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偉業》中的袁世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裡，或是為父母、子女、師生還是為人民服務，但是這些身份都是在一種穩定的社會狀態下產生的，各種身份之間的相互轉換會在早期帶來一種不適應感，比如青澀和不適應的大學畢業走向社會，但很快就能進入新的角色。然而，僅僅在百年前的中國，在辛亥革命摧毀持續兩千多年的專制帝制之後，當了半生人臣、「奴才」的袁世凱，在臣民和國民兩種身份之間，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第一，袁世凱成長的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並非是一個典型的傳統時代，幾十年來的洋務運動和列強發動的一次次侵華戰爭，使他經歷了前人根本沒有經歷過的社會變革。一八八○年袁世凱赴朝鮮，成為中國「駐朝鮮大使」，在海外工作十二年，讓袁世凱再次親身感受到了中外的差異。
#在朝鮮工作了一年多，袁世凱被派往天津小站練兵，此後先後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軍機大臣等官職，可以說是從海外到國內，從地方到中央，從軍事到政治，不管是辦廠、練兵、辦學堂，還是與近代化沾邊的事情，袁世凱都辦過。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由袁世凱創辦的山東大學，由袁世凱創辦，由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掌管北洋新軍，與革命黨人談判南北問題。作為君主立憲制的倡導者和積極推動者，袁世凱最終接受了革命黨人的建議，於1912年3月就任中華民國第二屆臨時總統，翌年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屆正式總統。1912年2月16日，也就是清帝下詔退位的第四天，袁世凱剪去了象徵滿清政權的長髮辮，從外形上看就是一個共和國的公民。
電視劇中的袁世凱
由於常年接觸西方文化，又是清末新政與立憲的倡導者，更是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總統，剪去了辮子，這是否意味著袁世凱真的從臣子變成國民？
事實上，他自己在轉換的過程中也充滿了困惑和糾結。身分的轉變
作為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凱與革命黨所建立的新政府進行了和談，並最終完成了政權的和平更替，但是如果在此時去探尋袁世凱內心的真實感受，或許可以從其摯友徐世昌的記憶中找到蛛絲馬跡。徐世昌曾說，袁世昌這個人是「世受國家之恩，在自己不肯從孤兒寡母那裡得到，為天下後世所詬病」，但奈何南方的革命浪潮發展如此迅速，以至於孫中山已在南京就任總統，這是「非項城(袁世凱)所不能及的」。這說明，在政體更迭之際，為新政和憲政而操勞多年的袁世凱，心境並不好。
徐世昌
袁世凱在《建黨偉業》中說：「如果從幼小的溥儀那裡得到了國家的最高權力，他難道不會成為一個盜取漢獻帝權柄的曹丕嗎？」因此，解決名譽損害和新身份認同難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讓革命政府成為逼迫清帝退位的「壞人」，然後再由南方政府「民主選舉」把自己選為大總統，既能掌管國家的最高權力，又不會背負逼君退位的惡名。
「建黨大業」中的溥儀
卻在這個時候出醜了！南半球的革命發展很快，孫中山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這一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袁世凱的想像，也使他在心底萬般糾結，最終選擇與清政府攤牌。
南半球的革命政府不會像袁世凱那樣有沉重的心理包袱，革命黨也希望看到袁世凱親手把皇帝拉下馬來，這樣就可以徹底斷絕袁世凱與皇室的關係，並將他完全投入到共和政體中去。
電視劇中的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三年，最後的身份選擇
，由於種種顧慮，袁世凱在清帝退位前，始終不敢放棄自己的「臣子」身份，這也引發了外界對他的極大爭議。關於袁世凱既要聲望，又要總統的心理，孫中山已明見，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他向袁世凱發了電，說「君之苦心，自有仁慈」，並指出袁世凱若能使皇帝順利下臺，保佑全國人民社會安康，南方必能推舉袁世凱當總統，也能使他贏得好名聲。
從剪辮一件事，可以看出袁世凱對身份轉換的複雜心態。武昌起義後，清朝政府於1911年12月宣布廢除強制性留辮令，但是直到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才在只有兩個人在場的情況下，將辮子剪掉。
剪辮人蔡廷幹很快就放了袁世凱剪辮子的消息，而法國《小日報》很快就發表了一篇精彩的評論，說他是一個「精明的投機家」，總是想方設法地避開剪辮運動，在清朝還沒有結束時，他一直留著辮子，目的是「不能明顯地脫離朝廷的陣營」，而在民國建立後，袁世凱「年輕氣盛，命人剪去辮子」。
#《小日報》影視劇中剪辮子
的評論明顯帶有嘲諷的意味，但也反映出辮子在袁世凱心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個把忠孝當作美德的國家，辮子本身只是外貌的一部分，但是它所承載的忠君思想卻是非常沉重的。如今的袁世凱，正處在中華民國的末代總統的位置上，清政府已經完全消亡，此時剪辮子，就算面對前朝遺老遺少全網黑，也無關痛癢。這一「時」的選擇，既是中國固有觀念的影響，也反映了袁世凱身份轉變過程中所面臨的新舊、中西、民主專制、進步與落後交替的巨大壓力。
對於民主共和制一無所知的袁世凱，當上總統後，並沒有真正地改變他的身份，就像時任袁世凱英文秘書的顧維鈞所說的那樣：「袁世凱並不了解共和制，也不知道它為什麼一定比其他政體優越。」袁世凱就是在這樣一種新不新，舊不舊的狀態下，先後廢國會、立孔教，以至最後復闢帝制，親手埋葬了自己最珍愛的羽毛。
「建黨偉業」中的顧維鈞文史君說：
外表上的轉變很容易，但真正的轉變在於內心對新文化、新事物的認同，袁世凱選擇在最合適的時候把清帝除掉，剪掉他的辮子。但是，他的內心並不真正認同共和，因此走進了帝制的死胡同。從今天來看，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教訓，雖然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但今人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出的無知和愚昧，表明我們現代化的道路，仍然很長。
引言
趙汀陽：《身份認同與文化身份認同》，《哲學研究》，第7期，2003年。馬建標：《從「臣民」到「國民」：袁世凱在清末民初的身份認同》，安徽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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