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邊境在現代民族國家政治體系中地位與功能日漸彰顯，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邊民國家認同意識的塑造和強化成為邊疆治理的重要議題。伴隨著邊境地區社會文化變遷深刻地改變著邊民國家認同的文化生態。文化的異質性、文化生態失衡和文化全球化給新時代邊民國家認同意識塑造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為此，該文認為應加強邊境地區精神文化供給，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國家話語整合與統領，有效抑制邊民的彌散性認同，築牢邊民國家認同的根基，拉近邊民與國家情感距離成為推動邊民國家認同意識再造的重要路徑。
關 鍵 詞：國家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邊疆治理；認同強化；文化治理
項目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習近平關於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思想研究」(18BZZ018)，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西南地區邊境村落社會變遷與治理轉型」(17XJA810002)，雲南大學邊疆治理與地緣政治學科(群)特區高端科研成果培育基金「邊疆治理與政治文化研究」(Z2018-01)。
作者簡介：袁明旭，雲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地方治理與中外政治制度；鄒榮，雲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雲南 昆明 650550；楚雄師範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雲南 楚雄 675000
在全球競爭日益加劇背景之下，邊境作為國家邊疆治理和發展的戰略前沿地帶，「是一個具有重要地緣政治價值和承載著國家發展戰略意圖的特殊區域。」①邊界不僅僅是國家政治權力中心的體現，而且是族群文化、國家認同感的反映。②伴隨著邊境社會文化呈現多樣性展示、流變性呈現和斷裂性改變，邊民異同感模糊，歸屬感缺失，忠誠感弱化，理想感遭遇質疑。文化變遷對邊民國家認同的影響和衝擊日益加深。「文化不僅能夠通過一種在群體成員中共享的世界觀和歷史命運感將人們在情感與信念上連結為一個整體，塑造出共同的身份認同，而且可以通過對政治目標和政治過程進行合理化解釋，建構起政治權威。」③新時代邊疆治理需要重視致力於通過國家認同的強化，將邊民有效地納入國家共同體之內，築牢邊民國家意識安全的「思想邊防線」，以有效應對文化變遷對邊民國家認同的影響與衝擊。
一、文化與邊民國家認同：基於價值耦合的分析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文化成為國家理想敘事、社會秩序建構、利益關係整合以及意識形態話語權爭奪的重要工具。國家將文化因素納入邊疆治理體系之中，凸顯文化在邊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意義和價值。邊民國家認同是指國家通過有效舉措，在邊疆地區構建起廣泛地國家共同體意識，讓邊民對國家共同體產生心理歸屬和情感依賴，是一種積極的承認與贊同。文化作為一種社會黏合劑，是推動、凝聚共同體成員意識的重要力量，對邊民國家認同的塑造，強化具有引導、規範、控制、感召、協調等功效。新時代背景下，構築起適應新文化形態的邊民國家認同將有助於邊疆治理現代化進程。
(一)邊民國家認同彰顯文化因子的內在獨特意義
「邊界」的確定作為傳統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換的重要標誌，凸顯邊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價值。「邊界線在空間上和政治上劃分了彼此的國家主權，正是依靠對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得以存在。」④民族國家既是以行政和領土有序化為表徵的「行政統一體」，又是以文化同質性為根基的「觀念共同體」。同時，邊民有著與其地域性特徵相匹配的文化體系，因為每一種文化「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片土壤聯繫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⑤。在文化多元、精神空虛和內心信仰多重的時代背景下，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深受其地理文化因素的影響。
從政治角度看，邊界是國家主權的範圍標識，是閉合的、連續的。從文化角度看，邊界是文化交流和經濟往來的場域，是開放的、相互滲透的。作為國家邊疆治理的前沿，邊疆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的核心區域，是承載國家權力的前沿地帶。作為各種文化交匯之地，邊疆是國家意識形態爭奪的焦點。同時，邊疆作為一個「過渡性社會」，邊民往往受到邊境兩側複合性因素的影響。在我國，邊疆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居生活之地，民族分布廣泛、民族文化多樣，且邊疆與民族、宗教等多種要素互構和並存。民族、宗教等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文化上的變異性在邊疆體現更加明顯。文化支配著邊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行為選擇，成為左右邊民國家認同的變量因子。邊疆獨特人文地理環境塑造了邊民國家認同的內在特性，基於血緣和地緣關係構造的社會生活場域經常慣性地表現為超越國家實體邊界的記憶共同體和意義共同體。
(二)邊民國家認同是構築精神文化共同體的訴求
對多民族國家而言，「國家不過是一個建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在人們認同它並願意繼續保持它的時候，它是鞏固和穩定的。而當人們不再認同它因而也不願意繼續保持它的時候，它就有可能瓦解、走向崩潰。」⑥因此，國家認同既是現代國家得以生存的前提條件，也是維繫現代國家發展的重要保障。文化是人們價值觀的思想基礎，個體的思想方式、行為習慣深受其文化的底蘊和根基的影響。邊民的國家共同體意識、價值觀念能夠為國家邊疆治理現代化提供堅實的思想意識支撐。任何政治體系都力圖將國家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觀在主權範圍內得以彰顯，而且這種彰顯對維繫社會的穩定(尤其是多民族國家)必不可少。
國家認同的形成和存續為邊民提供了「神聖的中心」，既是精神與歷史朝聖的目的地，也是展示民族國家共同體「道德地理」的獨特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家認同意識「乃是他們個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認同所在，是他們賴以為生的社會價值所系」⑦。在前民族國家時期，人們的忠誠對象指向於家庭、村莊、領主、行會等群體，並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觀念。民族國家形成以後，社會群體不僅需要忠實於地方、血緣等地域性認同，還需要忠誠於國家共同體。多元化認同帶來更加複雜的認知體系，使得選擇偏向成為一種經常的可能。國家致力於超越地方的國家共同體的認同建構，是維繫國家共同體存續、保障治理目標得以實現的內在訴求。
(三)邊民國家認同是支撐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關鍵
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內在精神支撐，以文化為根基的國家認同是一種支配性制度與組織安排的軟實力。邊民的國家認同可「防止其對政治制度的疏離；促進政治穩定；使公民彼此相互信任；使公民願意依賴妥協來化解政治分歧」⑧。民族國家建構不僅僅意味著統治階級通過合法的暴力來實現對整個社會支配性控制，還暗含著通過強有力觀念意識整合，實現在「一個領土內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代表生活與領土之上的民眾的組織的觀念」⑨。在民族國家間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國民有關自我的「集體意識」和「差別意識」將成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動力和秩序支撐。人民對國家的服從、忠誠是確保國家統一、穩定、繁榮的重要保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公民的國家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國家共同體自身興衰乃至生死存亡。現代民族國家要求在其疆域內建立起至高無上的主權，確保其政令在社會中獲得有效地貫徹，並積極致力於不斷強化和鞏固民眾對國家共同體忠貞不渝的認同感。邊民國家認同的塑造作為民族國家對邊疆的有效治理的重要使命，是實現良好政治秩序關鍵所在。
民族國家的建立使得基於政治地理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取代血緣組織，同時也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居於邊境兩側的邊民產生了「我者」與「他者」的區分，伴隨著利益衝突的加劇，「每個他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外在性』。」⑩國家認同作為一種社會成員思想和行為定向的價值體系，具有構築價值認同、建構政治合法性、約束社會成員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等重要功能。邊民的文化性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也是維繫邊疆社會秩序的關鍵因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賦予了邊民個體生活的意義，作為一套意義系統的國家認同，正是通過不同層面文化想像被不斷塑造出來的，而基於承認與認同為基礎的自我身份的識別，賦予個體之間對共同體的想像(構築群體的同一性)，為社會秩序的形成與鞏固提供有力支撐。
二、文化變遷中邊民國家認同的弱化：現實動因
文化作為社會個體構築意義世界，為其社會行動提供價值理念與行為準則，是影響國家認同塑造的核心要素。基於特定歷史文化來推進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進程中的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同時，「全世界的政治體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在其公民中建立起共同的認同和共同體意識。缺乏這種共同的認同可能帶來最為嚴重的政治後果。」(11)按照亨廷頓的觀點，即便是最成功的社會，也會在某個時候遭遇到內部分解和衰敗的威脅，這就使得在現代國家整合的進程中面臨著文化變遷對國家認同的衝擊。
(一)文化多元性誘發邊民國家認同的模糊
邊疆地區自然人文環境多樣，地形地貌特徵複雜，邊民國家認同往往受到大漠、戈壁、江河、山脈等地形地貌的阻隔，形成一個個以地緣社會網絡為基礎的文化圈。歷史上，邊民受制於國家權力影響制約相對較小，其國家認同也相對模糊，邊民國家認同建構的價值共識存在疏離的潛在可能性和風險性。進入當代以來，邊疆社會多元文化因子不斷增多，國家認同的模糊性、搖擺性和選擇性特徵凸顯，其張力進一步增大。多元認同並不意味著彼此間衝突的發生的必然性，但在實踐中也無法規避各種亞國家認同對主流的國家認同弱化影響，動搖國家認同主導中心地位。以民族、地方或宗教為誘因的結構性政治亞文化，客觀上容易造成邊疆社會文化系統異質性因素的增加，在外在因素刺激作用下，甚至表現為國家意識冷漠乃至「離異」，模糊和弱化既有的國家認同。近年來，***、西藏地區民眾在敵對勢力和境內「三股勢力」的滲透、幹擾和破壞之下，出現一些影響和破壞邊民國家認同現象。由此，我們需要更加審慎地對待邊疆地區文化多樣性及其對邊民國家認同的衝擊與影響。
邊民的初級認同對國家認同的消解，也是邊疆地區認同危機重要體現。在我國漫長的陸地邊境線上，居住著文化不盡相同的各個民族，而國家邊界的劃分卻帶來新政治區分。文化疆界與政治地理邊界的非一致性誘發衝突可能性增大。一是邊疆地區跨境民族為主體族群文化的廣泛分布。跨境民族有著共同血緣和文化關聯，形成一個跨越國家邊界的族群文化群體，由此帶來的文化身份與政治身份的衝突難以避免。二是以地域關係聯結而成的地域性文化的傳播。在長期的邊民互市、邊境貿易、跨境婚姻等互動中，邊民與鄰國民眾構築起相對穩定文化交往模式。邊民之間在同一地域空間下互動與依存關係密切，容易產生對地方性忠誠而疏離國家情懷。一旦「當對準國家單位的認同與對國家的認同發生衝突時，政治共同體的問題就可能成為首要的問題，並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機」(12)。邊民對於準國家認同意識的增強，客觀上帶來國家認同的虛化與弱化。
原生文化的異質性和後天的利益分化極易給邊民國家認同帶來結構性張力。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邊民逐漸形成以地域性、群體性為基礎的原生的地方性文化，它對國家認同的塑造具有雙面性：當地方性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保持一致的時候，地方性文化能夠推動國家認同文化的塑造；反之，則成為國家認同塑造的阻力。一方面，地域性文化認同容易導致不穩定的國家認同，國家一旦無法通過共時性制度來解構歷史性的文化情感，使其趨於一致，就有可能導致文化性認同與政治性認同的矛盾、衝突，甚至是對立狀態。另一方面，現代民族國家邊界的出現導致邊疆社會自然衍射的「原生的認同」被分割開來，進而形成「理性的建構」的產物。當原生性認同下產生的共同利益(旺盛的群體利益需求)刺激之下，國家認同將有可能被置於次要的位置，邊民更加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和政府行為。邊民一旦在政治生活體系中遭遇到不平等、歧視性政策時，其地方性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產生認同裂痕可能性大大增加，進而演化為分裂型族群(裔)民族主義或者地方主義的可能(即使在成熟的多民族國家也難以避免)。新中國成立之後，黨和國家為贏得邊疆民眾對新生政權的支持，推行大量優惠政策(幹部培養、資金支持、文化教育等)，極大激發邊民國家認同的內在動力，但是，這種基於區域主義的政策設計和政策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邊民基於現實物質利益和政治權益的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邊民的地方意識。
(二)文化生態失衡引發邊民國家認同的式微
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認同被認為是各種相互衝突的文化力量的產物，是彼此相互關聯的各個差異系統所構成的。因此，文化系統的變動與調整必然帶來認同變化。邊疆社會構造了一個相對獨特的文化生態系統，各種文化要素都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扮演著不同角色，承擔著與之對應的功效。邊疆文化生態系統各要素的功能互補、共生，維持著相對均衡狀態。但是，全球化和社會轉型變革的深入推進使得邊疆的文化生態系統的均衡狀態逐漸被打破，各種文化發展的差異性被進一步拉大。
首先，邊疆社會文化發展滯後於國家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的整體快速發展，邊民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但精神文化生活發展相對滯後。部分邊民的生活世界逐漸缺少宏大目標，一些陳腐的傳統文化思潮沉渣泛起，功利主義、消費主義文化開始在邊疆社會一定範圍內有所蔓延，價值空虛漸漸泛濫，道德虛無主義等不良文化或隱或現於邊民群體日常生活之中。同時，社會建設和國家治理轉型發展使得邊民社會生活逐漸遠離「革命」話語情境，邊民政治熱情逐漸趨於隱退，動員型政治文化逐漸消隱在邊民日常生活之中。邊民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多樣化，政治意識形態漸次淡化和「後政治」社會氛圍的逐步形成，既從政治運動中解放了大眾，也向地方的、文化的、民族的，甚至「宗教」的意識形態出讓了社會認同的空間。(13)國家政治話語在邊疆社會生活之中淡化，帶來邊民國家認同弱化的潛在危機。
其次，多元文化之間的非均衡性發展帶來負面衝擊。邊疆社會從同質性社會向異質性社會轉型過程中，文化呈現出複雜多樣的發展態勢。一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非均衡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要麼被人們擯棄得過於太快，隔絕了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歷史聯繫，進而徹底否定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也可能過於保守，因循守舊，阻礙現代文化的發展。邊民往往在傳統與現代文化之間難以做出合理的取捨，這在客觀上也妨礙邊民文化價值觀念正確抉擇。二是現代社會多元、異質性文化快速增加。現代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獲得極大提高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理念與生活文化。其中，以消費主義為代表的文化的快速發展，顛覆了以生產為主導的傳統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並改變邊民社會生活方式、價值評價標準。文化的異質性、多樣性使得社會缺少普遍認可「共同價值」的支撐，在亨廷頓看來「文化共性會促進人民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異卻加劇分裂和衝突」(14)。邊疆社會的開放性、流動性，增加了邊民文化體系中異質性因子，「文化震撼」衝擊著已有的文化體系。外來政治思潮和本土政治亞文化競相搶佔邊民的思想高地，造成在邊民認同上的困擾和迷失，對國家主流文化認同形成強烈的衝擊。通常情況下，在國家認同上持「冷漠」和「離異」態度具有高頻率，保持「忠誠」具有低頻率。
第三，濃厚的宗教文化是誘發邊疆文化生態系統失衡的重要因素。邊疆是宗教活動盛行地區，宗教文化氛圍較為濃厚，對邊民思想意識影響較深。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的宗教文化趨於活躍、複雜。部分境外宗教在邊疆地區認同度較高，如在滇西邊境的部分信教徒祈望到緬甸接受教化，認為只有到緬甸受教於高僧，才能夠學到「真東西」觀念較深。同時，一些極端宗教分子假借宗教名義在邊境非法活動，從事對抗國家、敵視政府和社會的宗教活動，甚至試圖通過宗教「政治化」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者謀取政治利益。不少非法宗教勢力時刻伺機通過「宗教政治漏鬥」滲透到邊疆地區，利用宗教來挑戰邊民「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宗教信仰附帶的認同張力，是邊民國家認同式微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全球化帶來邊民國家認同的困擾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改變世界文化體系，也改變邊民對國家既有的情感依賴，這迫切要求對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現代網絡信息傳播技術急劇壓縮人們的活動時空距離，帶來世界性的制度、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融合與碰撞。公眾的生活和價值觀念正在被文化全球化所重塑。「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它導致人們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圖景所依據的領土社會化和文化知識的制度原則瓦解。」(15)邊民日益捲入到普世化、共識化、同質化的文化體系之中。社會多樣性、流動性、不確定性、時空壓縮性，深刻地衝擊和改變著邊民的認同理念和評價標準。邊民身處具有不同族群、宗教、地域等在內的多種認同體系之中，在交往更加密切、互動更加頻繁、溝通更加多樣的背景下，邊民的認同狀況就會更加複雜、多變，多種認同面臨著重新排列、組合的調整變化。
受全球化影響和衝擊，異質性文化對國內的影響顯著增加，全球化燃起了「對新的地方性與區域性認同及政治自主的主張的堅持」(16)，客觀上削弱民族國家認同建構所需的價值共識根基，民族國家的話語主權日漸弱化、國家認同變得更加困難。當代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極大改善邊民的社會生活的同時，城鄉、地區之間差距也不斷被拉大，非均衡發展帶來的不公平、不公正等問題顯現。同時，邊民以更加開放的方式積極反思社會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邊民國家認同度，甚至在一些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演化為極端的負面認知。邊疆社會經濟發展整體上相對滯後，受現代化衝擊更為突出和深遠。在現代化帶來的時空壓縮和制度化抽離的衝擊之下，各種技術風險、制度風險、文化風險和社會風險相互雜糅，多種矛盾交織性和風險性混合之下，邊民身份上的失落及由此帶來的國家認同上的變化。邊民互市、邊境貿易、文化交流、探親訪友、跨境婚姻、跨境教育等形式日漸頻繁，進而增加了邊民「國家身份認同」整合的難度。如，新時期的跨國通婚青年男女，其認同意識已從傳統的純粹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意識中分離出來，其社會認同普遍強於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17)
全球化浪潮客觀上弱化民族國家政治權威，加之邊疆社會的日益開放、邊民置身於更加頻繁的對外交往體系之中、信息傳播渠道的多樣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力大大增強，使得混合多元文化的民族文化、地域性文化「元敘事」遭受侵蝕，解構著邊民的國家認同，進而引發「個體認同危機」。「全球化社會關係的發展，既有可能削弱與民族國家相關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強更為地方化的民族主義情緒。」(18)邊民在享受全球化浪潮帶來更加豐富、便捷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同時，也在客觀上刺激地方文化的復興，給邊民國家認同帶來新的衝擊。一方面，依靠革命方式構建起來的邊民國家認同長期沒有得到新的加強，另一方面，社會變遷帶來的社會變革使得邊民認同序列發生重組和調整，國家認同可能被置於次要位置，尤其在邊境錯綜複雜的多種因素影響下，邊民的國家認同處於困擾狀態。
三、新時代邊民國家認同的再造：文化治理的有效回應
文化作為國家認同意識危機的變量，也是推動國家邊疆治理的重要力量。以文化治理為依託的現代邊疆治理，表明「我們需要一種共同文化，不是為了一種抽象的東西，而是因為離開了這種共同文化，我們將無法生存下去」(19)。國家基於特定的歷史文化根基之上，通過共同體意識、文化價值和話語體系的複合，進而實現共同體內部群體在價值相同、歷史相承、行動相連的共同體構建，從而孕育和發展共同體「多元一體化」的合理性，並促成現代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認同。這是推動新時代邊疆文化治理，實現邊民國家認同意識再造的重要路徑。
(一)豐富邊民的精神文化供給，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民族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和公民的意識形態，一系列相同的理解、抱負、情感與觀念，從而將祖地上的人口結合起來。」(20)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從根本上依賴於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體系的豐富與完善，為邊民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文化共同體支撐。「文化已經變成了構成社會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得以運轉的潤滑劑，看作共同價值完善而整合的一種構成方式。」(21)亨廷頓指出：「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認同是一個國家結盟或對抗的主要因素。」(22)一個國家如果無法構築起強大文化性國家認同，對外難以維護其國家主權、增強國際競爭實力、提升國際話語權，對內無法為民眾提供持續而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當代中國要成為真正穩定、和諧、富強的大國，擔當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使命，必須要構築起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符合中國國情實際、為民眾所樂於接受的核心文化價值理念，創造出符合歷史發展方向，且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性國家認同。
要不斷吸收統一多民族的歷史文化，豐富邊民對中華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精神想像和寄託。文化認同是共同體社會最穩固而長久的黏合劑，只有文化認同的國家是不現實的，只有政治認同的國家是脆弱的，共同的歷史文化是共同體共識的根基所在。以共同的生活方式為基礎的文化和價值建構，有助於穩定的國家認同形成和鞏固。「集體意識超然於和凌駕於個體的和局部的偶然性之上……在任何時候，它都包容了所有已知的實在；正因為如此，唯有它才能為心靈提供可以適用於事物總體的模式，並使這些事物具有被理解的可能性。」(23)共同體天然排斥隔閡，共同體的價值在於它不僅能有效化解區別、隔離，還能為建構認同提供動力。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締結各民族和睦相處、平等相待、共創輝煌的中華歷史文化和記憶，這是當代邊民國家認同重要歷史文化根基，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力的歷史敘事。「用共享的記憶、神話、共同的價值觀和象徵來界定的文化共同體或文化集體比其他共同體更具有穩定性和持續性。」(24)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有著共同歷史敘事、集體記憶和命運關聯的命運共同體。在長期的歷史演變和發展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成為自在生長和自覺複合共同作用的結果。新時代，需要進一步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基礎建設，凸顯中華文化象徵符號，不斷增加地域性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疊，鞏固發展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只有當社會一體化從社會成員那裡得到文化習慣的支持，而文化習慣又與他們互相交往的方式緊密相關，政治共同體的社會一體化才能取得成功。」(25)民族國家共同體共享的歷史文化、儀式、符號是建構國家認同意識的不可或缺的內容，也是民族國家共同體不斷尋求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園。
建構以國家認同為情感根基的政治文化，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牽引。在沃爾茨看來，「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都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層面，他們共同創造了公民對國家忠誠的感情。」(26)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法律—政治」共同體，也是一個「歷史—文化」共同體。文化在塑造國家認同上的優勢無疑是明顯而突出的，因為「政治原則不會像親緣和親情、血緣和族情、文化和民族屬性那樣，在人們心中激起那麼深厚的感情，故一個國家若僅靠政治意識形態立國，那會是脆弱的」(27)。國家通過增強邊疆地區的文化交往，強化國民教育、公民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法律規範)建設，使邊民與國家共同體之間的關係得以確認，國家政治符號得到使用、相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得以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得到禮拜、共同的制度和行為規範得到遵從。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戰略構想有助於強化邊民對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減少和防範社會原子化帶來的國家認同危機，發揮文化的紐帶、導向作用和凝聚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對文化的認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才能鞏固。」(28)國家也只有通過基於歷史、空間、語言、傳統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等多層面的文化指示框架，才能創建出一體化的、穩定的心理歸屬感和共同體符號系統，傳遞中華文化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文化，才能驅動邊民內心世界的國家情懷，才能賦予國家共同體更加強大的心靈和靈魂，要讓「中華民族」深植於邊民的靈魂深處，進而凝聚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體。
(二)堅持國家話語敘事與整合，抑制邊民的彌散性認同
作為公共秩序表達的話語，天然地是政治的。「國家身份是以特定的敘事手段製造出來的。」(29)國家話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集中表達和政治認同的統攝性資源，對社會公眾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國家話語刻畫了不同利益滿足感，塑造人們的價值取向，描繪不同的發展圖景，引領人們對美好政治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國家認同的形成和鞏固不是源自群體自給自足，而是建立在「某個社會群體行為者關於社會秩序的圖像」的主動建構基礎之上的。國家話語通過預設和改變邊民的認知和理想圖景，獲取對世界和秩序的基本意義，建構一種有利於對他們交往以及形成共同看法和理解的背景，養成對國家的自豪感、忠誠感和共同信仰。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離不開國家這個中心話語，國家話語所隱含的權力因素，決定了必須成為邊民國家認同塑造的核心力量。國家主導的「高勢位」思想意識形態，有助於邊民「默許並認同現存制度，他們就為該制度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礎」(30)。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的強化，在根本上依賴於國家主體敘事功能的有效發揮。國家制度、權威和權力的規訓、控制與運行，從根本上保障邊民社會生活與國家治理預期相對一致性。話語把抽象的文化和價值形態以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使意義內容得以生動體現。在個體與群體成員交際互動的過程中，藉助話語的陳述與表達，完成對群體文化的甄別與認定。(31)國家通過頂層的話語創設，通過一整套通用的公共符號系統(語言、文字、政策、傳媒等)傳遞，動員和推動國家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交流，將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生活境遇的共同體成員有機黏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國家話語對於邊民社會的整合與統領，「既能夠很好提供身體安全和心理安全，也能夠提供個人認同的追求個人卓越感」，(32)進而催生和強化邊民國家認同的內在動力。
國家話語體系不僅為邊民提供中華民族共享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將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感與信念感有機地聯繫起來，塑造出共同體共享的價值。「在一個多元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國家營造一定程度上的價值共識，將是任何國族共同體試圖凝聚人心、整合分歧的關鍵所在。」(33)這些共享的價值意識為政治目標和政治過程進行合理化解釋，建構起社會發展所必需的政治權威提供可能。「只有那些共享的價值觀、象徵符號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廣泛流行的合法性。」(34)涂爾幹也認為，「只有當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有共同的核心價值時，才能實現精神統一，而沒有這種統一，任何制度遲早都會墮落下去。」(35)國家主流價值作為共同體成員心靈投射的縮影，進而形成國家共同體成員同類價值意識心理。國家主流文化與邊民現實需求的複合，凝聚成為邊民個體內在心理需求，催生邊民國家認同情感。以中華文化為根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共享、文化支撐、價值歸屬。新時代，國家需要著力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不斷挖掘不同族群的共同文化符號，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價值引領，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統合邊疆各民族群眾價值觀念，抑制彌散性認同。只有將對「共同的過去」與對「未來的信念」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激發出邊民國家認同的吸引力、號召力和凝聚力。
(三)築牢邊民國家認同的根基，拉近與國家的情感距離
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從根本上依賴於邊民國家情感自覺，因為「我們不能強迫別人贊同我們，不管我們對他們有多少權力，因為強制他們表達他們的感激或讚揚將使這些表達毫無價值。『行動可以強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現僅僅是一場戲』」(36)。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依賴於共享的歷史文化的情感的傳承與發揚，要從歷史文化中尋求國家認同的「歷史之根」。邊民國家認同的強化要在注重吸收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尋求支撐，要進一步傳承和發揚邊疆各民族群體共同推動和維護邊疆地區和諧發展，不斷增進與中華民族腹地之間緊密聯繫，構築中華民族休戚與共的精神價值皈依。要進一步彰顯中華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歷史擔當。要進一步增進邊民對自我理解和自我認知的基礎，強化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基。這種共同體意識是當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種內在動力，也是凝聚中華民族各族兒女國家認同的重要力量，有利於增強邊民的家國情懷，培育對國家的政治忠誠和政治情感。
邊民國家認同不僅僅只是邊民「共同體的想像」，還是與邊民日常生活休戚相關的生活方式。邊民對日常生活的體驗成為左右其意識形成和變化的重要變量。國家認同強化路徑要實現與邊民日常生活的有效對接，為其奠定堅實「現實之源」。「如果個體對國家的認同只是停留在文化歷史意識或國家意識形態的關聯上，那麼期望國家共同體意識建構的目標就不可能具有現實權益的實質性政治意義。」(37)邊民家國情懷和歸屬邏輯根基在於現實生活的價值研判和理性選擇，邊民只有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其國家認同情感的歸屬所在，才能從自覺選擇和遵從社會政治秩序規範，進而養成對國家情感歸屬的依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邊民國家認同是基於對現實生活的需要有效回應。邊民國家認同將國家融入邊民日常生活之中，不斷拉近邊民與國家共同體的「心理距離」，增強邊民的國家認同感。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凝聚而成的，並在時代發展進步中融入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主流價值理念。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對於居於其中的每個共同體成員而言，「政治上團結統一，文化上兼容並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是其共同追尋的目標所在。在這個共同體之內的每一個成員與共同體的興衰息息相關，邊民只有將自己的命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聯繫起來，自身的權益才能獲得最大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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