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影像|紮根於城市的孤注一擲,左右手互搏的貓鼠故事

《城市夢》

延續了導演陳為軍對農村人的觀察，尤其是農民家庭在城市化背景下的貧窮、流動、掙扎、選擇。《好死不如賴活著》裡，馬深義一家因賣血感染愛滋病，《出路》裡，農村學生王盼只能進入非正規高校，《生門》裡，李雙雙的丈夫面對積蓄和先天缺陷的新生兒時選擇了前者，都是因為貧窮。而貧窮背後是社會和城市的發展。

這一次，對貧窮的思考，在城市街頭空間治理的視角下展開，體現為城管和攤販的正面交鋒。王天成一家從蕭條的河南農村來到武漢謀生，作為剩餘勞動力，成為據守街頭的攤販和城市的隱性就業人口。通過非正規的生計，他們養活了自己，也為附近居民提供了便利，但卻構成了城市公共秩序的障礙。

「城管來了」和「釘子戶」的故事我們聽過不少，《城市夢》讓這兩種視角交匯於魯磨路：人流車流經過這條路，匯入武漢市樞紐地帶的光谷廣場——這個被視為武漢經濟騰飛引擎的地方。基於各自的生存壓力和身份位置，進城農民和城管的鬥爭開始了。

監製陳梁在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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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城市夢》屬於陳為軍團隊的「中國三部曲」第二部；他們計劃分別從醫院、城管、公安的角度講述真實故事，展現身體治理、城市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具體過程。也許源於一種類似平衡報導的觀念，《城市夢》在描述治理時，並非以某個視角作為絕對的道德判斷框架。紀錄片的雙視角，讓我們看到城市治理中的抵抗、計算和對話。整治與被整治的雙方所爭奪的，不僅是街頭空間中的權力，也是心理空間和圖像空間的主動權。

貓鼠大戰反轉劇

故事的第一幕，是符合慣常印象的圖景：城管來了，流動攤販紛紛倉皇撤退。貓抓鼠竄，印證的是社會對有序的一般要求以及我們的一般認知。城管是「貓」，攤販是「鼠」。「貓」和「鼠」在此意味著兩種位置：強與弱、主動與被動、治與被治。

大喇叭不僅向攤販廣播，也向周圍市民和觀看這一幕的我們確認：流動攤販和佔道經營商販，都屬於違法者、城市空間的侵犯者。正義與非正義的邊界，似乎一目了然。然而很快，第一幕的圖景就被嘲諷了。《城市夢》用它精巧的結構方式，將「貓」「鼠」力量的消長變成我們所關注的重心，我們被貓弱鼠強的戲謔翻轉所牽動，正義與否已經不是重點，是非判斷也沒那麼容易了。

城管隊員李忠於神氣自信地來到魯磨路執法，攝影機在他的側面「開路」加持，讓他的身份產生一種嵌入街頭空間的鋒利感。然而很快，攝影機又不得不目睹他顏面掃地的尷尬：魯磨路上有三個佔道經營攤販，其中之一是傍居書報亭的王天成一家，王家的簡易大棚隔出三個「店面」：兩間雜貨鋪，一間水果攤。接下來的貓鼠大戰，是爭奪王家大棚這個城市空間主權的戰爭。

王家大棚  本文圖片均為紀錄片《城市夢》截圖

第一次正面交鋒：在街頭眾人面前，王天成巧妙地強調自己作為老者和弱者的身份，翻轉被「整治」的被動位置，用圍觀者（包括攝影機以及我們）的視線，對李忠於五花大綁。老王如孫悟空一般混不吝地攪動「東海」，「貓」的權威，隨之被嘲弄和抑制了。

第二次正面交鋒：「貓」暗中收集違法經營證據，卻被「鼠」發現。老王如魯智深般袒胸露乳、怒髮衝冠，殺奔城管局二中隊。被逼無奈，城管只能「臥底潛伏」在水果攤附近，偽裝觀察、估算流水。

第三次正面交鋒：老王故伎重現，證明自己是凌駕於城市的強者，延續貓弱鼠強的期待。李忠於驚魂未定，如果不是路人斷後，甚至無法倉皇逃走。

貓弱鼠強

表面上的「貓弱鼠強」違背一般認知，造成詼諧效果，但實際上「鼠」仍處於被動位置。貓鼠故事再次轉折：城管施展「突襲」計劃，強硬執法，扭轉局面。第五次交鋒：城管全副武裝，開赴水果攤。執法攝像和隔離盾牌，將老王封印在「五指山」下。

「突襲」計劃

老王威風被殺。兒子王兆陽、兒媳瑞華、老伴李書香，代表著農民工家庭新的主心骨，改變了與城管交鋒的策略：以退為進。他們試圖與城管「交易」，爭取在城市中的合法空間。於是老王與李忠於的交鋒，變成了小王與胡隊長、趙局長的交鋒，他們的交鋒更「文明」，為了達成共識而計算。如同在鋼絲上跳著華爾茲，王家獲得了在城市中的合法根基，二中隊則完成了任務、撬除了一處「釘子戶」。

貓和鼠各自拿回了自己對空間的主權，關於孰強孰弱，令人獲得微妙的領悟：強硬是弱者的策略，而脆弱與強勢共生。如果貓強鼠弱意味著秩序的建立，那麼貓弱鼠強作為失序和矛盾，恰恰說明了秩序是一個交互和循環的過程：貓鼠不斷拔河，翻轉位置，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重新建構出來，它並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過程。至少紀錄片在末尾告訴我們，新的交鋒再次開啟：街頭，再次的遭遇，再次的反擊，我們眼前即將再次展開另一場空間主權爭奪戰。

兩架攝影機互搏：人性和「整治」的複雜性

《城市夢》呈現了兩個故事。首先，你可以把它當做一個「城管來了」的故事：典型的中國城市和城市化進程，以及典型的城管形象。他們遭遇到一個整治障礙，於是開始收集證據、對違法行為定性、統計違法數據，最終不僅成功執法，而且妥善安置。儘管新的違法者會出現，但是經歷了困難和蛻變的主角，將堅持原則、施展策略，繼續面對和解決問題。

同時，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個底層視角的故事：典型的中國城市和城市化進程，以及一個極端的農民工家庭。老王祖孫三代是進城農民工的最壞狀況之一：在農村沒有足夠的耕地，在城市務工也沒有合格的勞力。老弱病殘，守護著農民工第三代——孫女王展萍。祖父和父親堅守大棚、硬著頭皮與城管周旋的原因，就是想為女孩爭取更好的教育，以便通過教育翻身、有尊嚴地紮根於城市。女孩代表了老王和小王的這個「城市夢」，她的單純文明、安全安穩，是祖輩父輩的奮鬥的重點。老王一家人背後，也許是所有城鄉變遷中被拔根而起的流動人口，他們被迫丟掉農業社會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源，試圖在城市中開拓新的生存空間，半推半就地搭上拆違安置的列車，將自身接合到大城市的制度和心態之中。

孫女王展萍即王家的「城市夢」

從單一視角陳述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一個透視法主導的故事：一個道德邊界分明的故事。然而《城市夢》的拍攝和敘事方式，構建出一個左右手互搏式的總體結構，兩個故事彼此限制，這就破壞了單個視角的說服力。

《城市夢》展現出互搏一樣的難解難分：城管敘事言說的，正是進城農民工家庭所經驗的城市化過程；而農民工向城市人的轉型，首先是服從城市空間的規訓。貓鼠是這個城市化進程中咬合緊密的一體兩面。誰是正義的、誰是脆弱的，是天真的判斷。重點被轉換為矛盾性和不確定性——謀生與管理、流動人口與城市整治者，都難。「整治」所涉及的雙方，都是被動的，因為他們各自的社會位置；但他們也都是主動的，都在積極施展策略。

這個互搏敘事，是藉由兩架攝影機的兩個視角交叉輪替而實現的：一臺攝影機由攝影師程春霖操作，他穿著城管的制服，化身並提供城管的視角；另一臺攝影機由攝影師趙驊操作，他穿著便服，逐漸成為老王一家的「自己人」。

於是故事也成為兩架攝影機的對話：他們在分開時「各表一枝」，在交匯時助推兩個「陣營」的交鋒，也同時揭示整治與被整治雙方的相互投射：彼此並非不了解、不理解對方的處境。我們甚至可以在一方的鏡頭中發現另一方攝影機的身影。於是，兩架攝影機（兩方人物）的「獨白」和「對白」、分開和匯合，創造出一種離心的效果，不僅帶來了線性序列中的情感褶皺甚至道德張力，也構建了一個新的故事：爭奪觀眾認同空間的大戲。

兩架攝影機的互相投射

在他們的爭奪中，我們無法停留在一個固定的立場，我們獲得一種複雜的認知：人性和「整治」，都是無法一言以蔽之的矛盾體。這邊廂懼怕老王追上門來的二中隊城管驚慌失措，那邊廂強勢的老王卻無力地躺在馬路邊喘著粗氣。這邊廂小王夫妻回河南老家，確認「已經回不去了」、只有在城裡紮根和孤注一擲的現實，那邊廂局長為隊長明確「整治」的原則：要讓農民工發自本能地遵守城市空間制度規則。兩邊之所見的呼應和張力，有時也產生懸念、緊張，或反諷、幽默，帶來複雜的情感。這個離心、反諷的敘事裝置，留下了開放的感知和詮釋空間。

攝影機前的「輿論戰」

主導圖像：農村父權的收復失地

也許紀錄片還包含一個潛在的故事：主幹家庭的分解。在空間爭奪戰中，也許真正敗下陣來的，是農民工主幹家庭系統中的父權。這個故事的線索，是王天成一次次的強硬，以心理上被「摧垮」收場。

紀錄片直陳家庭內部的城市化過程：就在城管的「突襲」計劃成功後，老王在家裡面對攝影機坦言：「給我摧垮了」；這邊老王從樓梯上摔下來，那邊小王與城管的交易進入日程。在妻子、母親的推動下，新的一家之主做出了改變的策略，而這不可避免地帶來父子衝突的升級。

在紀錄片中，王家大棚如同寄居蟹，馱著書報亭，在流動之中抓緊一個暫時的領地，既施展也象徵著「謀生難」的農民工對城市罅隙的「殖民」——通過日常的、不被注意的活動，形成一種特殊的空間詩學。嘈雜的街頭和提心弔膽的流動大棚，是屬於進城農民工家庭中父輩、祖輩的空間。屬於下一代的空間，則是城市出租房的私人居所：安靜、安全。這兩種空間的關係，就是主幹家庭中的父子關係、父女關係，一種年長者護佑年幼者的依存關係。

然而，大棚是脆弱的，這種脆弱來自它暫時、被動的位置，來自自上而下的功能化區分。興建「珠寶一條街」的商業規劃方案，要求撕裂大棚的寄居空間，同時也危及傳統家長的權威。對於老王而言，權威是他需要爭取和維護的東西，強悍實際上透露了困獸猶鬥的脆弱。反抗的無畏態度和使得上蠻力的身體，是他與土地打交道時積累的首要資源。

孤注一擲的硬碰硬，也許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所特有的戰術，王天成藉此收復被城市化撕裂的心理失地。這樣的人物，也許是被農民工敘事所忽略的地帶：老年男性農民，除了自尊以外，從各方面都不符合城市所要求的勞動力標準。兒子、兒媳、老伴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實際上是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選擇。

於是「整治」浮現出雙重涵義：既是對城市空間的主權收復，也是對農民工主幹家庭的改造。改造的終點，經由局長之口重申：要讓回不去農村的人，用城裡人的思路來謀生，過真正城裡人的生活。「整治」的對象，不僅是存在於規劃理性之外的空間，更是農民的心理空間。

屬於老王的大棚空間和家庭認同，最終被動搖和撬除；新的合法棚子，象徵農民工家庭的蛻變。小王的三口之家，已經是一個城市核心家庭，「整治」大棚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自然而然地轉變為城市人、與主幹家庭剝離的過程。被挑戰的老王，則敏銳地抓住了主動靠近他的資源：攝影機，或者說，圖像權力，做出最後的反擊。

在街頭空間，老王積極地調度己方攝影機、攻擊「敵方」攝影機。因為掌握了攝影機的視線，也就聚攏了圍觀市民的視線，獲得了攝影機所聚集的觀眾的注意力，既捆住了「敵人」，也試圖推動道德天平向自己傾斜。圖像成為一個被爭奪的空間，老王藉此短暫收復失地：作為對偷襲的反擊，他在硬紙板上疾書「真相」，擋在馬路中間默默喊冤。作為一名典型的中國農民，老王熟知鄉土社會的無奈和攔街告狀的效力：藉助道德和輿論力量獲得「勝利」。他體現出的對城管的不信任，實際上是對人治而非法治系統的不信任。 

（作者徐亞萍系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真實影像」專欄每次聚焦一部紀錄片，試圖從非虛構的影像文本中還原城市記憶和拍攝者的思想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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