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談論陶淵明，每每簡單地將其視為隱士。其實，陶淵明的底色，並不是一位隱者。從他少年時代的「猛志逸四海」(《雜詩》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大濟於蒼生」的濟世熱情，貫穿陶淵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希望在社會舞臺上展現自己的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青年時代的陶淵明也是這樣。詩人「總角聞道」(《榮木》)，少年「遊好在六經」，植根於儒家學術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於道」(《論語·裡仁》)。他在《雜詩》中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抒發了他輔佐明君、立業興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濟民的用世思想。其壯志凌雲，不失俠客豪氣。「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渴望建功立業，英雄情懷躍然筆墨之間。
二十九歲這年，陶淵明入仕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懷抱著「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的美好願景，秉持著「大濟於蒼生」的理想，開始實現其濟世的猛志。然而，官場不同于田園，初涉官場的體驗給他的美好理想潑了一身涼水，於時急轉身退。《宋書》等記載的原因是「不堪吏職」，只得「少日自解歸」，他受不了官場的種種束縛和折磨。而其中緣故，陶淵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飲酒》其十九：「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委婉含蓄地透露當時自己的心跡。
初仕的碰壁，讓詩人不禁猶豫起來。但他的政治熱情和理想並沒有消退，而且對未來充滿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現，一晃六年過去了。正躊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當時的顯赫人物——桓玄的軍幕。很明顯，詩人將這次入仕作為見識社會、體察仕途的好機會。在此期間，東晉政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桓玄與司馬元顯兩大權臣之間你死我活的廝殺，全然不顧國家大局，陶淵明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願望再次落空了。統治集團上層人物所關心的不是救民於水火，勵精圖治，而是個人的私利。陶淵明借詩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雖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業，但既然不能像寧戚那樣幹祿求官，那就再回歸田園吧。正當猶豫之際，他母親去世了，就藉此名義回到故鄉。
再仕失敗，陶淵明確實對官場有點冷漠和厭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詩中流露出閒適生活的自得與愜意。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陶淵明濟世的熱情不減。其詩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在看到自己收穫勞動成果的同時，不禁對世道表示憂慮。所以，當守喪期滿，年近不惑之時，他積極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發出來，《停雲》《時運》《榮木》等系列詩歌，充分抒發了他這時期飽滿的政治熱情。在《榮木》詩中，他以榮木喻人生短促，認為「晨耀其華，夕已喪之」，「先師遺訓，餘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裡雖遙，敦敢不至」。時不待人，功業未就，經權衡比較，於是選中了當時以整頓朝綱面貌而活躍在政治舞臺中央的劉裕。劉裕此時被擁為都督八州軍事的鎮軍將軍，陶淵明便出仕做了鎮軍將軍參軍。
陶淵明先後出仕桓玄、劉裕，都是抱著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陶淵明)選擇了東晉政府最動蕩的時候，又選擇了最足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這說明他還是關注於政治，並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但是劉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陰懷篡逆。嚴酷的政治現實使陶淵明認清了劉裕的偽善面目，其正當熾熱的政治熱情，猶如熊熊烈火被潑了幾瓢涼水，他只得在濁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夠有所作為，但他在這汙濁的官道中，開始對年輕時的抱負頗有些懷疑，感到內心矛盾極了。世道雖與他相違，但真要隱居不出，實也有悖於自己最初的理想與壯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運的安排。
因此陶淵明旋即出仕為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劉敬宣為東晉名將劉牢之子，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其地位可與劉裕相抗衡。可就是這位功勳赫赫的將軍，卻遭人無端排擠，不得不借安帝復位之際「自表解職」，不得善終。這一事件對陶淵明觸動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劉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體會到若想建功立業，欲「大濟於蒼生」，是何其艱難！身居高位、功勳赫赫的劉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結局，更何況一名小小的參軍呢？陶淵明想到自己雖然先後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卻依然無法施展。他認識到正直的人不僅受謗，而且隨時有墜入「密網」而喪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與己頗不相容，昔日的凌雲壯志很難實現了。隨著劉敬宣的解職，陶淵明也回到了故鄉。這一次入仕本是帶著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與隱的分水嶺。從這以後，他入仕的政治熱情明顯弱化了，再也沒有猛烈迸發過。
最後一次出任彭澤令，並非出自本心，而是為公田種秫而「足以為酒」去的。《歸去來兮辭》說：「彭澤去家百裡，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剛上任不久，從「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再加上督郵的到來，使他積於胸中多年來政治抱負未遂的憤怒與痛苦，徹底爆發而出，「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裡小兒」。這既是給官場的訣別書，也是對五次入仕理想的總結。以前抱定「大濟於蒼生」的政治理想，他認為「邦有道」而出仕；現在欲作賢臣而無路、欲有為而不能的情況下，他只能退而「獨善其身」，「守拙歸園田」。
雖然歸隱田園，但還在眼觀政治，也害怕捲入政治漩渦。歸田園初期，陶淵明在「放歡一遇，既醉還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歡愉園田之樂。但五十歲(五十而知天命)的到來，壯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雜詩》)。這種憂思隨著他年齡的增長，疾患的病重，而不斷加劇。尤其與當時政局聯繫起來，這種情感更為鮮明。嚴酷的政治形勢使他對抱負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堅隱不仕。
在陶淵明五十六歲時，晉、宋易代，詩人心情又發生了很大改變，內心充滿了憤懣，他把這股憤懣之情化成了《詠荊軻》《讀山海經》等充滿豪情鬥志的詩篇。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但陶淵明深知自己無力扭轉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負完完全全破滅了。為了躲避現實，他在耕種、讀書中尋求慰藉。「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其一)
幾十年的坎坷經歷，對人生不斷的思索，生活的實踐，特別是長期與勞動人民躬耕一處，激發了他那敏銳的思維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華。在他的思想裡產生了一個超脫於「小國寡民」又不同於「大同」社會的「桃源」世界。可以說，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華與頂峰，是他不斷對人生、對社會思索和實踐的結晶。也正因為他已不為世俗所累，因而他對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處之了。在「死去何足道，託體同山阿」(《輓歌詩》)與「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達爽朗與自歌自吟中，他將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巔峰。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四十一歲歸隱，其一生重要的經歷，大體都是參照孔子的人生設定來踐行的，體現了他作為一介儒生堅定的人生奮鬥目標：「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感士不遇賦》)這是陶淵明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