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中江王乃徵先生，是和劉光第、林思進等齊名的清末巴蜀詩壇領袖，也是晚清政壇上清流派的一員幹將。他的人生經歷跌宕起伏，曾得罪過權貴，也曾一年五遷，更當了史上任期最短的貴州省長，最後以遺老之身退居上海灘，堅持不食民國之祿而潦倒致死。王乃徵的一生，可以說是在那個激蕩的大時代下無數傳統士大夫命運的縮影，至今仍讓人感嘆唏噓。（陳偉平）
王乃徵（1860—1934）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王乃徵無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他集清流、能吏、遺臣於一身，在晚清和民國初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行跡。由於在近現代重大的歷史節點上，他均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故王乃徵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研究上有著較高的標本價值。
王乃徵（1860-1934），四川中江東山鄉王家梨園人。字聘三，一字病山，晚號潛道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歷任福建、陝西道監察御史，江西撫州知府，直隸按察使，順天府尹，湖北、河南、貴州布政使。王氏家學淵源，學養深厚，工詩文、善書法、精醫理，清標勁節，品德端粹，一生著作宏富。尹昌齡稱他「生平嗜學不倦，所著詩古文辭，謹嚴有法度」（《王病山先生墓志銘》）。主要作品有《天目化遊草》《嵩洛吟草》《病山遺稿》等。
明末清初，張獻忠入川，所過屠戮，人民所剩無幾，十室九空，土地荒蕪。清順治、康熙年間，朝廷展開湖廣填四川運動，招湖北、廣東、江西、福建等省人民入川開墾。由於地廣人稀，朝廷準許移民隨意插佔，納數畝之糧，即可享用耕地數十畝。在此背景下，王乃徵的先祖來到四川。據王乃徵《王氏始遷先祖子享公家傳》中載：「公諱貢靈，字子享，原籍福建武平縣。康熙六十年（1721年），歲大飢，公年五十三，挈妻及二子遷蜀。始居鄰水，數年徙中江。父子力耕，垂二十年，始置產治東白廟溝。」此處文字不多，卻大致勾勒出王氏遷居四川的基本線索。
王氏落籍中江，躬耕為業，卻出現了數代被賜封資政大夫，何也？康熙版《中江縣誌》記載，明末中江在編人丁5190，應徵田賦銀9582兩，到康熙三年至十二年（1664～1673年），中江人口已凋敝到僅「戶六十二，徵銀八兩六錢」，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才恢復到載丁1464，可徵田賦銀3464.5兩，僅為明末的三分之一。為鼓勵墾殖，清政府制定激勵措施，移民除所開墾之地視為永業外並承諾永不加稅。對於開墾土地超過一定數量者，當地政府呈由總督奏請朝廷獎給虛銜、翎枝、封典等榮譽職位，但不給實官。
有了「功名」，王氏遂躋身士紳行列。王乃徵在談到其家道中興時，說「（子享公）手植梨數百株，皆佳品成林，世蒙其利。乾嘉時，中邑產梨，歲聯數十舟東下，運銷渝城，來購者必先索王家梨，於是遠近知有梨園王家」。四川為移民省份，社會關係複雜，變亂層出不窮。各廳，州、縣土紳為謀自衛，相繼舉辦團練，以資防堵。這一款項則由有業之家按原有定額進行加派，此一名目謂之「捐輸」。既名「捐輸」，即是人民額外的貢獻，故一縣之中所納捐輸，如出自一家，集到有一定數目後，允許由其家中任何一人，將歷年納款收據匯繳，由地方官驗明，按照捐例之殷，呈由總督奏請朝廷獎給榮譽職位。王家以亦農亦商的途徑，富甲一方，承擔社會義務必多，故王氏世代得到賜封也就無怪可奇。
據陳品全民國版《中江縣誌》稱中江人「俗樸、務耕、好學、尚義」「邑境無大江峻岭，而崗巒秀拔，溪澗縈洄，亦具淵渟嶽峙之致。民生其間，得艮氣者多剛武，得坎氣者多俊爽。士喜讀書論道，崇尚節義，近時（清代）科第之盛雖稍遜前代，而簪纓閥閱每每不絕。」王氏以躬耕為業，商業發家，豐入嗇出，成為小康。客家人有耕讀傳統，遂收弆圖籍，延名師以課子弟。同治丁卯，王乃徵之父王建中（字師竹）中舉，封光祿大夫，王父名德清尚，鄉裡愛敬，聞於遐爾，「邑中初辦賓興會，與同輩共成之，厥後學田議起，亦力任艱巨，一呼而集，一切部署皆所手訂，寒畯享其成」。是以王氏在中江終成名門望族，其影響不僅限於當地，至王乃徵時其影響已播遷全國。
光緒八年（1882年），王乃徵中舉，光緒十六年（1890年）金榜題名高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由於飽讀聖賢之書，王乃徵把修身、齊家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把治國平天下作為終身志職。
清流不畏權貴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引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滿清皇室威嚴喪盡。《辛丑條約》的籤訂，使國人對清政府更為失望，社會矛盾加劇。在內外交困之際，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大旗，宣布實行「新政」，企圖力挽狂瀾，延續統治。這次新政改革是清朝統治階級的一場自救運動。然而其整體改革方案，卻遠遠超出了當時清政府所能承擔的國力和財力，極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致使新政改革不但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擁護，反而成為「擾民」之舉，激化了官民矛盾。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王乃徵外放任福建道監察御史。這個官不大，僅為正七品，是由皇帝派遣到外地擔任巡按負責糾風糾紀的風憲官，即便軍隊出徵也會有御史跟隨，可以隨時向皇帝報告官員或將領的不職之處，其最大的權力就是彈劾官員。王乃徵一到任上，即因「上月初二日，以直隸廣宗、巨鹿一事，因捐激變及諸軍先後殘殺情形，附片奏陳」，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請旨簡派重臣，「覆加查竅」。「未蒙朝廷施行」，再次奏請「嚴定官弁處分，以飭綱紀而靖民心」，並稱：
本年直隸之亂，始於廣宗剿殺三村，所稱匪首景廷賓，平日本為鄉裡敬服，其柳林團相戒不仇洋教。庚子之變（1900年），該處獨無習拳鬧教事，是以派捐之初，眾不願出。官吏不善開導，又復構成其罪，勒捕生變，遂致板臺屯、東召村、西召村三村之民，成罹慘毒。奇冤莫雪。及至變而為匪，戕殺兵弁，勢在必剿。然使原其情罪，加以曉諭撫循。早今解散，何至滋蔓日深？乃任新盛、正定、大名各軍，肆意殺戮，濫及良懦，幾至不可收拾。兼聞四月底間，已報肅清之後，於南官縣小李莊、張字村等處，因繳軍械，又復慘殺多命。夫究其緣起，不過因愚悍之民，罔知遵順，遽加慘殺，以慘殺之故，激變成匪，又以為匪之故，愈加慘殺，直至殺不勝殺，乃始斂兵言撫。雖報肅清之名，無解冤濫之實。其中官弁罪狀，如廣宗知縣魏祖德之勒捐生變，總兵董履高之構讒肇禍，統帶段瑞雲之慘殺三村暨新盛等軍統領之先後濫殺，餘痛在民，遠近傳播。又聞始終獻議，專主用剿，為一查辦委員，候補知府阮某，本在督臣文案，其詳非督臣不得知，而其惡為人言所共憤。至袁世凱始即失於覺察，逮變亂已成，不務分別莠良，戒止妄殺，惟欲以兵威制服，成此冤濫之象。於所糾參官弁，亦但罪責疏防，又未聞自請議處，是既辦理錯誤於前，因遂怙過飾非於後，事狀顯然，咎無可掩。
與此同時，王乃徵還特別指出之所以不「覆加查竅」，實因袁世凱「優異督臣」，朝廷有倚重之處，並稱「若朝廷遂置不問，何以示刑賞之公於天下」。他在《籌款練兵立召禍亂奏請收回成命折》中說：「該督年甫四十，曾無勳績足錄，而寵任之隆，已為曾國藩、李鴻章所未有」，「爪牙布於肘腋」，「腹心置於朝列」，「黨援置於樞要」，「即使忠純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為未可，況該督之斷斷非其人也」。王乃徵在將矛頭指向袁世凱時，並大聲疾呼：「滿溢之戒，該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獨不加慮乎。」王對袁之為人可謂先知先覺，不意此言竟成亡清之讖語。
有清一代，直隸屏障京師，拱衛皇城，形勢較他省為要，體制亦較他省為肅，直隸總督因之堪稱八大疆臣之首。晚清以降，清廷特設北洋大臣，由直督兼之，其地位愈加顯赫。作為監察御史，王乃徵彈劾深受朝廷倚重的袁世凱，是因為袁所管轄的廣宗知縣魏德祖貪得無厭，對百姓橫徵暴斂、敲詐勒索，以致「勒捐生變」，統領段祺瑞不問是非就血洗三個村莊，而袁世凱對此不聞不問。然而袁世凱深受朝廷倚重，故他的奏摺無疑是「蚍蜉撼大樹」。但其道德勇氣，在當時的語境下可謂振聾發聵，也正是因為其勇氣，徐一世稱他「在御史臺頗負清望」；陳灨一在《睇向齋逞臆談》中說：「王乃徵以進士入翰林，為御史，直言極諫，風力聞天下」。
王乃徵忠於職守，先後上疏彈劾了慶親王奕劻、四川總督奎俊以及瞿鴻機、鹿傳霖、王文昭等王公大臣。面對這些權傾朝野、炙手可熱的高官顯宦，他均以事實為依據，「事非徵實不舉，人非貪劣不劾，故人多憚之」，以致「親貴側目，宵小屏蹤。」這些人對他既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後安。一次奕劻對被彈劾的心腹說：「聘三遇事與我輩為難，必當使之外任，免多事」。
能吏一年五升遷
光緒三十年（1904年），王乃徵出任江西撫州知府。到任後，他對農民繳納皇糧國稅，極力主張要「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反對任意盤剝，榨取民脂民膏。其心繫人民的心態，正是長期以來儒家所提倡的修、齊、治、平的直接體現，他的出發點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
文守仁《蜀風集》中載，王乃徵見撫州何家口地勢低洼，春間大水，經常泛濫成災，便倡導該地農民築堤壩，修水利，「使窪地變成沃埌，歲得在熟」。由於他的德政，當地百姓對他感恩載德敬若神明，於是「就其地為祠，曰王公生祠，名其堤曰王公凼」，該堤至今猶存。為了表達對王乃徵的崇敬心情，百姓還在生祠的正門刻了一幅楹聯：「千裡生祠崇上德，一腔熱血注中江」。文守仁記錄的文字不多，卻勾畫出了王乃徵能吏的形象，把其在撫州的政績融入了百姓的口碑。
王乃徵為官清正廉明，興利除弊，撫民有方。「事無宏纖，皆審度周詳」，做到萬無一失。在撫州「居官三年，不名一錢，是以歌頌載道」。鄭逸梅稱其「居官清廉，宦囊殊澀」。由於其在撫州勵精圖治，政聲卓著，宣統元年（1909年）攝政王載灃認為他才堪大用，力擢他為湖南嶽常禮道道臺，緊接著又升任直隸按察使，負責京畿治安。
清末地方政治，可謂亂象叢生，積重難返，直隸更是如此。先是財政虧空嚴重。李鴻章主政之時，「存款不下千餘萬金」。然「繼任某制軍（指袁世凱）藉以為練兵之用，不三年，支銷殆盡。復奏準由各省合籌練兵經費，歲約數百萬，竭天下之脂膏，供一己之揮霍，而定藏竭矣。厥後繼任某制軍（指楊士驤），復踵事增華，取攜任便。歲入只有此數，出則層出不窮」。如此靡費公帑，民生多艱不難想見。
當時京畿轄區二十四屬盜賊橫行，社會治安混亂，導致商旅裹足，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王乃徵上任之初，巡視轄區，了解社情，座談僚屬。他發現警署下僚中有個叫湯銘鼐的警察名氣很大。湯是四川璧山人，因父遊宦直隸隨遷京津，父卒，流落津門，畢業於巡警教練所，任警士。這小子一身正氣，還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立崗街市執行公務，居然敢攔下北洋大臣的轎繳罰金，於是聲名大震，搞得頂頭上司不悅，多年得不到提拔，但他仍我行我素。
王乃徵親往見之，湯卻避而不見，經過幾次過訪，始來答拜。於是王提拔湯任直隸警務所提調，節制馬隊三營，探訪隊一營，委任陳少搏為預審判事，嶽茂槐為文案，嚴惠丞為稽察，組成班底。不到一月，捕獲巨匪「一簍油」等三十餘人，處決於市曹，以致京畿各縣民氣上揚，匪患斂跡，道途通行無阻。王乃徵禮賢下士，用人惟賢，雷厲風行、處事果決，以致在直隸巡按使任上政績斐然，有如宋之包青天在世，親貴側目，宵小遁跡，隨後升任順天府府尹。
湖廣總督衙門
宣統二年（1910年），王乃徵調任湖北布政使（省長）職。在此之前清廷實行預備立憲，內容涉及行政改革、設立議會、實行地方自治等方面內容。張之洞督鄂時，倡立西學，改良法制，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大纛，湖北已為改革之先聲。王乃徵到任後，上摺奏稱「籌備憲政，應就目前財力，酌分緩急，擬請變通原案辦法」。在這份奏摺中，他對西方的政治制度非常諳熟，所談論的問題又能切中肯綮。但此時改革與革命賽跑，清廷的預備立憲已輸在起跑線上。
不久，適湖廣總督陳夔龍上調直隸，繼督瑞澄尚未到任，朝廷明令以王乃徵護理湖廣總督。「太守攝兼圻之任，時未及一年，進階之速，清季一人而已」。大概王乃徵曾是載灃的師傅，教其讀過書，故載灃素知王的道德文章及其辦事能力，一旦執國秉政，遂有了一歲五遷其官的知遇之報。瑞澄臨鄂後，王乃徵重返藩司任。然而，瑞澄驕肆，不能兼容，對王乃徵的工作頗多掣肘。宣統三年夏，四川爆發保路運動，王奉調河南布政使。時清政不綱，他不屑苞苴納賄，未赴豫任，旋調貴州布政使。
宣統三年（1911年）八月，王乃徵由鄂赴黔，舟行月餘，始達黔邊洪江，聞武昌新軍暴動，湖北已經獨立。他剛到鎮遠又聞湖南獨立，脫離大清。但王乃徵仍以使命在肩，毅然入貴陽赴任，並於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定期就職。翌日黔省宣告獨立，貴州大漢軍政府成立。其即掛冠離職，攜眷回川。上任就等於卸任，王乃徵遂成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省長。
黔省宣告獨立脫離大清，財稅制度尚未建立，參加革命的袍哥遂自組先鋒隊，自找財源，以致王乃徵攜眷出城九十裡，剛到黑頭坡（修文、息烽交界處黎安哨附近）即遇搶劫，行李衣物被掠一空，只好返回貴陽籌措盤纏，不料貴州形勢大變，革命黨和立憲派開始內訌。
湖北雖最早宣布獨立，但仍戰事不斷，鄂督黎元洪遂呼籲已獨立各省援鄂。貴州都督楊藎誠為避省內矛盾，主動率部援鄂。王乃徵乃隨軍再出湖南，由於南北和談，遂滯留常德。其後，清室贊成共和，遜政民國，王乃徵徒嘆無可奈何花落去，遂化身遺民，流寓上海。其後，袁世凱邀其出任湖北民政長（省長），王乃徵辭而不就，頗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清高風骨。
遺臣失足不失身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滿清王朝宣告滅亡。樹倒猢猻散，清廷的王公大臣統統退出歷史舞臺。王乃徵當然也不能倖免。他從貴州布政使的官位上退到了上海，成了名副其實的寓公。汪國垣曾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說「蜀中近代詩家，以富順劉光第、成都顧印愚、榮縣趙熙、中江王乃徵為領袖，而王秉恩、楊銳、宋育仁、傅增湘、鄧鎔、胡琳章、林思進、龐俊羽翼之」。
在上海的清室遺老合影（右起第三位為王乃徵）
上海人文薈萃，名家很多，清廷遺老自然不在少數。濃濃的遺老情節把這些文士聚在一起，王乃徵與詞學大家朱古微、詩人陳散原情趣相投，經常在曲園、涵芬樓等處雅集。參加雅集的還有王國維、康有為、張元濟、陳夔龍、沈瑜慶……他們一起談詩論文，一起吟風弄月，一起感時傷逝，又一起論民風講社會。這些前朝顯宦之所以樂此不疲地定期聚會，輪流坐莊，名為詩酒宴集，消磨餘生，實則窺伺時局，謀求東山再起的機會。晚清大員轉變為前清遺老，致使詩文取向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所謂「民國乃敵國也」，正反映了這些遺老對民國的態度。
民國以降，政潮迭起，兵連禍結，暗殺成風，自然就有人懷念起有皇帝的時代。1916年6月6日，紫禁城裡傳來袁世凱病亡的消息，宮內人人喜笑顏開，奔走相告。除了對袁氏的舊恨，也為自己逃過一劫而慶幸。消息傳到上海，王乃徵等一班遺臣自然彈冠相慶。於是出現一些新的聲音，有人說袁世凱的失敗，就在於動了鳩佔鵲巢之念，也有人說「帝制非不可為，百姓要的卻是舊主」，與其讓姓袁的做皇帝，還不如物歸舊主。這些聲音，與王乃徵等前清遺臣「本朝深仁厚澤，全國人心思舊」的心思形成了共鳴。
自清帝退位，公開反對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偉、升允、鐵良被稱為「四個申包胥」，卻沒有一個能成事。真正把溥儀再扶上龍椅的，只有手握重兵的辮帥張勳。1917年6月，徐州鎮守使張勳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辮子兵」，借「調停」「府院之爭」為名於6月14日進入北京。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贊復闢大業」，擁戴已退位的前清宣統皇帝溥儀復闢。一時之間，北京沿城一帶辮子多，城廂內外黃龍旗多，偽宮門外紅頂子多，成為一時怪象。
復闢翌晨，張勳即發矯詔取締報紙，並使辮子軍分赴各報館，勒令其改用宣統九年月日字樣。宣統復位，民國變大清，在「武聖」張勳和「文聖」康有為的聯合操辦下，紫禁城內有聲有色，惟民國大總統黎元洪還在居仁堂總統府辦公。全北京龍旗飄揚，唯有新華門內的總統府仍高掛五色旗，財政、參謀兩部也堅持懸掛五色旗。在一片黃龍旗的包圍中，這裡成為了京城裡最後的民國。
未滿12周歲的溥儀復闢後，滿清遺老丹墀下山呼萬歲。朝賀畢，各進諛詞以為獻媚，惟王乃徵別出心裁。他說：「民國改用五色旗，雖含滿、漢、蒙、回、藏五族一律平等意思，其實紅、黃、藍、白四色，本為我大清所固有。」眾聞其出語奇特，急叩之故。王說：「大清開國時，制定旗族等級，不嘗有正紅、鑲紅、正黃、鑲黃、正藍、鑲藍、正白、鑲白之旗制乎！民國以此四色列其首，蓋隱寓大清雖然讓政，而旗制仍未消滅之意，臣在當時，即逆料必有復闢之舉，不圖果見之於今日也。」王此論調，本是信口雌黃，而聞者轉徵為符瑞，於是又山呼萬歲。旋王得賞外務部右侍郎職銜，人謂之頌揚得體而得此榮幸。
張勳復闢後的北京街頭
清恭王溥偉是宗社黨首領之一，年來往返於天津、上海、徐州等地，圖謀復闢。及聞宣統即位，驚喜若狂，又恨張勳未事前告知，於是大怒，遂專程進京問罪。張反唇相譏，說：「古來建大功立大業者，捷足先得。誰叫你直至今日才來，還想得個好位置，世間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恭王大罵張勳忘本。張鄙視之，上前就是幾記耳光。溥偉怒叱：「你敢毆親貴麼？」張揶揄道：「除了皇帝我為大，便打了你也沒甚麼希罕。」有人細玩味「除掉皇帝我為大」，七字，頗疑張勳此次之舉非為清室計，或有帝制自為之心。
復闢鬧劇沒數日，段祺瑞馬廠誓師，興師討逆。討逆軍自南苑飛機拋擲炸彈後，清廷震恐，驚駭萬狀，如坐愁城，終日號泣。而一般復闢功臣，又皆紛紛逃逸。復闢前，王乃徵曾奉張勳密命，奔走聯絡，並邀康有為入京。宣統即位後，王以復國功臣自居，趾高氣揚，有睥睨一世之概。
討逆軍進攻京師，辮子軍屢遭失敗，溥儀知大勢已去，乃召集群臣御前會議。梁鼎芬奏曰，為今之計，惟有仿慈禧太后與景皇帝避庚子聯軍入京故事，由地道逃生，始可保全性命。其時，航校校長秦國鏞，因接受討逆軍之請，駕機飛入紫禁城，自號為「空中討逆」。梁鼎芬獻計以「地道逃生」，剛好與之「空中討逆」，形成一副對仗工穩的絕妙對聯。清室君臣倉皇失措，所謂復闢功臣知事機不妙，陸續潛逃。王乃徵大罵而特罵，責其畏死貪生。於是有人站出來說：「難道待兵臨城下，閣下獨誓要以身殉國麼？」。王回道：「那當然。」大家搖頭表示不信。王乃對天指地發誓：「我如逃走，便是個王八。」眾人笑說：「你本排行老八，何必用這樣的話忽悠我們。」於是王又發其它毒誓。誓畢，忽聞炸彈一聲，王乃徵大呼道：「不好不好，快些走。」於是後人又有了橫批「王八逃了」。
王乃徵等人苦心孤詣等來的復闢，不過曇花一現。宣統復闢的壽數，有人說為七日，也有人說是十日，總而言之「短命皇帝」四字而已。之前袁世凱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大家都譏其國祚不永，如今宣統尚不及洪憲之八分之一。然而，洪憲皇帝在八十三日中，尚猶有轟轟烈烈之舉，而宣統復闢僅下了六道上諭，偽臣除磕頭請安外均無所事事。且洪憲之兵能血戰兩月，互有輸贏；宣統之兵支持兩周，盡皆降服。洪憲取消帝制，仍能把持總統，而宣統坐不成帝位，卻違背了與民國的契約，為以後被趕出紫禁城留下了伏筆。
王乃徵失足蹚了張勳的渾水，稀裡糊塗參與了復闢的鬧劇。事後方領悟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話的真諦，才明白中國不要皇帝已成不可逆轉的現實。只是孔孟教化，忠孝意識深入骨髓，加之當初攝政王載灃的知遇之恩，心理對大清一直難以釋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回師北京，幽囚曹琨，將廢帝溥儀逐出紫禁城，對此王乃徵淚眼北望，痛心疾首，才完全明白再也回不了大清了。
此後，王乃徵無心政治，隱居滬上，藏身市井，化名「潛道人」鬻書懸壺自給，以不做良相便為良醫聊自慰。在此期間，他先後含淚送走了五位親人。特別是愛子阿軒之死，讓他摧肝裂肺，痛徹心扉。他在《除夕憶阿軒》第一句：「暮年喪愛子，悽悽逢歲闌。」寫出了他悲入肌骨，肝腸寸斷的傷痛。
王乃徵書法
隱居上海，布衣粗食，生活簡樸。王乃徵在最困窘的時候，達到了衣食不周的程度。尹昌齡在《王病山先生墓志銘》中說：「僑居海上，至匱乏，幾不能自存，氣益強毅。」鄭逸梅在《近代野乘》中說，他「與詩翁朱古微為近鄰，過從甚密，但生計日艱，甚至不能舉火，古微有所資助，輒婉謝之。」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溥儀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在吉林長春鳴鑼開張，一些晚清遺老競相奔走，意圖謀取一官半職，享受榮華富貴。一時之間，主子奴才彈冠相慶，牛頭馬麵粉墨登場。王的同儕中鄭孝胥賣身投靠，充當了漢奸賣國賊；老友胡嗣瑗也不甘落後，死心塌地地追隨溥儀，當上了高官。溥儀等人看好王乃徵的才華、聲望和影響，三番五次邀請他出山，但他毅然予以回絕。王乃徵持身正直，不肯委身附逆，在民族大節上沒有失身，其挺挺自立的偉岸風骨，受到國人的一致稱讚。陳灨一說：「而能存氣節，足風薄俗，則王乃徵可稱焉。」
王乃徵生平嗜學不倦，才思橫溢，所著詩古文辭，謹嚴有法度，善書法、精醫理，對堪輿之學也頗有研究，晚年清貧自守，獨善其身，有凜凜風骨。1934年1月，一代文星在上海悄然隕落，享年73歲。
王乃徵去世，友朋請諡文慎，最後「康德」皇帝溥儀「賜」諡文肅。王忠心者為大清，而非「偽滿」，溥儀此「賜」對王乃徵身後無疑就有狗尾續貂之嫌。1967年溥儀以平民身份謝世，也再也沒有「廟號」與「諡號」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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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全：《中江縣誌》
陳灨一在《睇向齋逞臆談》
參考書目
《王乃徵詩文集》
《王病山先生墓志銘》（作者：尹昌齡）
《蜀風集》（作者：文守仁）
《近代野乘》（作者：鄭逸梅）
《睇向齋逞臆談》（作者：陳灨一）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近代稗海》（編者：榮孟源章伯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