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每個中國人都學過一門課，而且，大多數人，學了好多年也沒學好，「語文」是也。
大家肯定也聽到「漢語」一詞，比如有個面向全球的「漢語水平考試」，報考的人越來越多；大學中文系、歷史系會有「古代漢語」課程。
我想說，「語文」、「漢語」這兩個詞都不恰當，不足以準確描述我們所指稱的讓國人可以相互交流、文化得以傳承的那個符號表達系統；甚至可以說，它們在政治上是嚴重不正確的。
不是語，而是文語文、漢語兩個詞，首先錯在「語」字上。
人生而群居，必相互言語，以溝通交流。無言語，不可能有群體。但並不是每一人的群體都有文字。人類歷史上相當多族群並無文字。只有少數族群，其文明持續發育、成熟，而有文字。而人類文字之出現，實有兩大路徑，從而形成兩大文字構造系統：一種是中國式的，另一種是非中國式的。
所謂非中國式文字，即拼音文字。此種文字只為記錄語音，當年胡適等人倡導白話文所說之「我手寫我口」，很好地描述了此類文字形成之基本機制如亞里斯多德所說：「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德希達稱這種文字系統是語音中心主義，自此，語音控制文字，語變，則文變——胡適等人卻據以討論中國語言文字，實荒唐至極。
至於中國式文字形成路徑，許慎《說文解字》之序說得很清楚：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重點是「觀」，而不是言語。聖人「觀」人與萬物，而取其「象」，書為「文」，由此而有文字。在此，文字不是為了記錄言語之音，而是直接取象於事、物，而成一獨特的形體。每個文、字當然有其讀音，但文字何以是此形而非彼形，與讀音沒有多大關係。
在此，文字與語音相對分離。在中國，自古至今，語音與文字書寫體系都有相當大變化，但不是文字隨著語音變，而是兩者分別獨立變化。文字演變史上最為重要的環節是，秦漢隸書之出現，曲筆變直筆，此後，字形基本未變。但兩千多年來，每個字的語音，都有極大變化，廣府話可能有秦語遺風，客家話源於唐語，兩者與明清官話、今天的普通話，差別很大，但是，這一點絲毫不妨礙大家共識聖賢經典。
中國文化因此而得以保持連續而不斷。今天我們誦讀《詩經》、《論語》、《史記》、唐詩，當年的作者們肯定聽不懂。但儘管讀音不同，我們對那些文字意思的理解，不會偏離先人太大。相對獨立於語音的文字符號體系，讓思想觀念超越了時間的約束。
文字也超越了地域的約束。即便到今天，不同地區的人們的口語，也即方言，差異極大，古代更是如此。但這又怎麼樣呢？中國各地說著不同方言的人們，只要識字，讀過典籍，對其即可有完全相同的理解，從而擁有共同的信念和價值，也就在同一文化中。
二十世紀，不知道是誰，發明了「語文」這個詞。其中有「文」，但放在「語」之後。這是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心智錯亂之結果。從十九世紀末，中國精英們覺得百事不如人，語言文字亦然，歐美拼音文字是高級的，一直到今天，還有人這樣看。於是，有中國文字拼音化運動，今天很多文人熱烈追捧的周有光同志就斷言，從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是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語言文字發展的大方向是書同字母，也就是拉丁化；漢字在這方面是落伍的，是中國科技文化發展的大包袱；為此，周有光同志積極參與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立志讓中國人與世界文字發展的大潮流接軌。周有光一直是官定拼音化語言學家。
語言學研究範式也轉向語音中心。傳統小學一直是文字學，《說文解字》最為典型。清人固然發展了音韻學，目的仍然是識字。現代所謂先進的語言學則照抄歐美，人人爭造拼音文字系統，又發明所謂語法，其對中國文化之傳承、弘揚，貽害無窮。
不是漢語，而是國文至於漢語一詞則有雙重錯誤：不僅錯在「語「字，也錯在」漢「字。
語音只是風俗，文字關乎政治。歐洲在政治上持續分裂，根源之一在其語音中心主義的符號表達體系的內在缺陷。早期現代，歐洲各地國王擺脫羅馬教會控制，確立自己權威，乃紛紛依照本地的語音發明文字，歐洲一下子出現幾十種文字。文字塑造法律、政治、思想、國民心智，這幾十種文字瓦解了統一的歐洲，然後是頻繁的戰爭。戰後歐洲再度謀求政治統一，費了半天勁，歐盟成立了，但今天，隨時有解體之虞。
中國何其幸運！聖賢觀乎天文而製作文字，此文字不關語音，故能超越地域、民族。堯舜禹以此文字締造華夏，華夏形成於黃河中遊、下遊、渭河、淮河流域的多族群之聚合，而大家都能接受這套文字，因為它對大家是公平的。由此，華夏政治體聯結的紐帶是文字，而非言語。
華夏-中國由此內置了政治體擴展之文字-文教機制，四千餘年來，華夏文明與周邊各族群以複雜方式雙向互動，一個又一個族群加入中國。他們當然都有自己的語言，而在進入中國過程中，當然要接受華夏文字及此文字所表達之政教，王權、皇權就體現為這套文字所書寫的經典和律令。這個過程進展得相當順利，因為，文字不關乎語言，接受華夏文字，仍可保持自家語言，不論是華語之方言，還是完全不同的語言。中國作為政治體始終是和而不同的。
過去幾千年中，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的文明與政治共同體的語言文字體系之基本形態是「一套文字，多種語言」。文字是維護政治統一的力量，語言是保持文化多樣的載體。統一的文字塑造國民，多樣的語言維繫風俗。這與中國文明其他面相之一、多兼容，相輔相成：一個天，多個神；一個文教，多種神教，等等。正是一、多相容之中道，才成就中國之超大規模，也才讓中國文明始終保持活力。和而不同，在中國，絕非虛言。
總而言之，相對獨立於口頭語音的文字符號系統是中國文明與政治體保持連續、且持續擴展、從而成就今日超大規模之根本力量。
所以，「漢語「一詞中的「漢」、「語」二字，全錯。如果中國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政治國家就是漢族的國家，當然可用「漢語」之名。但自古以來，中國的民族就相當繁多，這套文字本來也不只是漢族使用，而為皇權治下之所有民族所通用，是中國這個國家之內通用的交流符號體系，是國家之文，今日之漢族有什麼資格獨佔這套文字體系之名？
另一方面，現在把這套語言文字體系稱為「漢語」，也就將其降格為「多」中之一，那麼在語言文字體系中，維護中國政治一統的文字之「一」是什麼？今天在民族劃分中有「漢族」，人們、尤其是對民族問題敏感的人們，很容易把「漢」語理解為「漢族」之語，那其他民族為什麼要學漢族之語？
從這個意義說，「漢語」一詞是嚴重政治不正確的。政治統一的基底是文字統一，標榜通用文字為漢語，不利於維護國家之政治統一。
順便說一句，不少歷史研究者描述周邊族群進入中國的過程，常使用「漢化」一詞。此屬於嚴重的用詞不當，在今天不當，放在古代，也不準確。周邊某個族群在政治上歸入中國，其成員當然接受華夏之文，精英參加國家的選舉，從而成為統一中國的國民。但他們仍可保留自己的語言，從而可以始終保留自己的信仰、生產、生活習慣，怎麼能說是「漢化」？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自古以來，中國通用之符號體系，以文字為根本，而非以語音為中心，那就應該在其稱謂中突出「文」。事實上，民國時期、一直到今日臺灣，對應於大陸語文之課程，就叫「國文」課。這是一個很好的名，「國」突出了政治維度，「文」凸顯了文字中心之特徵。在全球範圍內，則目前相當常見的「華文」或「中文」，是比較好的稱謂，也即英文Chinese，關鍵是我們要翻譯正確：是中文，而不是漢語。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國家推廣普通話，筆者也持保留態度。推廣普通話的動機很多，語言學上的依據恐怕正是對西方語言學理論的生吞活剝，以語為本，讓全國人用同一語音說話。
問題是，有這個必要嗎？自古以來，中國政治的統一依靠文字，文字可以溝通多樣的語言。當然，在文字的引導下，語音也會變化，尤其是在精英群體中。語音總是趨近，但這是自然的變化，緩慢的變化。引入在政治統一和文化多樣之間保持平衡。
現在國家推廣普通話的結果是，多樣豐富的地方文化快速流失，比如，隨著普通話替代方言，各地戲曲觀眾匱乏。最近政府好像在倡導戲曲，問題是，年輕人根本不說方言，依託方言的戲曲哪裡還有聽眾。
文字相同而口語多樣，這是中國文明最為偉大的地方，數量超多的人既可共同生活，又保持生活方式的多樣。丟失了這個傳統，中國文明必將喪失多樣和生機，也就不成其為中國。
廢除拼音，識字讀文章如果中國文明和政治的核心是文字，如果確立國文、中文等名，那麼，相關教育也需要根本改造，也即，我們需要更化語言文字體系，恢復文字學，重構國文教育體系，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項事情要做：
第一，廢除拼音。現代中國語言學誤入語音主義歧途，誤導語文教學，顛覆了中國人學習自身語言文字的次序，導致學習效果低落。
自古以來，學從識字始，此即六藝之「書」。還記得在農村，大人送孩子上學，叫做認幾個字。形容一個人有文化會說，此人讀書識字。古代，孩子只要利用冬季農閒時間，跟著私塾先生讀讀寫寫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千家詩等啟蒙讀物，即可識字，應付日常生活、商業之需。史家普遍承認，唐宋以來中國的識字率在全世界是相當之高的。
現代中國語言學家們崇拜拼音文字，自作聰明地發明了漢語拼音體系。孩子學習，先學字母，然後通過拼音學字、甚至學句子。問題是，中國人的主要表達歸根到底是文字書寫。因而在識字之後，拼音即全無用處，試問在拼音已推廣了幾十年後，有誰用拼音給女朋友寫信，有誰用拼音記帳？孩子花費寶貴時間學習拼音，未來沒任何用處，這段時間的付出，完全是浪費。
有人說，學拼音有助於識字。這不可能成立。中國文字不是字母文字，拼音和識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拼音旨在讀其音，識字旨在識其形。所以人們一直說「識字」。學拼音不可能有助於識字，好比學化學無助於學物理。事實上，古代，孩子兩三個冬季，識讀千千百等啟蒙讀物，資質聰明者，即可認識兩千多字，資質低下者，也可認識一兩千字；而今天，整個小學六年，孩子只認識三千個字，其效率之低下，讓人驚嘆。有這六年時間，古人早就讀完四書、史記、漢書了。
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了文明自覺，可以預料，中國文字絕不可能拼音化了。事實上，隨著世界的圖像化，也許，中文及其造字之道才是文字發展之方向。
現在，完全應當在文化政策上宣布，廢除拼音，這是一個因為無知而人為製造的贅疣。
與此相應，語言學需要一場反革命，走出語音中心主義的歧途，回歸中文，回歸文章，回歸中國表達方式。
第二，國文教育從識字始。走出語音中心主義歧途，國文教育可上正軌。既然叫國文，整個教學就應以文為主，首先是文字，其次是文章。
在教育體系中廢除拼音，語言學家愛玩就繼續玩唄，但請從語文教學中摒除拼音，不要再浪費孩子時間。孩子上學之始，不必學拼音，直接識字。很多比較簡單的文字，孩子一看其形，就能知其意，且能讀出其音。挑選一些甲骨文、金文給孩子看，講解中國字的創造機理，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這樣開始教學，孩子的學習效率一定可以大幅度提高。
不光是學拼音，所謂語法教學，也是浪費學生時間。對拼音文字來說，語法確實重要，時態、語態、語序等等因素，都會影響語義。但中文根本不是「語」的記錄，要語法有什麼用？古人不學語法，沒說錯過話。相反，今天的學生學了好幾年語法，也稀裡糊塗，絲毫無助於其表達。
第三，以背誦、閱讀文章為中心。識字的目的是看文章，寫文章。國文教育應以文章為中心。
首先輔導孩子廣泛閱讀中國經籍、文史經典，以及翻譯出色的外國名著。並且要重視背誦，背誦經典中精彩的篇章、段落。隨著識字水平提高，逐漸加大誦讀難度。
重視文章寫作訓練。文是適合書面表達的，自古以來，人們都認為，教育成功的首要標誌是寫一手好字，寫一手好文章。有幾人寫得出好文章？這不能怪孩子，教學體系錯了。要讓孩子多寫，尤其是要有文體意識，多寫社會生活中廣泛應用的各類文字，比如寫作對聯、祝壽文、求職信、辭職信、求婚信等等。
第四，整本研讀典籍。目前教育存在的普遍問題是「課本迷信」，以課本實施教學，而課本的根本缺陷是支離破碎。孩子讀了十幾年書，從沒有完整地讀過一本書，從而根本不會思考，對自家文化只有一些毫不相干的零碎知識，而無從完整地認知其大體，更不要說全體。結果，從小學到高中，孩子幾乎天天學語文，卻不會讀書，寫不出通順的文章，也沒有多少中國人的文化精神。
應當破除課本迷信，尤其在語文、歷史等人文科目，應當逐漸淡化教材，轉而讓孩子系統研讀經典，尤其是到初中、高中階段，孩子的心智已經發育，應輔導孩子系統誦讀關乎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古今典籍，比如《詩經》、《論語》、《楚辭》、《史記》、《文選》，以及重要的現代名著。
現代名著的選擇不應局限於狹義的文學，可讓學生閱讀一些思想學術政治類著作。今人心智普遍幼稚，就是因為語文教學過於文學化；歷史、地理教育只傳授了零碎的知識，而不能給學生提供理解歷史和其生活世界之見識。現代教育總喜歡低估孩子智力，可少年不讀大人書，如何成為大人？
總之，認識到文之大義，重建文之教育體系，中國教育才能承擔起延綿而弘大中國教育之重任。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書院院長）(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