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國第一代新聞史學者，也是新中國新聞學重要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他是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之一，迄今培養了50多位博士生。
他撰述的《中國近代報刊史》，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等成為新聞史學科扛鼎之作。
70歲學電腦，80多歲開微博，年近90歲玩微信，他是同齡人中的「潮人」，他是中國新聞史學界的泰鬥——方漢奇先生。
方漢奇，中共黨員，1926年12月出生，祖籍廣東普寧，北京出生。父親方少雲曾任立法委員，汕頭市長。方漢奇先生於1950年畢業於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1951年起先後在聖約翰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至今。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們不稱他教授，亦不稱老師，而是尊稱「方先生」。
2020年3月初，「封筆」多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94歲的方漢奇先生「出山」，為抗疫發聲。這篇題為《抗擊「新冠」，老兵報到!》的文章，是方漢奇響應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徵文活動所作，在文中，他分享了對疫情的見聞和思考，並致敬所有抗疫英雄。在這位新聞史學家看來，寫實當下，將為後人留下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疫情期間，這位和新聞史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先生，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記錄歷史——寫日記，這是他堅持了半個多世紀的習慣。在日記裡，他拍下了因封校而冷清的人大校園，記錄了校醫院大夫送來兩個月用量的藥品，還有去小菜場「火力偵察」商鋪的營業情況。像新聞播報一般，每篇日記開頭他都附上確診病例、新增病例等最新疫情數據。「我的日記只記事，不抒情，不議論，以後這些都是史料。」方漢奇說。
在學界，他被譽為「泰山北鬥」；在年輕的新聞學子心中，他是「祖師爺」一般的存在、「教科書裡的傳奇」。在新聞史教學研究領域奮鬥70載，一邊打撈塵封已久的新聞史，一邊緊跟日新月異的媒體浪潮，他自稱退役的新聞老兵，但是依然在耕耘、在守望。
作為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方漢奇的研究影響了幾代新聞工作者，他的學生已經成為新聞學界和業界的中堅力量。如今，94歲高齡的方漢奇，仍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博士生導師，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他自我調侃道：「兩眼一睜，忙到熄燈」。
想當記者卻成了研究記者的人
進入人生第94個年頭，方漢奇大部分時間是在書房度過的。在這個三面環書、30多平方米的空間裡，書櫃從地板直達天花板，每一層都裡外「藏」兩層書，地板上、書桌上也堆得滿滿的，如同一個小型圖書館。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他的書房每周都要迎來好幾撥慕名而來的客人，從政府要員到社會名流，從專家學者到年輕學子。如今，他習慣了獨處，過著簡單而有規律的生活。每天6點多起床後，手機、電腦、報紙、電視四種媒介會在一日當中輪番登臺，幹得最多的是瀏覽、下載各種文章資訊，指導「關門弟子」完成博士生學業，晚上12點入睡。用他自己的話說，「兩眼一睜，忙到熄燈」。
方漢奇上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還是2017年。那一年，他榮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剛領完獎，他就決定把獎金悉數捐給中國新聞史學會，支持學術研究。結果轉帳當天，銀行工作人員如臨大敵，以為眼前這位白髮老人遭遇詐騙，陪同人員也被當成騙子「審問」，就差報警了。這段經歷被媒體冠以「冬日裡最暖心的烏龍」。
▲2017年12月24日，方漢奇教授捐贈100萬元用於設立「方漢奇基金」，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捐贈暨成立儀式。方漢奇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杜鵬籤署捐贈儀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教育基金會理事長靳諾接受方漢奇捐贈的支票，並向方漢奇頒發捐贈證書。
這也不是他第一次捐贈了。早在60多年前，剛到北大教書的他就捐出了自己收集了十幾年的舊報紙，多達3000多種，其中有不少像民國時期《時務報》《強學報》這樣的珍稀報紙。後來，有著「海內孤本」之稱的8冊《述報》也被他捐給了蘇州大學圖書館。幾年前，方漢奇又把凝結數十年心血的數以萬計的學術卡片交給了人大新聞學院新聞史教學團隊，卡片上滿是有史料價值的剪報、信件、讀書筆記等。
「方老師身上的家國情懷，以及對教育事業的拳拳之心，是我們後輩難以企及的。」在方漢奇的博士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王潤澤的印象裡，唯一一次看到老先生熱淚盈眶，是他講起上世紀30年代在北師大二附小上學時的一段往事。
當時，全班集體到動物園遊玩，被幾名竊踞華北的日本軍人及其走狗公然攔住隊伍，調戲帶隊女老師，還打了老師兩個耳光。受此大辱，同學們立即罷遊回校，都趴在書桌上號啕大哭。後來，先生每談此事都聲音哽咽，氣憤不已。
愛國，是戰火硝煙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心中最深的烙印。少年時代，火熱的戰地生活讓方漢奇嚮往不已，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範長江那樣的記者，可以衝鋒在前線。考大學時，他的志願「非新聞系不填」，最後被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錄取。
然而，受家庭背景的影響，大學畢業時方漢奇並未如願成為一名記者，陰差陽錯進入上海新聞圖書館，從事《申報》史料整理工作。在那裡，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報》堆滿了一層樓，他花費3年多時間細細研讀。
從此，方漢奇一生的目光再也沒有離開過新聞史。
他曾在書中這樣自豪地寫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先有報紙和最先有印刷報紙的國家。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曾先後出現過6萬多種報刊、1000多個通訊社、200多個電臺電視臺和成千上萬的傑出新聞工作者。中國的新聞史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有著異常豐富的內容，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新聞史都無法比擬的。
半百之年開啟學術新生
「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這一輩子就什麼也沒幹成，就只搞了運動和勞動了。」在方漢奇的記憶中，1978年是個轉折年，此前方漢奇已經做了25年講師，也寫了一些新聞史相關的文章，但他覺得「自己淨打雜了，沒有時間寫書」，那年之後，方漢奇專注於中國新聞史的教學研究，一顆學術巨星冉冉升起。
▲1949年，就讀於蘇州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後排左三為方漢奇
▲1950年，與上海新聞圖書館同人合影，後排右二為方漢奇
1958年起，方漢奇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當時的人大新聞系格局很大，有近千名學生，有自己的印刷廠，還有不少老解放區來的新聞工作者，教學力量可以辦5個省報。」 但隨著政治運動的開始，方漢奇進了牛棚，進行勞動改造。「當時人大校園附近所有的屋頂我都上過，所有的地下水道我都鑽過，排積水挖汙泥，不怕髒不怕累。
1969年人大停辦，大部分教師被下放到江西餘江的「五七幹校」。在那裡，方漢奇做了三年「五七戰士」，主要任務是打石頭，「每天揮上萬次小錘往下打，把石材打出井字形的溝，然後起出來加工，用於蓋房子。」在這20多年間，方漢奇無暇專注於科研教學，只是看些雜書，把有價值的內容摘抄在卡片上。
▲20世紀70年代末，方漢奇在家撰寫《中國近代報刊史》
直到1978年人大復校，教學開始走入正規化，教師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備課，教材的建設也開始深入和細化。方漢奇回到人大教新聞史，這一年，他52歲。半百之年面臨新的開始，方漢奇充滿幹勁，心想，「新的格局方針提供了做好教學工作的機會，要好好幹。」
▲1982年,甘惜分(左)與方漢奇應邀到東北教學，攝於鏡泊湖
適逢人大建校30周年臨近，方漢奇想寫一本新聞史專著作為獻禮。「剛從五七幹校回來，什麼家具也沒有，只有幾箱子書，我就在裝書的木頭箱子上搭個板當書桌，寫這本書，結果寫著寫著，一發不可收拾，就沒趕上校慶。」兩年後，這部50多萬字的《中國近代報刊史》才完成，涉及報刊500餘種，報人1500餘名，糾正前人著述失誤200餘處，被新聞學界認為是繼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之後又一中國新聞史權威著作。
除了著書立說，方漢奇也不忘操心中國新聞史學界的大事。1989年，在長春的一個學術會議上，搞新聞史的幾個人碰了頭，方漢奇提議，建立中國新聞史學會。但民政部社團司規定社團必須有辦公經費、辦公用房、辦公電話等硬體設施，中國新聞史學會卻連一分錢的申辦經費都沒有。
經商議，經費就暫時借用方漢奇個人的一筆科研經費，辦公室借用方漢奇的房子，辦公電話也是借用方漢奇的電話。如今，中國新聞史學會是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唯一的全國一級學會，在今年的學術年會上，國內外100餘所高校和機構的1300餘名專家學者出席，極具影響力。
除了影響深遠的學術成果，從教60餘年，方漢奇還為新聞史學科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談及這些，他擺了擺手，輕描淡寫地說：「趕上了那個時代，就應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要做好老師，先做好學生
上世紀80年代，方漢奇在人大開設公開大課講授新聞史，場面十分火爆，窗臺上都擠滿了學生。20多年前人大新聞學院90級的學生張鵬，曾在媒體上回憶方漢奇的講課細節。「講到梁啓超，先生隨口就可以背出他的一篇千字政論，一邊抑揚頓挫地背誦，一邊在教室裡踱步，興之所至，旁若無人；講到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講出與此相關的正史、野史和八卦，一個故事套著一個故事，就像劉寶瑞說單口相聲。」
▲1984年，方漢奇入黨時在黨支部會議上發言
但是，方漢奇並不是一開始就能把課講得精彩，他自嘲「底子薄」，「小時候一直在逃難，沒有好好讀書，為了完成教學任務，只能惡補。」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方漢奇整天泡在圖書館，三年看了2000多本書，因此被批「走白專道路」，寫檢查反省。
在方漢奇看來，作為老師，講好課是最基本的分內事。「要當好老師就要當好學生。給學生一桶水，但老師要準備十桶水。這樣就能在教學中把握主導地位，上課也可以放鬆，不用老怕忘詞，東方不亮西方亮。」為了「儲蓄十桶水」，方漢奇守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咬定青山不放鬆，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做了十萬張資料卡片，摘錄了各種報紙和書籍上搜集到的有關新聞學方面的資料，編織了一張立體龐大的知識網。幾年前，他將這十萬張卡片全部捐給了人大。
一磚一瓦搭起新聞史學科大廈
新聞記者一直扮演著社會守望者的角色。在方漢奇眼中，新聞史研究者則是新聞事業的守望者，「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總結好新聞事業歷史的經驗教訓，可以使我們聰明一點兒，少走彎路，不犯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
1953年，27歲的方漢奇進入北京大學講授新聞史，1957年隨遷人大。當時，全國從事新聞史教學的只有兩人。在這片尚待開墾的領域，方漢奇開始了長達近70年的耕耘。
眾所周知，中國近現代的新聞事業是舶來品。民國時期，新聞學高等教育以美國為圭臬。彼時，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新聞學高等教育體系。
據方漢奇回憶，當時在北大教學主要參考的是民國新聞史學家戈公振編寫的《中國報學史》，但是這本書只寫到1927年，共產黨人的辦報歷史更是空白。為了上好課，他便自己「找米下鍋」，跑遍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看了2000多本書。
他的書房裡至今收藏著一方墨盒，這是上世紀30年代戈公振在北京榮寶齋定製並贈送給《申報》同事黃寄萍的。後來，黃寄萍成為方漢奇的嶽父。當方漢奇從嶽父手中接過墨盒的時候，也許不會想到自己會將新聞史研究推向另一座高峰。
1978年，臨近中國人民大學建校30周年，方漢奇向新聞系主任提出，想寫一本《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小冊子」，為周年獻禮。他本來準備寫七八萬字，寫起來卻一發不可收。
兩年後，這部50多萬字的《中國近代報刊史》才完成，書中涉及報刊500餘種，報人1500餘名，糾正前人著述失誤200餘處，被新聞學界認為是繼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之後又一中國新聞史權威著作，是新聞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科學的標誌。
在此後的數十年時間裡，方漢奇一磚一瓦構建起新聞史的學科大廈。他組織編撰《中國新聞事業通史》，耗時13年，前後50多人參與，是新中國新聞學科第一個有外文譯本的專著；而後又組織編撰《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歷時超過20年。這兩部著作後被譽為「中國新聞史學界的裡程碑」。由他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成為迄今國內外流傳最廣、發行量最大的中國新聞史方面的教材。
「這些基礎性研究對於後來的研究者是功德無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圖，標記了重要的礦產、河流所在位置。」王潤澤說。
除了著書立說，新聞史的學科建設也是方漢奇時刻縈懷的。上個世紀80年代，新聞學被列在文學門類的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沒有自主性。方漢奇擔任首屆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後帶領眾人多方爭取，終於將新聞學升為一級學科，為以後新聞傳播學的大發展提供了學科制度上的保證。
1989年，方漢奇和復旦大學教授寧樹藩等人一起發起成立國家一級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並擔任第一、二任會長；如今，中國新聞史學會已經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新聞傳播學學術團體
研究史料像神探破案
如果把新聞史比作一條浩瀚的長河，那麼它的源頭在哪裡？幾代新聞史研究者孜孜以求。
1983年，方漢奇發表了對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的研究成果，振聾發聵地提出，中國的報紙開始出現於唐代，《進奏院狀》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報紙。
當得知倫敦不列顛圖書館存有《進奏院狀》原件後，方漢奇敏銳地意識到，這份罕見的古代報紙實物將有助於揭開古代報紙起源之謎。
於是，方漢奇委託新華社倫敦分社記者對《進奏院狀》原件拍下照片，對60行文字逐字逐句地疏證、辨析，再結合中國古代文獻對邸報的記載，終於使這頁看似不起眼的紙張重放光芒。
「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多打深井多做個案研究，是方先生一直堅持的新聞史研究方法，對學界後輩影響深遠。」王潤澤曾撰文專門談方先生的史料觀，在印證一段關於《開元雜報》到底是不是印刷報紙的學術爭論中，先生徵引四種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證，讀來宛若福爾摩斯破案一般，環環相扣，邏輯清晰。
不久前，一位集報愛好者送來了一份滿文版《京報》，這讓上世紀90年代就系統研究過清代《京報》的方漢奇喜出望外，「之前從來沒有發現過滿文版的《京報》，這能進一步豐富新聞史研究史料」。對於報紙所處的年代，方漢奇又開始了一番「破案」，最後給出了清朝初年的初步判斷。「報紙上記錄的內容太瑣碎，沒有出現具體的人物，要不然就能判定出更具體的年代了。」方漢奇略有惋惜地說。
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舊書齋。出於對一手史料的執著，方漢奇在新聞史長河中不斷打撈塵封的記憶。他曾幾經周轉尋到民國著名報人邵飄萍的家人，獲得一批珍貴的照片和書信，證明了邵飄萍的共產黨員身份。他還摘掉了《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帽子，證明《大公報》不僅幫過國民黨的忙，也大大幫過共產黨的忙，「第一個派記者去邊區，向全國人民報導中國工農紅軍萬裡長徵真實情況的，是《大公報》」。
作為史學大家庭裡的新生代，新聞史研究時間較短且史料零散，要從各種歷史文獻處尋得線索絕非易事。半個多世紀以來，方漢奇堅持做學術卡片，一張張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錄了各種學術資料，然後歸類存放備用。
「有戰鬥任務了，這些卡片就活了，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使用卡片時的方漢奇如同一位調兵遣將的將軍。
如今，電腦成了方漢奇收集資料的新陣地，他在1T容量的硬碟裡分門別類建了幾十個文件夾，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看到好文章他會第一時間下載存檔，積累的資料將近500G。
「咬定青山不放鬆」，這幅當年廖沫沙先生送給方漢奇的字，就懸掛在人大新聞學院的會議室裡，在方漢奇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學教師王靖雨看來，這是老師一生治學的寫照。
上好一節課一星期都很快樂
「從開始當教師起，我就認為教師這個工作是個神聖的工作。當一天教師就要學習一天。」比起皓首窮經做研究，方漢奇更享受的還是三尺講臺。
方漢奇課上得好，在人大新聞學院是出了名的。上世紀80年代，他在人大開設公開大課講授新聞史，場面十分火爆，窗臺上都擠滿了學生。有學生回憶他的課堂，用「滿座嘆服，驚為天人」來形容，「他講梁啓超，隨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論，一邊背誦，一邊踱步，興之所至，旁若無人；講到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講出與此相關的正史、野史，就像劉寶瑞說單口相聲，常讓學生聽得忘了下課」。
所有的知識點在他的腦中都穿成了線，學生形容他，「絲絲白髮都是知識」。
「上好一堂課，一個星期都很快樂。如果上砸了，一個星期都難受。」為了講好課，方漢奇每次都會準備「十桶水」，上課只用「一桶水」。他時常把上課比喻成打仗，要有一定的縱深，不至於因一點被「突破」，造成全線「崩潰」，有了縱深，才能擒縱自如，可進可退，才能「東方不亮西方亮」。
作為新中國資歷最深、教齡最長的新聞史學家之一，他至今為止培養了50多位博士生，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成長為國內新聞學院的中流砥柱。
每月一次的讀書匯報，是王靖雨念書時最大的享受。上午10點鐘，到先生書房來，坐定，沏一杯茶，聽先生講述他所經歷的歷史和歷史中的人。每一屆弟子，方漢奇都會開出書單，每月至少碰頭一次交流讀書體會。
「先生一方面嚴格要求我們，同時又鼓勵我們在研究中大膽思考，勇於創新。」據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程曼麗回憶，當年還在讀博士的她「放肆」提出中新史的學術架構存在問題，沒想到方漢奇聽後鼓勵她把想法形成文字，並推薦發表。「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極大地鼓舞了我的學術信心和學術勇氣。」
如今，程曼麗也將這份鼓勵傳遞下去，對於有創見的學生她總會格外關注，支持他們繼續深挖，力爭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據。
生活中的方漢奇常常給弟子們帶來驚喜。他記得向每位弟子送上生日祝福，會為生病住院的學生送去熱粥，出國歸來還不忘給學生們帶小禮物。
不僅僅是方門弟子，很多年輕學者都得到過方漢奇的提攜和幫助。在成為方門博士之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鄧紹根與方漢奇有過三年的書信往來，「對請教問題的來信，方老師每封必回，並在信中一直稱呼我為鄧老師。」在方漢奇的不斷鼓勵之下，2005年鄧紹根如願考入「方門」。
湖南師範大學教授徐新平更是將方漢奇視為引路人，當年還是「新手」的他被方漢奇邀請加入共產黨新聞思想研究課題組，從此紮根新聞思想史研究20餘年，「做新聞史研究是件苦差事，成果會出得慢，但只要有恆心與韌勁，就會樂在其中。」徐新平至今沒有忘記第一次見面時方漢奇對自己的寄語。
在人大，一屆屆新聞學院的學子至今還守護著這樣一份默契，看到在食堂打飯的方老師，會一路默默護在他身邊，隔開擁擠的人流。
學新聞的人就是怕落伍
每天早上7點準時用微信給弟子們發送早間新聞，是方漢奇最近養成的習慣。不過，早在2013年，方漢奇就註冊了微信，如今通訊錄裡已有300多位好友。
在層出不窮的新媒體面前，方漢奇從未落伍。1996年，當網絡媒體在中國處於起步階段時，他就在一次演講中專門介紹了電腦網路的用途；1998年左右，僅靠幾名學生的現場指導和手寫操作指南，方漢奇便開始了網際網路之旅，當時年過七旬的他成為中國最早「觸網」的一撥網民。
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彭蘭回憶，她在人大任教時曾給學院年長的教師做過短期的電腦使用培訓，最終學會五筆打字的只有兩位，方漢奇就是其中一位，他總是笑稱自己採用的是「一指禪」輸入法。
凡人類感興趣的，我都感興趣
現在，94歲高齡的方漢奇依然在大學的講臺上，「學術需要傳承，我能做一點就做一點，直到做不動為止。」為了做好教學，他每天仍在不斷「充電」，只是不再使用卡片，而是換了一種更新潮的方法。
「我把文章下載下來，分類保存，方便查找。我的大硬碟有1000G，現在積累的資料佔了500G。」自1996年起，方漢奇就開始使用電腦，學會了五筆打字。「1992年知道了有Email，回來趕緊學電腦、學上網。」他時常強調，新聞史研究者是新聞事業的守望者，要緊跟新聞事業的發展，要對一切新鮮事物感興趣。
2010年11月29日，84歲的方漢奇先生發了第一條微博，不久便成了大V，粉絲最多時超過175萬。當時開通微博的知名人士中，大概只有年過百歲的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年長於他。
▲2010年11月29日，84歲的方先生開通微博
老先生發了一條「想去西藏，怕高原反應。」引來不少網友認真支招。結果幾分鐘後，他又發了一條，「想去阿拉斯加，怕那裡太冷。」「神句式」引來網友效仿：「想考人大新聞，怕考不上。」「想去很多地方，怕錢不夠。」
活躍在微博的那幾年，方漢奇常對時事新聞發表觀點，體育、名人、政治、民生皆有涉及，粉絲多達170多萬人。他說：「玩微博是我的一次新媒體實踐，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親口嘗一嘗。」方漢奇平均每天發一條，他喜歡評論國內外時事，也不忘記錄生活點滴，「這兩天在學著如何用iPad，一會兒缺這個，一會兒缺那個……我是不服老，又得服老，不服不行」。有網友跟他互動，「我還在看你的《傳播史》，太厚了」，他回道，「讓您受累了」。
「對新事物保持敏感是新聞工作者的一種本能追求，學新聞的人就是怕落伍、怕落後，要讓自己不斷地處於時代的前沿，跟上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近兩年，方漢奇又陸續學會了使用支付寶、網約車。
旅行，也是方漢奇拓展認知邊界的一種方式，「讀萬卷書行萬裡路」這句話，他常掛在嘴邊。「文革」期間，他下放到學校設在江西的「五七幹校」，儘管條件艱苦，方漢奇還是利用休假的機會，幾乎走遍了江西的主要城市。南昌、瑞金、興國等革命聖地是他主要考察的線路，「這不就是如今流行的紅色旅遊嗎？」方漢奇得意地說。
從江西回北京的旅程也沒閒著，他研究了當時的鐵路政策，買到了一張「專屬車票」，車票上手寫停靠站點，到站下車後可再上車，15天內有效。手握這張車票，方漢奇一路泛舟杭州西湖、逛上海外灘，大同看石窟，張家口看洋河……留下了美好記憶。
在王靖雨看來，方漢奇總有大幽默和大智慧來應對生活中的苦難，「文革」時期經歷顛沛流離，但他每次提到總是語氣輕鬆，甚至還開自己的玩笑。有時弟子們擔心先生上了年紀，自己去食堂打飯不方便，可他總用在「五七幹校」的經歷自證手穩——那時他要掄大鏟子給幾百人做大鍋飯、打飯，「每次我的窗口前都要排好長的隊伍，因為我的手不抖，不會撈一勺掉半勺」。
方漢奇不光做過大鍋飯，在家中也主動承擔了大廚的角色。曾經為了照顧在中學任教的妻子，方漢奇「做了十五年的飯」。相濡以沫數十載，他出門總不忘給妻子帶愛吃的巧克力冰淇淋，過生日送上一支玫瑰花，妻子生病住院時，會悄悄在她額頭上留一個吻。後來，為了讓妻子在輪椅上坐得舒服一些，他又挖空心思將輪椅改造一番。如今妻子離世多年，她的遺像前，總盛開著他擺放的鮮花。
2016年，方漢奇迎來九十壽辰。面對來自學界業界潮水般的祝賀，方先生「感謝大家善頌善禱」，並自喻為屠呦呦手裡的青蒿素、顯微鏡下的小動物，開始被世人進行研究了，引得在場的同行和弟子們放聲大笑。
在這位見證過中國近百年起起伏伏的新聞老兵看來，自己正好給新聞教學和研究站過崗，如此而已。
來源：新京報、中國教育報、北京潮汛、中國人民大學、新浪博客、上觀新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