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國古代經濟和社會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歷史時期,加之太祖確立的「重文輕武」傳統,也使得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群體規模和社會地位,在歷史前後都顯得較為殊盛,從而造成了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歷史局面。
可就是在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的宋代,本為迷信的佔卜之風在整個社會,特別是在士大夫間卻十分風行。
這令人頗為難解,到底內裡又隱藏著什麼深刻的社會原因呢?今天我們來探析究竟。
一、宋代盛行佔卜的典型表現
1、巫卜人數眾多
王安石在《汴說》中言,盡在開封一地,卜者就數以萬計。從當時開封人口百萬來看,卜者所佔比例已經很高了,況且這還未將巫者包含在內。
巫者數目散見於宋朝歷代地方記載,如宋仁宗時,豫章(南昌)巫者就有1900餘家;因為巫者從業人數龐大,洪州知州夏竦曾「勒令」上述巫者盡數「改業歸農」。可這也難以控制巫者發展數目。如到了神宗時,虔州(贛州)巫者就已有3700餘家。
以上這還都僅是地方數字,放置偌大宋境,宋代從事巫卜職業的群體之龐大,可想而知。
2、士大夫熱衷佔卜,並親撰佔卜著作
宋代卜者中,既有陳摶、种放等著名隱士,也不乏大批士大夫重臣和文化精英。如司馬光、錢若水,以及朱熹、蔡元定等,都精於佔卜斯術。
這些士大夫文化精英的積極參與,也促使宋代佔卜著作相較唐代,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很大勝出。
如《宋史.藝文志》為此專門開闢「蓍龜類」,收錄的佔卜書籍就有35部之多。如張行成的《翼玄》、《元包數義》;司馬光之《潛虛》;邵雍的《皇極經世》;祝泌《六壬大佔》;楊惟德《遁甲符應經》……
士大夫佔卜在宋史和宋人筆記中更是屢見不鮮。
如《宋史》記載陳摶早年對錢若水曾經有言「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而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裡也載,錢若水青年時曾想要師從陳摶學道,陳摶觀之心意未決,請他明日再來。第二天錢若水見到了陳摶和麻衣擁爐而坐。麻衣不說任何話,觀察錢若水良久,以火箸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又對陳摶說「急流勇退人也」。
錢若水後來,官雖至樞密副使,四十四歲即去世。
陸遊《老學庵筆記》記載,慶曆年間,河北道人賈眾妙善相,見到王安石目精如龍,就斷定他必將富貴;
而對左手龍爪的黃庭堅則說,左手得龍爪「歲當魁天下而不仕」,若是右手就大貴了。王安石和黃庭堅一生履歷,大抵如是。
3、佔卜方式多種多樣,還創生了新佔卜類別。
宋代佔卜種類之繁多,體現於和前唐、五代相較。黃正建的《唐五代佔卜略倫》曾經對後者進行統計,包括佔星、相命、佔夢、測字等在內,共有12種。
而到了宋代,因佔夢術的過於簡單而遭淘汰,別的術數卻有了很大程度的深入發展。如子平術雖然創立於唐代李虛中,但以生年、月、日為主,而經宋代徐子平發展,將年月日時,共同參列,使之更加精細準確。
不僅如此,宋人還創立了一些新的術數類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禽星佔。此術以五行二十八星宿與各種禽獸相配合,附會人事吉兇。據傳為北宋司天監王處納創立。《宋史.藝文志》收錄有《七曜七神星禽經》,《宋史》中也不乏相關星禽佔斷記載。
其次為揣骨佔,後世又稱摸骨。相傳為太宗時某盲相士創立。通過揣摩人的骨骼起伏高低,而論斷人的富貴窮通、壽夭智愚。據史料記載此相士曾經為官員王繼忠摸骨,然後說:「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王繼忠後來為遼人俘虜投降,又繼續出任遼方高官。
最後是卦影。相傳為仁宗時蜀人費孝先所創。它在士大夫間曾一度十分流行。記載說「自至和、嘉佑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做卦影,而應著甚多。」這門術數主要以年月日時成卦,寫成預示吉兇的詩文,還配合人物、鳥蟲圖畫,曉諭吉兇。
北宋名將狄青之孫狄翶,因「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 他為某官員「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腳獵獵從風靡」,上有詩說,「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回波似鏡,聊以寄君身」。
也有對卦影全然不信的,如王安石弟弟王安國就說「「佔卦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二、佔卜對宋代政治和社會的全面影響
與前代相比,宋代佔卜被社會各階層,更廣泛的應用於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如宋代之前人們佔卜,為的是選擇「黃道吉日」;而宋代的佔卜,則大多是為了更加準確的預測自己的命運與前程。理學家程頤就曾經說過: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佔卜由「決疑」發展到「計命窮通顯達」,這也是唐宋社會轉型的主要體現。佔卜在宋代社會中施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下列四個方面:
1、科舉中佔風最盛
宋代科舉成為朝廷選拔官員主要途徑,因此科舉競爭十分激烈。曾有人於神宗時,專門做過統計,如尚書左丞蒲宗孟就曾經說,就整個大宋取士而論,三年之中大概數十萬人,最終也就錄取三四百人而已。以這種錄取率計算,僅為1‰左右。
這種過低錄取率,致使「士人獲科甲者絕少」,實際中還帶有很強的偶然性,飽學之士落第竟非罕事。面對如此不確定性,士人一面感嘆「功名富貴真難致」外,不得不求助於神靈庇佑和佔卜。
因此每逢京城舉行科舉考試,往往是佔卜者得利佳時。卜者也生財有道,採取兩種策略。一種是面對來問士人,一併回答「必得」,往往能夠得到士人厚饋。
如紹興五年,臨安一相士斷言汪應辰必然高中, 同時開出天價,「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後來18歲的汪果然得中狀元,卜者該是大發一筆。
而另種則一直回答「不得」。不足1‰的錄取率,也讓這種回答,往往精準,還能名利兩收。
兩頭堵的卜者,實在是兩面逢源,大肆漁利,甚至有因此終身饗利者。如沈括就曾言:
「舉人佔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2、婚姻擇婿佔卜看重前程
宋之前婚姻佔卜,無非是預測男女是否相剋,或者選擇婚期吉日。而到了宋代則更近一步,多用來卜算男女雙方,尤其是女方非常關心男方的功名前程,作為擇婿重要參考。
如晏殊之所以擇婿富弼,全因為相者王青對其預言此窮書生「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而宰相呂夷簡青年時代,被福州知州馬亮擇婿,則又因為馬良本人善相。南宋末年宰相陳宜中的商人嶽父也擅長卜算,「依據生時,以為當大貴,以女妻之」。
宋代擇婿不再看重門第窮富,而全以男方未來前程為依據,這也反映了唐宋社會,從門閥政治向科舉官僚政治轉型的一面。
3、 官員熱衷仕途佔卜
宋代官員冗陳,名額上雖無限制,可宋代中期後,員多闕少,有官無權情形十分多見。所以官場對權位競爭之激烈殊難想像,不少人發出「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感嘆。
因仕途未知因素增多,官員們往往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僥倖」,而熱衷於「卦影」佔卜,卜者也經常「出入將相權貴之門」。
開封相國寺和臨安中瓦等「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皆得厚獲之來」。
如北宋名臣寇準「十九擢進士第」,而「有善相者」卻說:「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來寇準也居然落得與北宋初盧多遜類似的可悲下場。
而仕途佔卜有時也經常鬧出笑料,如以「命術聞於京城」的僧化成,因把蔡京的命算錯,一再斷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時衣食不缺,餘不可望也」。蔡京竟然因此大病一場。
不得不說,士大夫們為了求官加祿,紛紛聽信佔卜之術,佔卜確實給官場帶來了不少消極影響。
4、上層皇室政治也熱衷佔卜
宋代皇室上層自太祖始,就與佔卜有著密切關係。
如太祖發動陳橋兵變前夕,軍中軍校苗訓「好知天文」,就對外誑稱「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蕩」,斷言「此天命也」。這也成為陳橋兵變的藉口之一。
太宗尚為晉王時,卜者馬韶依據星命言「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結果太宗次日繼位,馬韶也因此得官,後至太常博士。
真宗在做壽王時,太宗打算立為太子,令陳摶前去為太子相面,而陳摶「及門亟還」,對太宗言「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太宗「建儲之議遂定」。
宋徽宗趙佶未登基之時,哲宗就皇嗣問題曾問卜卜者徐守真,徐書「吉人」二字,時人不明其意,後來徽宗繼位,方曉得是將趙佶的「佶」字拆開而已。
不過後來宋徽宗趙佶,聽信卜者建議為了催生子孫,而修建「艮嶽」,為此不惜耗盡民間膏血,致使九州塗炭,大宋最終在其手裡爛根,則不知趙佶對卜者又作何感想。
三、宋代佔卜風行社會原因探析
雖然宋代佔卜風行,但不乏有識之士對此有理智清醒的認識。如徐度有言「所謂命術者,皆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就連被朱熹信賴,被譽為「朱門領袖」,有多種易學著述的理學家蔡元定,也「其間吉兇不能皆驗」,還最後被斥為「妖人」,貶斥道州。
斯時有鄉人著詩嘲諷:
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既然如此,有宋一代,為何佔卜之風如此繁盛?
1、首先宋代官方對佔卜管理轉向寬鬆
唐及五代時,皆有管理佔卜的專門機構「太卜署」,規定凡是官方管理的卜筮活動,一律不允許民間參與,民間也不得私藏傳習相關書籍技藝。而到了宋代,官方將太卜署撤消了,所以卜筮之術在民間得以發展和流行。
另者宋代帝王們對佔卜者多優待有加。如陳摶、种放等,太宗都優待甚厚,而宋徽宗對卜者更是格外看重,如對江湖販卜的陳彥,竟然封之為「節度使」。上行下效,上層對卜者如此優待,難免對下層社會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2、宋代土地轉換所有權加快
宋代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整個社會資源的流動趨勢,尤其是土地資源的所有權轉換頻率明顯加快。
宋人經常感嘆「如今土地一年一換家」,經濟上貧富易主常見,「富民鮮有三世之久者」。這讓富豪之家也懷有恐懼「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
土地私有權的頻繁轉換,促使農民大量失去土地,城市流民逐漸增多,他們急於尋求生計。這些經歷生活無常變化的流民,本就感覺命運無助,而再度尋求職業時,則多冀求卜者能夠指點迷途,理論上卜者適應了這種不確定性環境下的需要。
3、宋代社會轉型門閥崩潰,官僚升遷無常
隨著唐代門閥制度的崩潰,宋代取士全憑科舉,這造成了「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而「顯人貴士,多出寒酸」的政治局面。官員很難終生為官,官員隨著政局反覆,升降無常,「常若逆旅人」。
這就造成了富貴功名的不確定,官員經常對富貴貧賤,懷有很深恐懼。這就不難理解宋代那些卜者,為什麼能「其廝如織」,經常「出入將相權貴之門」了。卜者很大程度上扮演著心理安慰或者警惕作用。
正因如此,開封卜者雲集,因賣卜由貧變富,大發橫財者不在少數。這才有了王安石在《汴說》中言:
「汴之術士若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
四、結語
經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對佔卜在文明程度較高的宋代社會風行原因進行歸結,那就是宋代社會的轉型中,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門閥制度的崩潰,導致了社會資源的快速流動,而這也加速了居民生活環境的不確定性。
當然另方面,官方相較前朝,也放鬆了對佔卜的官方管制,因此佔卜在宋代社會才得以風行,扮演著重要的社會大眾心理安慰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