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不難，難的是做個敢直言犯上、真心為民的好官。北宋的蘇軾正是這樣一位好官。
自古做官的人都慎言，生怕禍從口出。敢直言犯上的人，要麼是傻，要麼是楞，要麼是正。以「百年第一」的成績考中進士的蘇軾當然不傻、不楞，但因他太正，一生都奉行「利民」、「仁民」的為官之道，所以他常做「直言犯上」之類的「傻事」，以致經常被貶，難安於朝。
譬如，當朝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時，極賞識蘇軾的神宗皇帝向他徵詢「方今政令得失」的意見，他竟毫不避諱，直言當前時弊，建議推行新法不應「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他的話，自然冒犯了王安石，結果是給他「小鞋」穿，任他做了個有諸多瑣事纏身的「開封府推官」。王安石是想要讓他「困之以事」，不再有餘暇對他的新法說三道四，當然，若蘇軾的才華從此被埋沒，不能建功出頭，更是他所樂見。可惜金子在哪都發光，胸懷錦繡、有貫世之才的蘇軾，處事「決斷精敏」，反「聲聞益遠」。
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蘇軾有了這次「犯上」的教訓，應更懂得慎言，明哲保身才是。但他剛任開封府「推官」不久，竟又幹了一件更大的「直言犯上」的「傻事」，因他這次「冒犯」的是皇上。
熙寧三年元宵節，皇帝詔令開封府購買浙江的燈，「且令損價」。這顯然是一種「亂攤派」，最終損害的自是老百姓的利益。若是懂明哲保身的官，哪怕心裡不滿，恐怕也會照辦，反正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錢。但一向關愛民生、深知百姓生活疾苦的蘇軾卻不幹，他竟「上疏」向皇帝直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
為滿足「耳目」之玩樂，卻奪百姓生存「必用之資」，蘇軾這番「直言」，其實已頗含指責之意；最後他還說什麼購燈雖小事，關乎的卻是民生大事，竟建議皇帝收回成命。自古皇帝一言九鼎，皇權威嚴不容侵犯，誰有絲毫不敬，都可能丟命。蘇軾不可能不懂這個道理。但他仍義無反顧，為民請命，說明他真的是心繫民生，以民為重，為此不惜丟「烏紗」，掉腦袋。
好在神宗一向很賞識蘇軾，也還算是個開明的皇帝，所以他並不怪罪蘇軾的冒犯之言，也聽從了蘇軾的建議，下詔取消了這次「亂攤派」行為。皇帝此舉，對那些原想奉承討好的權臣，卻是一記無聲的耳光；也就是說，蘇軾向皇帝「直言」，讓皇帝收回成命，卻無形中得罪了那些充滿諂媚之態、建議下詔購燈的權臣。
官場有時就這麼複雜，敢直言，就難免得罪人。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軾後來被構陷捲入「烏臺詩案」，坐了103天牢，差點被殺頭，並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貶官生涯，顯然與他平素「直言」，得罪諸多明裡暗裡的「政敵」，有著很大的關係。
古語云：「官字兩張口，可仰吞國脂，俯噬民膏，亦可上護國器，下哺黎民。」要做什麼樣的官，關鍵看人的選擇。蘇軾顯然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並為這選擇義無反顧。魯迅先生曾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北宋的蘇軾，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