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任務是簡化漢字、制訂漢語拼音方案和推行普通話，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同時，它又是一項嚴謹細緻的工作，具有很強的科學性。新生的人民政府如何處理文字改革中諸多複雜的問題，這是新中國歷史研究中不應忽視的課題。以漢語拼音方案為例，確定何種形式的拼音字母是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前提條件，但學界對為何選擇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的問題卻鮮有研究。[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字改革工作者的主觀意願來看，研究和擬制漢語拼音方案不僅是為了給漢字注音及用作普通話教學的工具，同時也用以進行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所以，文字改革工作者不僅從漢字注音角度，同時也是從創製新文字角度來討論拼音字母的選擇問題。相關內容參見吳玉章：《關於中國文字改革的問題》，《人民日報》1956年9月27日。]語文研究者一般側重於從宏觀角度介紹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過程，從語言文字應用角度來解讀漢語拼音方案的功用，而較少關注漢語拼音方案制訂過程中決策者的主觀動機以及政治和社會影響因素。[例如陳章太：《〈漢語拼音方案〉的功績、發展及問題》，《語言文字應用》2008年第3期；慄洪武、樊紅雷：《陝甘寧邊區新文字掃盲教育實驗與〈漢語拼音方案〉制定》，《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馮志偉：《漢語拼音走向世界：成績與缺憾——紀念〈漢語拼音方案〉頒布60周年》，《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馬慶株：《〈漢語拼音方案〉研製歷程及當代發展——兼談普通話的推廣》，《語文建設》2018年第19期；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有學者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文字改革中的作用和貢獻，但如何確定漢語拼音字母的歷史過程還需要進一步釐清。[例如王宗柏：《吳玉章的文字改革思想與實踐》，《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鄭林曦：《新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關鍵人物》，《語文建設》1993年第9期；程中原：《胡喬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字改革的傑出代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唐芳：《劉少奇與新中國的文字改革》，《綏化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王愛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字改革》，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版。]有鑑於此，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以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
由國際化的拉丁字母到民族形式的字母
在近代中國的文字改革運動中，文字改革者認為表意漢字不如拼音文字易學易識，是普及教育和發展文化的阻礙，於是開始效仿拼音文字，擬制漢語拼音方案。由中國人自己擬制的、具有一定影響的拼音方案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清末「切音字運動」中王照擬制的「官話字母」，這個切音字方案是仿照日文的假名，採用漢字偏旁或字體的一部分作為符號來制定的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第二種是1913年讀音統一會根據傳統單體漢字筆畫制定的「注音字母」，這種注音符號成為民國時期使用較為廣泛的漢字注音工具，一直沿用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第三種是1928年公布的以趙元任為代表的語言學家研製的「國語羅馬字」方案；第四種是1931年吳玉章、瞿秋白等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1］1931年9月，在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上確定了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會議決議指出，要形成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合於現代科學要求和注重國際化意義的拼音文字，「只有採用拉丁字母」。［2］後來在陝甘寧邊區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也是以此為藍本的。
1949年之前，「國語羅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在漢字改革問題上雖有不同意見，但都選擇了拉丁字母來制訂漢語拼音的方案。新中國成立前夕，吳玉章曾就文字改革問題致信毛澤東：「根據文字應當力求科學化、國際化、大眾化的原則，中國文字應改成拼音文字，並以改成羅馬字的，也就是拉丁化的拼音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拼音與日本假名式的拼音。」［3］在接到吳玉章的信後，毛澤東並沒有立即做出答覆。他將信轉發給郭沫若、馬敘倫和茅盾，並希望他們研究後提出意見。1949年8月28日，郭沫若、馬敘倫和茅盾在回信中認可了吳玉章的主張：「我們也認為將來中國的拼音文字，與其釆用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毋寧採取拉丁化而輔之以萬國音符」。［3］（p.189）9月5日，在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發起人會第四次會議上，經過與會者的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中國文字的演進，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拼文字要採取羅馬拉丁字母，並輔之以國際音標」。［4］
文字改革問題關乎民族文化大計，無疑需要精心、審慎研究。黨和政府對文字改革問題甚為重視，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它所提出的任務和工作內容成為新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基本內容。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主要工作就是組織對拉丁化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參見《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頁。]在北京正式成立。1950年5月14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各委員會負責人在吳玉章家中召開座談會。胡喬木指出：「將來制定拼音之新文字，由政府公布之。制定之先，必須極端審慎」，「字母須照顧各地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5］一直關心和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徐特立也曾就拼音字母問題致信中共中央辦公廳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認為，注音符號涉及漢民族方言的讀音統一和各民族間語文交流工具的統一問題，這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教育部馬部長[即馬敘倫。]報告，只提發音符號問題，要求從注音字母及拉丁字母兩者之中擇其一種，並非牽及漢字本身的存廢」，「我是贊成拉丁化。如果多數主張注音字母，我也贊成。因為它比反切或直音科學化」。［6］
為了做好文字改革工作，1950年7月，「教育部邀請在京的語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談，提出了組織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的建議」。1951年5月，教育部正式聘請馬敘倫、胡愈之、黎錦熙、羅常培、韋愨、林漢達、陸志韋、曹伯韓、鄭之東、俞敏10人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籌備會委員，馬敘倫為籌備會主任委員。［7］6月7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籌備會召開漢字注音、拼音問題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黎錦熙、韋愨、林漢達、魏建功、曹伯韓、周祖謨、鄭之東等20人。與會者大都贊成以北京話為標準音，以拉丁化符號給漢字注音。［8］這說明，當時大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都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但這是不是意味著拉丁字母就能成為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當然選擇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又持何種態度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支持「拉丁化新文字」。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訪談時說：「我們相信漢語拉丁化是用來消滅文盲的良好工具。」［9］在延安，毛澤東還曾親身參與「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工作。不過，在1951年下半年，毛澤東向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馬敘倫、吳玉章等人提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現有漢字來制定」。［10］1952年2月5日，新中國第一個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國家研究機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研會）成立。馬敘倫和吳玉章在成立大會上向與會者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文字改革的相關指示。［7］（pp.48~49）會後，馬敘倫和吳玉章就文研會成立情況致信毛澤東。他們在信中提出，文研會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文化教育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的規定，「決定以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為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此信由郭沫若轉呈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審閱。毛澤東在看過此信和文研會1952年工作計劃綱要之後，批示同意這個報告。［3］（pp.209~210）這說明，毛澤東此時的態度是：支持採用民族形式（即漢字筆畫式的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而不一定非用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不可。毛澤東為何支持採用漢字筆畫式的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呢？有論者認為，這與1951年掃盲運動中出現的「速成識字法」有一定關係。［11］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但還應做進一步探究。毛澤東曾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12］在這裡，毛澤東強調了中國文化應具備民族性和歷史性的雙重特徵，他對文字改革的看法也遵循了這一思想。1951年1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舉辦的新年團拜會上，毛澤東同黎錦熙說：「他不贊成用拉丁字母，因其太不適合民族形式」。［13］1953年5月18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在談到文字改革問題時，毛澤東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搞出簡體字來，簡體字可以創造。同時要研究注音字母，它有長期歷史。將來拼音，要從漢字注音字母中搞出字母來。文字改革，第一步用簡體字，注音字母，第二步拼音化」。［14］由此看來，採用民族形式的字母符合毛澤東關於文字改革問題的看法：文字改革應該根據實際，不能脫離歷史，要照顧到民族習慣和特點；相比於拉丁字母，漢字形式的字母比較符合民族形式，具有歷史淵源。
胡喬木等人認為毛澤東建議採用民族形式的字母受到史達林的影響。胡喬木曾評價說：「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建國初訪蘇期間］同史達林談話，史達林提出漢字太難認，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15］目前還沒有檔案佐證史達林是否曾向毛澤東提出擬制中國民族形式的字母的建議，但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確實曾和史達林談到語言文字的問題。據全程參與毛澤東與史達林會談翻譯工作的蘇聯外交官費德林回憶：史達林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語言為表達思想的工具，是不帶有階級性的」。毛澤東則指出：「漢字和漢語儘管不易掌握，但實際上是所有人都能學的」，「在這裡是不分社會地位和階級的」。［16］1953年1月13日，史達林在莫斯科會見了宋慶齡和郭沫若，會談中郭沫若向史達林介紹了中國政府「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的基本情況之後，史達林表示贊同。［17］可見，史達林是支持中國漢字拼音採用拉丁字母的。
社會各界對於拼音字母形式的認識和爭議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從1950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時期起，到1955年8月31日止」，來自「不同職業和各種不同的工作崗位：中小學教師、人民解放軍、志願軍、工礦企業、機關學校工作人員、學生、華僑」等633人向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機構寄去655種拼音方案。這些拼音方案主要包括：第一類「是漢字筆畫式的，用簡單漢字、偏旁部首或者漢字筆畫做字母」；第二類「是拉丁斯拉夫字母式的，包括混合式的」；第三類「是速記式的，用極簡單的線條按位置、大小、長短、方向等的變化來表示不同的字母」；第四類「是圖案式的，用一定的基本圖形加以有規律的變化，來構成一套字母」；第五類「是其他。例如有的把阿拉伯數字來做字母」。［18］這655種、5大類不同形式的拼音方案體現出社會各界對於採用何種形式的字母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其中，採用民族形式還是採用拉丁字母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文字學者唐蘭是當時反對採用拉丁字母而主張創製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代表人物。他雖然支持文字改革，但他反對採用拉丁字母來創製中國的拼音文字，而主張創製綜合文字。這種綜合文字就是保留最常見的、最通用的漢字，再加上新的聲符字組合而成。唐蘭認為新聲符字母的形式用民族形式為好：其一，「在群眾裡面，民族形式化較容易接受」；其二，由於中國語言的同音字太多，易於混淆，拉丁字母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19］
1949~1952年，文字改革工作者大都同意吳玉章的意見，主張採用拉丁字母來制訂拼音方案。語文研究者杜子勁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詳細辨析了文化民族化和字母國際化的關係。他認為，文化是民族的，文字形式卻可以是國際化的，兩者並不衝突。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在文化上不會消滅民族特性。比如，歐美各國和蘇聯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拉丁化之後，都仍保有他們的民族特性。用拉丁化字母拼寫漢語，語音、語法和修辭以及思想內容並沒有改變，這樣記載下來的文化還是民族的。不過，唐蘭以「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一論斷來反對用拉丁字母制訂拼音方案。而杜子勁則認為，只有採用國際化的字母作為文化的工具，才能更好地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更方便地推動中華文化與世界進步文化的交流和發展。［20］當時另一位文字改革工作者曹伯韓也贊同杜子勁的觀點。曹伯韓指出，語言文字是文化的一種民族形式，「字音和字義直接結合著語言，是文字的內容，這永遠是民族的」，而字形是文字的形式，「它可能是民族的，同時也可能是國際性的」。只要漢語本身沒有改變，借用國際字母來拼寫漢語，這並不違反民族文化的發展規律。［21］曹伯韓還比較了漢字筆畫式字母和拉丁字母的優劣。漢字筆畫式字母的缺點在於：由於受了方塊字形的束縛，把注音字母「擠在一起，大小不等，長短不一，疏密不同，既欠美觀，也難書寫，排字打字等也不方便」。［21］（p.8）拉丁字母的優勢在於：它是國際通用的，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有利於我們吸收國際先進科學文化，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印刷和書寫上也比較美觀和便利。［22］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初，隨著毛澤東關於文字改革的指示公開後，一些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思想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韋愨指出，只有符合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才能合乎我們的需要。所謂民族形式一般理解就是漢字形式，為了使拼音文字具備漢字形式，就要以漢字筆畫為基礎，加以必要的排列和必要的改變，來制訂一套字母和拼音的規則。［23］曹伯韓也改變了先前的看法，轉而支持民族形式的字母。他認為，制訂拼音字母要有一定的歷史根據。民族形式的拼音字母容易得到大眾歡迎，因為「漢字已經沿用很久，人們對它發生深厚的民族感情，新的文字在形式上如果和它有一些聯繫，人們就感到這是自己的東西」。如果採用非民族形式的字母，在推行上遇到的阻力就要大得多，特別是用慣了漢字的部分知識分子首先對改用外國字母，在民族情感上難以接受。另外，用26個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有些語音不能採用單一的字母拼讀，創製民族形式的字母可以造得更合理一些。［24］由此觀之，除了拼音技術和語言特點方面的要求之外，支持民族形式拼音字母的理由主要是：採用民族形式的字母可以尊重民族的歷史，不割斷歷史，比較容易為群眾所接受，符合民族情感。所以，在1956年漢字拼音方案草案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康郎、林起等人都支持民族形式字母的方案。［25］
近代以來，除了受日本和歐美的影響之外，中國的漢字拉丁化運動也受到了蘇聯方面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初，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拼音字母形式選擇問題持何種態度呢？有蘇聯專家就建議中國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創造自己的拼音字母。1950年8月，中央教育部的工作人員和蘇聯專家阿爾辛節夫商談中國的掃盲教育問題。阿爾辛節夫指出，改革文字是整個國家的大事情，應該創造一種新的注音字母，「字母應當是中國字母，不要採取拉丁字母或俄文字母」；因為「字母是代表發音的，每種民族都有它特殊的發音，中國人有中國自己的發音，只採用現成的拉丁字母或其他外國字母，是不能解決中國人的發音問題的」。［26］採用何種拼音字母，要以漢族「活的發展的語言本身」為依據，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到本民族的歷史的、經濟的和其他要素。阿爾辛節夫提出這個意見之後，受到了上海、廈門等地文字改革工作者的批評。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認為中國不需要發明和創造漢語字母，可以採用現成的拉丁字母。阿爾辛節夫表示，他支持中國人學習拉丁民族創造拉丁字母的科學方法以及借用一定數量的拉丁字母，但不能將拉丁字母全套搬過來，用在活的、正在發展的漢語上。還有一些中國的文字改革工作者以「國際主義利益」為論據支持拉丁字母的方案。阿爾辛節夫特別提到，漢字採用拼音字母的最高原則是要考慮到這種「語文本身的利益，它的生存與發展的利益」以及「中國人民的利益」。無論多緊密的國際關係都不能消除各民族語言發音上的差別，世界上沒有一套現成字母能夠一字不改地完全適合漢語的需要，中國的語文學者應該創造真正適合現有漢族語言需要的一套字母。［27］儘管中國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當時並沒有創造全新的字母，但後來在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中依據中國的語言特點和實際需要修正了拉丁字母的用法。
蘇聯專家是否要求中國採用俄文字母也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據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在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來看，他是支持採用拉丁字母的。謝爾久琴柯認為，「在文字改革時，對漢語來說，最容易而又最合理的當然是創製一種嚴格拼音的、語音字母的文字」，而不是按照注音字母類型創立的字母。他覺得瞿秋白等人在「所制訂的以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方面，已有足夠的經驗」，因為「這套字母完全是根據語音字母（也就是拼音文字）的原則創製的，它照顧到了北方方言的音位結構。易教易學，電報上完全合用。對建立印刷裝備和製造完備的打字機都不發生絲毫困難」。［18］（pp.67,68）當時參會的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李微東會後回到浙江傳達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精神時就明確指出：「蘇聯專家的意見要拉丁化」。［28］
還有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主張採用俄文字母。1956年2月，文研會發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向社會各界徵集修改意見。在討論漢語拼音方案的過程中，陳出新、林祥伯、王敬騮等人提出中國的拼音方案應該採用俄文字母，主要理由是：第一，俄文字母經過修正，能夠拼寫漢語、俄語和吸收其他外來語，並且還有蘇聯先進的翻譯經驗可供參考；在打字、用紙、時間等方面，俄文字母比拉丁字母更為經濟方便。第二，蘇聯的科學文化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採用俄文字母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便於今後中國工人和農民直接學習俄文，進而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三，拉丁字母太少，不能照顧到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擁有大量音位的民族語言），採用俄文字母不僅能解決音位複雜的民族語言問題，也能統一各民族的拼音字母。第四，由於中蘇同盟關係的日益發展和加強，兩國文化交流空前頻繁，採用俄文字母，汲取蘇聯科學文化方面豐富的詞彙正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所必需的，同時，也可以促進中蘇兩國語言的接近，節約國人學習俄語的精力和時間，方便蘇聯專家對中國的幫助，鞏固中蘇友誼。第五，由於帝國主義長期對中國的侵略，對勞動人民來說，若使用拉丁字母可能思想上有些牴觸。俄文是我們必學的第一外國語，所以採用俄文字母的方案是適宜的。［25］（pp.136~147）
採用俄文字母的建議明顯反映出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對知識分子產生的巨大影響。當然，也有不少人反對採用俄文字母。劉樹穆、邱義興就認為俄文字母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使用範圍上不如拉丁字母廣泛；俄文字母對別的民族的適應性不如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在我國的歷史和群眾基礎也比俄文字母強得多，等等。［29］至於有人從「反帝」的民族心理角度支持俄文字母而排斥拉丁字母，這種觀點實際上將文字改革問題與政治混為一談。在20世紀50年代採用拉丁字母的不僅有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還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越南以及印尼等都採用了拉丁字母。誠如周有光所言：「作為文化工具的字母，跟作為交通工具的火車、汽車、輪船、飛機一樣，它們是被人們運用的工具，工具是沒有階級性的，帝國主義者可以利用它們，我們也可以利用它們。只要工具是優良的，誰用了就對誰有利」。［30］
綜上所述，一些知識分子和文字改革工作者對於採用何種形式的字母是有不同意見的，他們各自從語言學、文字學乃至政治和文化、民族心理等角度論證了民族形式字母、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的優劣，但此事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探討，還需要在實踐層面加以研究和試驗。
國家文字改革機構的研究工作和漢語拼音方案的頒布實施
在1952~1954年期間，文研會依照毛澤東的指示進行了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文研會拼音方案組內部一開始對於如何理解和擬制民族形式拼音字母存在不同的認識，大致有三種主張：黎錦熙主張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陳家康等主張新創一種字母；吳玉章、韋愨、林漢達等贊成打破界限，不限於注音字母，可採用現行漢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關於民族形式，大部分委員認為民族形式是指拼音字母如何確切地表現本民族的語言，應力求做到美觀、容易辨認，便於從左至右書寫，不受漢字束縛。拼音方案組經過討論初步決定：因為注音字母已有群眾基礎，應以注音字母作為民族化拼音字母的基礎，可以根據一定的原則略做修改。［8］（pp.28,34）
1953年初，文研會將拼音方案組所擬制的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草稿送交毛澤東審閱。同時，胡喬木也及時向毛澤東反映了文研會內部討論民族形式字母的實際情況，還找了一些反映世界字母文字發展情況的書供毛澤東參考。［31］此後，胡喬木向文研會領導轉述了毛澤東對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見：「去年擬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雖然簡單了，但筆劃還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難寫。拼音文字不必搞成複雜的方塊形式，那樣的體勢不便於書寫，尤其不便於速寫。漢字就因為筆劃方向亂，所以產生了草書，草書就是打破方塊體勢的」，「拼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劃和草體；筆勢基本上要儘量向著一個方向（『一邊倒』），不要複雜；方案要多多徵求意見加以改進，必須真正做到簡單容易，才能推行。」［32］接到毛澤東的審閱意見之後，文研會召開會議討論毛澤東對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見。委員們一致認為，接下來應該擴大研究範圍，比如研究日本、朝鮮等國的字母，研究出更簡易的字母方案來。［33］不過，此時委員們對於民族形式問題依然存在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凡是一套字母能把漢語的特點拼寫出來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種觀點認為字母形式要接近漢字。［8］（p.39）
與此同時，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文研會共收到社會各界人士寄來的194種新拼音方案。從字母的形式來看，主要來源於漢字偏旁、筆畫和注音字母而擬制的方案以及採用拉丁字母或者借用斯拉夫字母而擬成的方案。實際上，文研會對於民間所提的拼音方案都不大滿意，認為採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固然有諸多缺點，但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大多數拘泥於漢字形式，有的還增加意符，創製新形聲字，造成筆畫既多，構形也複雜，「群眾是不好記不好用的」。［34］為了加強對文字改革工作的領導，把文字改革工作由研究階段推向實踐階段，1954年10月，周恩來提議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8日，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批准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1955年底，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文改會）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提出了1955年的工作任務為做好三項準備工作：制訂《漢字簡化方案》、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研究和推行標準音（普通話）的教學。1955年2月，拼音方案委員會成立。［7］（pp.50~51,168）1955年3~10月，拼音方案委員會召開了10次全體會議、18次分組會議，一共開了28次會議，討論和研究標準音問題、音節結構問題、聲調問題和字母形式問題等。關於字母形式問題，漢語拼音方案「到底用新創的漢字筆畫式的字母，還是用國際通用字母」，拼音方案委員會意見仍然不一致，對於採用哪一類型的字母還在繼續研究。在此種情況下，為了對比研究，從6月起，「拼音方案委員會分設甲乙兩個小組，分組進行討論和擬定具體方案」。「甲組的任務是討論和擬定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18］（pp.173,174）吳玉章、丁西林、黎錦熙根據注音字母分別擬制了三種民族形式字母；陸志韋、鄭林曦擬制了漢字筆畫式音素字母。［35］甲組經過多次討論，仍未能選定推薦方案。「乙組的任務是討論擬訂國際通用字母拼音方案」。經過討論和研究，乙組「做出了一套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草案」，「還擬訂了一個俄文字母式的方案」，「這兩個方案經過拼音方案全體委員會討論，決定把拉丁字母式方案作為國際通用字母類型的推薦方案」。同年10月，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拼音方案委員會將「四種漢字筆畫式的和兩種國際通用字母式的」草案分發與會代表徵求意見。［18］（pp.174,175）但實際上，這次會議並沒有討論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語文學界對此也沒有積極響應。
文改會內部對於如何理解民族形式以及如何擬製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方案始終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大家雖然同意以注音字母為基礎來擬制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但經過多次討論和研究，這些漢字筆畫式的字母方案都難以取得令各方滿意的效果。所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以後，教育部黨組和文改會黨組共同向中共中央呈送了《關於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情況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請示報告》，指出：「3年多來，文改會作了不少關於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並收到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海外寄來的漢語拼音方案共計655種。今年三月以來，拼音方案委員會共開過28次會議，經過自由討論，關於方案的意見已逐步取得一致」，即「為了在全國範圍大力推廣普通話，拼音方案必須及早確定」，因為「注音字母筆畫繁雜，筆勢不順，方向紛亂，書寫不便，在記錄方言和拼寫少數民族語言方面都有困難，因此不可能作為我國將來拼音文字的字母，遲早要用別的字母來代替。但是如果等到將來再改，則不如現在就改，否則在教學和出版印刷方面徒然浪費許多人力物力，並增加將來改變時的困難。總政治部以及小學教科書編輯人員都有這樣的意見，希望及早採用新的拼音字母」。［36］隨後，中共中央開會討論並同意此請示報告，由胡喬木代擬中央對報告的批示（即《中共中央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此件經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楊尚昆等人閱批之後印發。［37］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吳玉章先在會上做了關於文字改革的發言，毛澤東在隨後的講話中指出：「關於文字改革，採用羅馬字母[即拉丁字母。]，我很贊成。因為它字母很少，只有幾十個，向一邊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大上。現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用這個羅馬字母。凡是外國的好東西，有用的東西，我們就要學，並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這個羅馬字母是學到為好，恐怕要採用。」［14］（p.514）這段講話表明，毛澤東認可了吳玉章和大部分文字改革工作者的主張，放棄了先前提出的採用民族形式字母的想法，轉而支持採用拉丁字母來制訂漢語拼音方案。至於有些知識分子將選用何種形式的字母方案上升到愛國和不愛國的高度來評價，毛澤東對此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拉丁字母雖是外國字母，但選用拉丁字母並不是賣國，只要對中國有用的外國東西都可以為我所用，並且可以把它變成民族化的文化工具。[參見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編：《葉籟士文集》，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頁。]這種文字改革思想符合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為了推廣普通話和輔助掃盲教育中的漢字注音，漢語拼音方案應該早日確定。中央認為，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比較適宜。」［36］（p.92）
1956年2月，文改會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經國務院同意，文改會將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送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各省、市、自治區政治協商委員會分別組織座談討論，徵求各方意見。［38］10月，國務院設立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此審訂委員會和文改會根據各方所提意見，經多次座談及討論，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39］1958年2月，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至此，經過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批准，漢語拼音字母和漢語拼音方案正式確定下來了。［40］
綜上，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時，黨和政府及文字改革工作者主要考慮的是民族形式字母和國際化拉丁字母這兩種方案。文字改革工作者通過研究發現，用漢字筆畫來創造字母有著難以克服的缺點。中共中央在綜合各方面意見和分析各種字母方案的利弊之後，認為採用拉丁字母是適宜的。正如葉籟士後來所評價的：「中央當時作出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嚴肅認真的，是對人民負責的。最初他從民族心理的角度，認為拼音字母要採取民族形式，後來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他得出了新的結論，認為還是以採取拉丁字母為好」。［41］60多年來，漢語拼音方案在文化教育、科技應用和國際交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人民的社會生活也產生了積極影響。歷史證明，黨和國家選擇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是正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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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國務院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1日。
［40］《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文字改革》1958年第3期。
［41］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編：《葉籟士文集》，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頁。
［作者簡介］崔明海，歷史學博士，講師，安徽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4100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