這是最基礎的區分。法家的法不僅僅是刑法，還有各種規章制度法。以及國家真正興國的諸多法治理念和概念。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最終提出，才使得大統一文明能夠真正持續。
漢承秦制並沒有承接秦國之暴政，而是承接了作為一個徹底的法家，商鞅在秦國一系列變法當中的政治制度建設。政治制度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也包括行政等各個方面。這才是漢承秦制的真相，而不僅僅是所謂的約法三章。為何西方文明沒有長期的大統一文明的確立呢？
正是因為羅馬文明，它也是由城邦國家轉向共和國直至演變成帝國的這一個過程，並且在帝國時期，羅馬的很多國家政治都是以城邦共和國時期的元老院以及公民治理的形式維護著一個帝國。在政治建設層面，羅馬沒有根本性的突破。所以當奧古斯都建立羅馬帝國以後的羅馬政治問題持續混亂。而這一點法家一手建立起來的穩定的法治政治秩序得到了穩定發展。
同時，我們在先秦法家的立法宗旨當中不難看出，早期法家無不以富國強兵為根本，他們的法律律令更多涉及到與兵法相關的內容。我們也很容易理解法家所實施的法令有戰時法令的性質。將整個國家當做軍營去治理，為的就是在激烈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當中保持國家的存在和強大，而這一點並不是法家的汙點。相反，它是能夠照耀千秋文明的一大功績。
把眼光放得更為宏觀一些，我們不單單去找尋自己的歷史，與大秦帝國對標的羅馬帝國也是如此。只有熱愛戰爭的民族和國家才能夠真正擴展自己的生存邊界。國家也才能夠真正壯大，否則持續性的小國寡民最終也只能落得個希臘文明的悲慘境地。就如公交車一般，誰想上都可以上。
在那個人類為了生存還主張以戰爭解決問題的年代，只有熱愛戰爭的民族，才有自己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主導權，能自己說了算。華夏文明當中的法家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體現而已。世界範圍內的亞述文明，埃及文明，羅馬文明，波斯文明，伊斯蘭文明。文明在快速發展期的時候都與我們的大秦帝國驚人相似。
而這些文明現在全都不存在了，但是這種文明特質依然被自己的少部分民族和繼承，帝國的其他民族所保留。在近現代的國際問題上可以處處看到此等身影。所以要想要在生存問題上主導自己的文明，與法家相類似的各種理論一定會出現在這一偉大文明的史書中。
在文章的上半部分，我提到了法家多源於儒家，並且法家的很多治理理念也都是在軍隊中更為常見的。只不過法家家將軍隊中的很多概念放到了政治，行政和治理國家層面，將儒家的很多道德標準作為法律標準去做。歷史總結性結論就是嚴苛軍法，戰時法治。但是法家還有很多十分突出的特點，我把它概括為百家之結晶。
首先，法家繼承了道家的很多樸素理論。有了自己的解釋，比如愚民治理。強調的是愚民不是讓民眾變得越傻越好，而是讓民眾變得樸素簡單。詞法問題一直是我們理解古人思想的關鍵問題，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例如一個成語大智若愚，並不是有智慧的人像傻子一樣，而是有智慧的人，很樸素，很普通。
也正是法家吸收繼承並且創新了道家理論，融入到自己的國家治理體系中。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把國民和國家當做戰爭機器，人們唯一參考的就是國家的政策和懲罰措施，讓民眾變得簡單樸素，只知國法而不知其他。
同時法家的法治理念也將道家進行了取捨融合，而這一點時間比較靠後，大致是在秦朝末年以及漢朝以後形成的黃老學派。就是法家與道家治國理論體系之雜合，既能夠堅持國家政體的法制規章形式，又能夠保證休養生息。但是對於道家小國寡民的狀態則予以批判，並運用歷史進步主義的概念駁斥這種落後守舊。
在墨家，法家也給出了自己的繼承和批判。首先，廣泛接納墨家當中能工巧匠的這一方面。 在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就是之後的秦惠文王贏駟與當時的墨家巨子關係十分要好，甚至互贈人參，相互問好。且在商鞅變法時期，墨家也將秦作為自己特殊的關照對象。當時的秦國積貧積弱，通過商鞅變法吸引了很多墨家子弟的能工巧匠為秦國最初的基礎設施建設立下汗馬功勞。
而且在墨家，墨子去世以後，墨家分為多個派系，其中一派堅定選擇了秦國作為自己的安身之所，也將自己融入到了秦國之中。墨家的能工巧匠大家都不要小瞧。最著名的墨家墨子與公輸班之間的論戰，就平息了那一場戰爭。可以說，墨家作為一個非政治實體的存在，在當時春秋戰國的社會上是一股強大力量，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忽略。
此外，墨家也有節葬的核心理念，這一理念是墨家反對儒家厚葬禮儀的關鍵，而商鞅的法家法派也對此加以繼承和採納。此外，墨家也有向一的思想傳統，而這一思想傳統也被法家接納，並成為日後統一天下的諸多理念之一。除此之外，法家代表人物無一不在各國的舞臺上主導變法，一個國家的變法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它不僅僅要建立軍隊。
重要的是鼓勵耕種，在很多法家思想和法家理論當中，我們看到的理論其實很簡單，就是鼓勵農耕，但是農業發展並不是單單依靠鼓勵就可以達成所需要的效果的，其中對於土地的重新丈量，對於土地的使用以及土地的劃分，還有土地肥沃等利用如何工作，很多農業器具，還有用水設施都需要做出系統性的改變和重新劃定，而這些都是農家的本行，所以法家強國同樣吸收了諸多的農家思想。包括戰國中期以後的很多水利工程，鄭國渠還有都江堰都是法家重視農學的突出結果。
此外，法家變法雖然重農抑商，但並不意味著這一政策持久不變，這恐怕是很多人的偏見。 法家同時也繼承了當時很多經濟學派的理論。這些理論無一不在指向農商並舉。農商並舉的前提是農商發達國家富強。當時的秦國積貧積弱，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商鞅必須要活學活用。怎麼叫活學活用？必須要保證國家農業生產和農業發展真正興起。
商業才能真正發展起來，要不然你賣什麼，你如何交換？你到底是有錢還是有物，這兩個東西你都沒有，就盲目發展商業，損害的只有本國的立國根基。不僅僅是商鞅在本國變法，就是很多國家自己的變法，也都是從重視農業開始的，當然像齊國，魏國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本身就比秦國好。
在這些國家變法新政的時候，頭幾年也無一不完全將政策傾向在農業方面。只不過他們的經濟基本盤很優秀，所以農業領域只需要做一些簡單的整頓，就可以大力發展經濟，而秦國並非如此。最終秦國都城鹹陽也成為戰國中後期的一大都市與邯鄲，陳，大梁等城市成為當時商業貿易最發達，貿易規模最大的商業集散地。
可以說，正是因為法家的誕生時間靠後，所以法家有充足的理論形成時間和理論借鑑經驗。法家為什麼能夠在諸子百家中取得各國君王的喜愛？並有很多君王不惜一切代價的任用法家對本國進行變法。除了我們一直認為的變法強國之外，更在於法家人士提出了最具務實性等系統性變法工程。
包含當時國家治理的理念，社會文化，交通，工程，農業，經濟，外交，軍事而在此以前，很多學派也提出了治國之道，但都是泛泛而談，比如說儒家的以德治國。與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而言，他們只想要解決的是我現在人少地少，究竟怎樣才能夠保證不被其他國家欺負？儒家對你說你要有道德！當這些君王想要知道如何能夠吸引人口的時候，跟你說，你要有道德！
當各國君王想要擴大自己的耕地面積，卻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儒家學派還是跟你說你要有道德。但是法家代表人物就會告訴你，改變國家稅收吸引六國人口。立軍功爵位多交糧也有功勞賞賜。想要擴大耕地短時間內不可能，但可以重新劃定耕地面積，提高農業生產率。法家給出了具體做法。如此，各國君王不重視法家，不認用法家難道有病嗎？
當然法家有沒有問題，或者是漏洞，當然有！哪一個學說沒有自己的弊病。但是這一弊病究竟是否是法家體系內無法改變，無法解決的呢？這一點存疑，因為歷史並沒有給法家證明自己的機會。其實，當諸子百家告一段落之後，任何一個理論思想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證明自己學說理論完善的機會，因為當大統一文明真正到來以後，所有的學說都成為了工具，而不存在以哪一個學說國家治理主體的概念。
但是儒家比法家幸運的是，得到了後世的官方承認，而且成為公開性的學說思想。而且儒家學說思想依附於對東亞文明持久影響的禮樂制度持續發展自己，即便是在隋唐時期，佛教文化盛行，儒家思想和儒家的基本模式也可以通過士人階層的基本行為規範得以保留傳承。在宋朝和明朝時期又可以經歷一次文化創新。
而法家顯然沒有如此好運，雖然在統治階層中，法家也是他們廣泛認可的事物，但是法家更多的是放在君王背後，不見於世人。雖然之後的曹操，諸葛亮都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的運用和創新也只限於這些政治精英，而不存在於廣泛之社會。而到了近代，法家的諸多變法思想也只能假託孔子去重新闡述，例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
其他的諸子百家就像道家，更多的是以個人修身的形式存在於社會，而其他諸子百家往往也成為一個具體的學科。最為可惜的就是當時的一大顯學墨家，若不是在一堆繁雜的道家作品中被拎了出來，恐怕後人都不知有其戰國顯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