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國逝世，享年86歲；
傅聰的父親傅雷先生在上海寓所懸梁自盡，終年58歲；
傅雷的父親傅鵬被出獄後，在傅雷4歲便去世，終年24歲；
百年時間，祖孫三代知識分子，都不是善終，令人唏噓不已。
傅聰的去世，勾起人們對傅雷先生悲慘身後事的回憶。
書生氣質
傅雷先生書生氣質，性格耿直，不管人情世故，他有什麼就說什麼，也不顧什麼場合，更不看什麼人，只是就事論事。這點在傳統知識分子身上是通用的。但是這樣的人格，在我們這個國度裡，是不能生存的，也是不被見容的。
傅雷的這種特質，既有東方傳統士人的自尊和自重，又有西方健全的個人主義，注重個人的人格尊嚴。他們這一群體認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就事論事。
1947年傅雷曾發表文章痛斥蘇軍在東北的暴行。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卻批判傅雷，說傅雷反蘇，立場不對。傅雷反問周建人，這和立場有什麼關係，事實就是如此。你說不對，可以拿出證據，不要用立場壓人。周建人這個人吧，如果魯迅知道他這個弟弟的作為，不知道該做如何感想。
錢鍾書夫人楊絳在《憶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當時的場面：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時，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
傅雷的內兄朱人秀曾說，傅雷也意識到自己的性格容易得罪人，轉而從事翻譯。
右派
1958年4月，傅雷給上海作協、翻譯界提了自己的意見，聯想都傅雷曾經批評蘇聯在東北的暴行，經過上海作協的十次批評大會後，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傅雷難忍其辱，曾說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也許這時候已經種下自殺的種子了。
周而復和柯靈曾暗示傅雷認個錯，做一個深度的檢討，「右派」帽子還是有迴旋餘地的。但傅雷卻是：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時候都可貴。
傅雷的遭遇也影響了遠在波蘭的傅聰，傅聰被迫回來做檢討，之後從波蘭逃都英國，沒有返回大陸。而傅聰以後在國際鋼琴上的輝煌的成就，反過來對傅雷也是一種保護。
自縊
後來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謝黨，傅雷說：給我戴帽子本是不對的。
後來到了十年動亂，傅雷沒有躲過去，傅雷與妻子朱梅馥雙雙自縊，傅雷終年58歲，朱梅馥53歲。他們自殺的時候，為了不打擾到樓下鄰居，用於自盡的板凳下面鋪墊了一層被子。遺書中還叮囑內兄朱人秀代付房租和保姆的費用。。。
負責傅雷寓所這一片的一位戶籍警後來回憶說，他負責的戶口段是從愚園路1032弄到江蘇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戶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戶，自殺的文化人，幾乎每天都有。
傅雷夫婦的骨灰被一位傅雷的讀友保存了下來，在那樣的環境中，這真是一個奇女子。直到傅雷被平反，才將傅雷夫婦的骨灰交給了傅聰兄弟。她也拒絕了傅家兄弟的反覆表示的謝意。最後推脫不掉，只接受了傅聰的一張音樂票。
最後的話
傅雷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沒有在人前人後出賣過任何一位朋友，也沒有寫過任何一篇違背良知的檢討和發言。在那種環境下的知識分子能做到這一點也已經是至高點了。然而，他卻被兩個平素關係最好的朋友所出賣。
傅雷對孩子說：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裡，對你和你媽媽做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母親朱梅馥是緩和父子關係的天然潤滑劑，她是一個非常合格的賢妻良母，包括對丈夫的隱忍、孩子的保護，家庭關係的緩和。
同時翻譯家的鄭振鐸曾經說過：赤子之心反而會害了傅雷有一顆赤子之心，但是這顆赤子之心會給傅雷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一語成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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