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書店:20世紀40年代中學國文教材的討論與編纂

原創： 於萌 中國出版史研究

聽嗦，夏丏尊、葉聖陶、朱自清、朱光潛、鄭振鐸、沈雁冰、趙景深、豐子愷這些大佬們還一起開過書店？

對的沒錯！這就是開明書店！

書店老闆

摘要：20世紀40年代，以葉聖陶、朱自清為代表的語文教育專家以開明書店為出版平臺，以大學為依託，創辦刊物、編輯教材。他們一方面發起討論，深入國文教育內部，從語言形式到選文內容等多方面對當時國文教材存在的問題展開分析，並提出解決策略；另一方面將這些編輯理念付諸實踐，出版全新的「文白分編」中學國文教科書，形成了從理論探討到實踐出版的國文教材編寫的良性模式，促進了中學國文教育的不斷發展，為當代中學語文教材的編輯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示範。

關鍵詞：中學；國文教材；《國文月刊》；開明書店

圖：上海開明書店與書店同仁1946年合影

開明書店創辦於1926年，聚集了夏丏尊、葉聖陶、朱自清、朱光潛、鄭振鐸、沈雁冰、趙景深、豐子愷等一大批有識之士，出於對民族前途的關心，對教育事業的自覺承擔，在發展過程中，開明書店逐漸將編輯焦點和出版重心轉移到青年身上，並確立了以出版中學教材和中學生課外讀物為主的方針。開明書店共出版教科書117種，其中中學教材91種，佔其總量的78%，而國文類教材以其極具特色的高質量編排在當時贏得了大批支持者，並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教材是教師開展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國文教材的內容編制及其所傳達的價值觀念對學生的國文學習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在國文教學中，教材的重要性毋庸贅言。我國的國文教育研究，從一開始就有著重視教材問題的傳統。抗日戰爭爆發後，社會上關於「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呼聲愈演愈烈，教科書的編纂問題成為中學國文教育討論的聚焦點。1941年開明書店開明書店創辦於1926年，聚集了夏丏尊、葉聖陶、朱自清、朱光潛、鄭振鐸、沈雁冰、趙景深、豐子愷等一大批有識之士，出於對民族前途的關心，對教育事業的自覺承擔，在發展過程中，開明書店逐漸將編輯焦點和出版重心轉移到青年身上，並確立了以出版中學教材和中學生課外讀物為主的方針。開明書店共出版教科書117種，其中中學教材91種，佔其總量的78%，而國文類教材以其極具特色的高質量編排在當時贏得了大批支持者，並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遷往桂林，由葉聖陶主持。多年教授大中小學國文課的經歷，使葉聖陶一直關心國文教育問題。葉聖陶和時任西南聯大國文系教授的朱自清依託開明書店的出版平臺，創辦刊物，發起討論，掀起了20世紀40年代國文教育討論的高潮。

圖：葉聖陶

1940年，在朱自清的倡議下，西南聯大決定創辦《國文月刊》。它的宗旨是促進國文教學以及補充青年學子自修國文的材料。其實《國文月刊》的一些編輯人員、撰稿人本來就是開明書店的編輯，而《國文月刊》也一直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是開明書店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重要刊物。《國文月刊》中談國文教育的文章有108篇，其中直接研究或涉及教材的文章有55篇，比重有一半還多，而詩文選讀類文章講解也可以看作學習國文的材料，可見其對教材的重視。關於教材的研究貫穿了《國文月刊》出版的整整十年，研究內容更是涉及編纂理念、編輯體例、選文方法、問題設置等方方面面。

小註：《國文月刊》正式創刊於1940年6月，到1949年8月停刊，共出版82期。最早由國立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國文月刊社創辦，由開明書店印行出版。浦江清擔任主編，朱自清、羅庸、餘冠英等人擔任編委。三校復員北歸後，從1946年第41期起由上海開明書店編輯出版，夏丏尊、葉聖陶、朱自清、郭紹虞擔任主要編輯人員。

伴隨著討論的深入，國文教材的編寫理念也逐漸成熟，這些建設性的意見深刻地影響了當時教材的實際編纂。1946年2月，葉聖陶隨開明書店一起復員回到上海，從5月開始，他就和一批語文專家一起編輯中學國文教材，最終出版了《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甲種）》《開明新編國文讀本（乙種）》《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和《開明文言讀本》等一套完整的初高中語文教材。這套教材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富生命力的語文讀物經典」。

總之，在葉聖陶、朱自清的號召下，一批極富教學經驗，又有深厚學識和長遠眼光的語文教育專家，從多方面研究探討中學國文教材。在很多人看來，大學教授分析中學國文教育問題可謂「獅子搏兔」，但這批專家深切地認識到國文教育對民族、對青年的重要性，因此「獅子搏兔亦用全力」。他們深入國文教育內部，思考國文教材問題，他們的爭鳴和討論也從各個方面滲透在國文教材的編寫實踐中。這批高水平的語文教育專家於20世紀40年代對國文教材編纂的理論探討及出版實踐，實際形成了一個以開明書店為中心，以大學為依託，分析問題、探討策略從而付諸實踐的國文教材編寫的良性模式，不僅代表著20世紀40年代國文教材編寫的最高水平，也為今後的中學語文教材編輯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示範。

中學國文教材的「總檢閱」

選文專題討論

西南聯大曾對當時中學國文選本包括單一文體教材以及某一雜編文體教材，做過一番有計劃的考察。根據聯大教師蕭滌非的說法，1942年聯大師範學院舉行過一次會議，「擬將坊間所有中學國文選本中各種教材做一番有計劃地總檢閱」。然後由師範學院教授分別做一次批評式的講演。其中蕭滌非負責國文教材詩歌部分，餘冠英負責白話文教材，彭嘯鹹負責文言文教材，張清常負責學術文教材。最後除了彭嘯鹹的批評未發表外，其餘三篇成文均刊登於《國文月刊》第十七、十八期。根據1936年頒布的國文課程標準，初中以語體文學習為主，高中以文言文學習為主，文言文比重由高一到高三依次增加。這次選文專題討論結合當時的課程標準既涉及語言形式層面的討論也有選文內容的討論，對當時中學國文教材存在的問題做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梳理。

蕭滌非首先考察了國文教材中的詩歌。國文教育中詩歌學習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學生學習國文，詩歌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民國前期，國文教材可由民間書店自由編纂，詩歌部分為各家所必選，所選詩歌也是五花八門，但是對於哪些詩人當讀，哪些詩歌當選，比例如何卻一直未有定論。對當時國文讀本中所選詩歌，蕭滌非認為有三個主要問題。一是時代不合，這是當時一般選本的通病，比如一時代的作品前後一再地選，一人的作品一再地選，或是在一冊之中自詩經至宋代的詞應有盡有。這樣的選文，不僅讓教者疲於奔命，也讓學者眼花繚亂。選文時代的問題也涉及源流正變和深淺難易的問題。時代若錯亂，源流則不清，深淺難易也就無法循序漸進。二是數量不均，這種現象雖然並不普遍，但是一些選本在數量安排上存在嚴重缺陷。有些選本在高一或高二的某一冊中選了百多首詩歌，高三卻一首都沒有。數量不均的弊病顯而易見：排列過於擁擠會影響學生的消化吸收能力；排列過少淺嘗輒止會導致學生輕視詩歌，減少學習興趣，且不能與大學課程相銜接。三是標準不確。這是關於詩歌內容的問題也是最不好把握的問題。一般的選本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各選所選，不考慮中學生學習國文的有限時間，也不考慮國文課本的篇幅度，按自己喜好選擇並不具有代表性的詩歌；二是選人所選，忽略中學生的實際程度，看到《文選》選了，看到《詩品》推崇，便直接編入中學生國文讀本參見。以上所出現的問題實際都是不科學的教科書編寫方法，於中學生無益。國文讀本選詩應以知人、論世為標準。詩者，志之所之也，詩中需有人在，需有志可求。中學生通過讀詩可以端志向、觀風俗、知厚薄。無人可知的詩要儘量少選，而深淺合度，且易喚起初學者興致的描寫社會問題的詩歌可以多選。這些原則雖然較為抽象寬泛，但為國文教材中詩歌的選擇指明了大方向。

圖：蕭滌非

從蕭滌非的意見可以看出初中階段的學生對於詩歌神韻還不能很好地把握，這一階段適合為高中做準備，需要培養對於詩歌基本的語感和大體脈絡源流的認識。高中階段就按照詩歌演變順序選講詩歌。這樣的安排，循序漸進，條理清晰而且易於把握，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對學生了解整個詩歌發展脈絡很有幫助。蕭滌非並沒有指出每一時代具體的選文情況，而且他所重視的關於詩歌聲律問題的講解在當時並沒有很好地貫徹下去。到了現在，隨著詩歌在課本中所佔比率的減少，以及聲律問題本身掌握難度較大，在語文教學中這個問題已經很少提及，對於傳統詩歌的學習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張清常在《國文月刊》第十八期發表了他對坊間中學教科書所選的學術文的考察文章。根據1943年頒行的高級中學正式課程標準教材大綱，高中第三學年以學術思想為綱，授以代表作品。因此當時的高三學年，學生是要學習學術文的。雖然1946年頒行的修正課程標準取消了學術文，但是當時的教材和各大學校行用前一標準的仍然很多，對於學術文的學習雖然逐漸弱化，但也沒有完全消失。張清常根據當時較有代表性的三套高中國文教材，著重考察了高三學年所用第五、六冊國文教材中學術文的選注編制等問題。這三套教材在學術文編纂上的共同特點是材料都極為豐富，從先秦到近代，政治哲學教育思想可謂完備。在編制系統上，世界書局、正中書局「由古到今」，商務印書館則「溯源而上」。張清常認為學術文的選擇不必面面俱到，如何讓學生理解掌握更為重要。

張清常在文章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編輯理想的學術文選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第一是編者準備的工夫，編者需要精通而淵博，最好由國學權威共同擔任編輯；第二是編選的態度，不能復古偏激而應客觀公正；第三是編者的筆墨，最好是以深入淺出的文字編寫各種參考資料；第四是取材的範圍和性質，以「國學」為限，也可通過補充相關文章開闊學生的眼界和提升學生的修養；第五是選文的標準，包括深淺程度、篇幅長短等等。從張清常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編纂符合學生程度的學術文教材實在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最後學生是否能夠掌握吸收，教師是否能夠教授都很難衡量。因此儘管學術文對於學生了解本國文化、訓練學生學術文章寫作能力、培養學生邏輯思維等有很大作用，但是專門學術文的學習還是逐漸退出了高中國文課程。

餘冠英考察了當時國文教科書中的白話文教材。根據1940年頒布的修正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初中國文課以白話文為主，所以對白話文教材的批評主要是指初中國文教科書。當時的國文課程標準要求「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並從代表民族人物之傳記及其作品中，喚起民族意識與發揚民族精神」。根據餘冠英的考察，不僅國文課程標準要求在戰爭期間發揚民族精神，相當一部分國文教本的編者也希望通過教本灌輸國文常識，指示做人道理。但是初中三年國文課以每學期二十周每周六小時算，初中生學習國文的總時間只有兩個多月，既要傳授國文知識又要承擔道德訓化的功能，實在超出初中生所能負擔的範圍，因此「國文教學想要取得實效，目標不應該太多」。

對於初中白話文教材，餘冠英認為只要符合三個標準即可：第一適於給學生做寫作的範本，第二能培養學生欣賞文藝的興趣，第三能培養學生讀書的興趣。當時坊間很多白話文教材的選文是不適合青年仿作的，這就涉及白話文的分類和選文的內容問題。餘冠英將當時存在的白話文粗分為五種：古白話文，歐化的白話文，文言化的白話文，大眾口語化的白話文以及普通白話文。其中歐化的白話文和文言化的白話文是不適合初中國文教材的，白話文歐化雖然可以彌補白話的貧弱，但一旦過度使用就會造成語病。另外初中學生才粗通白話，如果再混雜文言，結果很可能是亦文亦白又不文不白。除了這兩種不適宜外，剩下三種裡所選的白話文範本，很多內容也不適合初中國文教材，如當時很多教材愛選周作人的《喝茶》，其中的精深微妙和趣味旨意是與年輕人有隔膜的，不是年輕人所能領會的。在編寫體例和深淺次序上，白話文教材也有很多不妥之處，如將選文的門類分得非常瑣細，文章要求全面，例子要求豐富，這樣就會產生一種流弊，不是為了學生學習需要而選文，而是為了充數而選文。第二個目標是培養學生欣賞文藝的興趣，針對這一目標，餘氏認為中學國文教本應該將文藝性的語體文作為主要教材，當時坊間白話文教材對於文藝性白話文重視不夠，選文中很多應用文、報告書、政綱方案實際是佔用了文藝性白話文的寶貴篇幅。所選的文藝性白話文也多為抒寫小情小事的短篇，內容和形式都算小品，很少有沉重的、強健的、關係到人生大問題的一類，這樣會使學生誤會文藝就是纖柔小巧的玩意，養成不積極的審美趣味，在教材編纂時尤其應該注意。第三個目標是培養學生讀書的興趣，這一目標十分重要，前兩個目標的實現也需要依靠這一目標的完成。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最簡單來說就是要學生從閱讀單篇短章擴展到閱讀長篇整部的書。葉聖陶在《論中學生國文課程的改訂》中也談到了只讀單篇短章的壞影響，他認為只讀小文會使學生心智不專，格局狹窄，魄力不大，因此甚至主張以整本書為教材來養成學生讀書的習慣和能力。從教本引起學生自由讀書的興趣也是有途徑的，餘冠英認為用節錄的方法從整本書裡節取部分文字並放入教材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節取教材只要符合學生興趣，就會引起學生閱讀全書的欲望，如讀了《劉姥姥進大觀園》和《黛玉之死》，學生也許就會有翻翻《紅樓夢》的欲望。教師在講解時關涉原書，剖析教材，介紹作者，實際也就指示了讀原書的方法。另外一種手段就是多選名家作品，以此使學生產生閱讀該作家其他優秀作品的願望。

在《國文月刊》第十八期的編後語中曾預告下一期會刊載聯大教師彭嘯鹹的《坊間中學國文教科書中文言文教材之批評》一文，可是第十九期中沒有此文，編後語並未給出解釋，此文也沒有在其他期刊上發表，因此是否寫成便不得而知。該文的缺失，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當時教材中各體文的情況。本文只能根據《國文月刊》上不同學者的表述，儘量還原當時國文教材文言文的選文情況。浦江清在《論中學國文》中指出了當時國文教材選文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教本內容太深，而高中教本尤其顯著。當時的高中課本幾乎都是文言文，他說:「我在數年以前，即有這樣一個觀念：現在的高中國文教本太深，取來做為大學教本也可以，或者還太深。到了現在，我的意思還是如此。」

文言文教材這樣的選文編排也許是為了通過教材來提高學生的程度，但是只是教材深不足以提高學生的程度，反而會降低學習者的學習興趣，理想太高卻不切實用。浦江清明確地指出了弊病產生的原因在於編輯觀念的陳舊落後：

浦江清《論中學國文》

在二十年前，小學即用文言，現在的小學課本即全是語體，所以學生到了中學方始接觸文言，論理中學課本，在古文學方面，就不應該再維持二十年前的標準，但現在的教本非但不改低，而且更有提高的傾向。

這些教本都是嚴格按照教育部標準編輯的，究其根本還在於當時教育部所規定的國文課程標準。

浦江清《論中學國文》

在復興高中國文課本內，明明說出本書的編制是依照民國二十二年頒行的課程標準的。原來教育部規定：高中第一年，選用教材以體制為綱，而且注意其特徵作法。第二年以文學源流為綱，讀個時代的代表作品，並且注意其派別及流變。第三年以學術思想為綱，並得酌授文字學綱要等等。我們看從民國二十二年到現在，忽忽已是七年，中學生何能知道中國的學術源流及文學源流呢？而寫作的技術卻每況愈下。這種課程標準是不是可以使人懷疑？

從這些對坊間國文教材文言文選文的考察，可以看到當時的國文教材選文內容高深，學術色彩濃厚，依然帶有傳統經學教育的烙印。如何擺脫傳統束縛，編輯真正符合中學生國文學習規律的現代國文教材，也是當時國文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點。

從對教材的檢閱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教材品種繁多，排列不一，選文雜亂，好的讀本可以促進學生的國文學習，而壞的讀本卻會對學生的國文學習造成或多或少的損害。當時的學者們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並積極提出修改意見，無論是在教材編纂理論還是在教材編纂實踐上都取得了很多實績。

中學國文教材編纂理念的討論

文藝語體 | 文白分編

國文教材應以文藝性語體文為主

這一見解的提出實際上也是當時文言文教學與語體文教學激烈爭論下的產物。西南聯大國文系教師李廣田是比較堅決地支持廢除文言文教學的，他提出教材以現代文藝為主就是因為贊成「中學生應完全廢止文言文的寫作」（但不主張「完全廢止少量文言文的選讀」）。在他看來，以後無論是文藝創作、學術研究還是日常應用，都將用白話寫，而完全以現代文藝為主的教材就能夠做到教學結合，學以致用，青年人無須在文言學習上浪費時間。他在《國文月刊》中發表了自己的專著《中學國文的道路》中的一篇長文《論中學國文應以文藝性的語體文為主要教材》，文中回應了幾位語文教育專家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而且詳細地論述了中學國文應該以文藝性的語體文為主要教材。這裡的文藝性教材範圍較廣，不同於文藝作品，「只要不是說大道理的，教訓人的，不是斤斤以實用為目的的，而是具體的描寫記敘，只要寫得美，寫得有趣就可以」。這種選擇首先是因為中學生的興趣所在，而且也與學生整個生活有關。國文教材以文藝性語體文為主並不是李廣田首先提出來的，1928年阮真就已經對主張「專教現代文藝」提出了三個疑問：一、嘗試未成功的現代文藝是否已經評論家承認有文學上比較固定的地位與價值？二、歐化的譯文語調與中國語調差得很遠，不通英文的學生有無學習的困難？三、現代文藝適合國文教材的有多少？對於這三種疑問，李廣田認為經過十餘年的發展，現代文藝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阮真的疑難已經不成疑難了。歐化只要通達得當，也可以選為教材，因為適當的歐化可以使語體文的表現手段更豐富，更多變。至於第三個問題，李廣田也強調，可用的文藝性語體文當然不少，但精選的也未必夠中學六年使用，但他不是說除了現代文藝其他一概排除，只是應以其為主。在文中他還就阮真對教材的分配產生了質疑。阮真雖然也主張以學生需要為教材選擇的原則，但在實際分配上卻違背了這一原則。他的《中學讀文教學研究》把文藝性的教材如小說、文評、詩歌、詞曲、劇本、小品等作為輔助教材，而把實用性文章如演講文、傳記文、書牘文，碑誌文、哀祭文、序跋文等作為主要教材。李廣田否認碑誌、哀祭等是學生真正需要的，並且認為於學生語文訓練和精神陶冶都沒有益處。朱自清也指出中學生對於文藝性的語體文教材更感興趣：

朱自清《教本與寫作》

使學生能夠欣賞文藝，學生自然能夠從文藝得到陶養性靈，擴展想像的益處，文藝作品中包括記敘、抒情、描寫等文體。在白話文選文中，文藝作品佔大多數，再兼顧說明和議論的文章，其實並無文體偏枯之弊。注重文藝並不是放棄應用，應用的意義不應過分狹窄，學生了用文字敘事說理的能力，只要通曉問題格式，應用文也可以寫的通順得體。

黃繩在《論高中國文教材》中也認為高中國文教材應以語體文為主，以此「養成學生運用生動活潑的語文來表現生活的能力和習慣」，同時為了「培養學生欣賞文學名著和創作新文藝的能力」，還應選取「若干新文藝短篇創作和批評作品、講述寫作方法、討論文學基本問題的文字」。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以文藝性語體文為主並不是要把國文科講成文學史或文學鑑賞課，對學生國文應用能力的培養也不能放棄。

從教材應以現代文藝為主又引出了中學是否有必要學習文言文的問題。無論是文白分教還是以現代文藝為主，這些教材編纂原則的提出其實都是文白之爭在教材中的反映，解決了這個問題，教材編輯中的文白衝突也就解決了。當時文白之爭有兩大焦點：一是中學生要不要學習文言；二是如果學習文言，文言白話如何安排。中學生學習文言主要包括習作和閱讀兩部分，早期要求完全廢止文言文教學的人不在少數。隨著研究深入，多數語文教育工作者包括朱自清、浦江清認為從古典的訓練、文化的傳承角度，不能完全廢止文言文的閱讀，這一點上有一定的共識。但是多數人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文言文終將被淘汰，沒有必要再學習文言習作，而主張學習的人則主要從當時的社會應用上著眼，當時的報紙信札等採用文言的現象仍十分普遍。阮真就認為不能不學習文言文，「語體文的材料工具，是從古文中搬過來的，不能獨立，等語體文的建築設備非常完善的時候，自然少有人作文言了」。對於這種順應歷史的溫和態度，李廣田則認為為什麼我們不能做勇敢的先驅者，來推動歷史潮流從「漸漸地」到「快快地」發展呢？國文教材採用文藝性語體文就是主動推動的一種手段。除了顧及當時社會應用外，浦江清還列舉了兩條中學不廢文言習作的原因，其一就是一部分高中畢業生是要進大學文法科的，中學文言的學習可以為之後奠定基礎。其二是從學習本身的規律出發的，他寫道：

浦江清《論中學國文》

培根說：「寫作使人正確」，我們說「眼到必須手到。無論哪一種文字，都要做造句，翻譯，作文的練習，否則所記得的，知道的，不會正確。文言的詞彙比語體廣，現在有許多學生犯詞彙貧乏之病，而且許多日常要用的字眼往往忘了寫法……文言有特殊的文法，句法虛字用法文氣和聲調只讀不寫，不會熟悉，也不能體會」。因為缺少習作練習導致很多學生讀文言文時不知句讀不會標點，廢止習作，文言閱讀就沒法學好。

浦江清甚至說如果一定要廢除文言習作，他贊成先廢除英語習作，因為「多數人讀外國文不過是以能看書為目的，而本國文中間的文言一體是在政法界，新聞界，商界，以及不論那一個機關的辦公室裡，都要應用的」。在這一問題上，不廢文言一派還是佔上風的，而且實際上文言的學習也沒有退出國文教學的舞臺，但是人們也清楚地認識到白話文遲早是要超越文言的，所以減少文言教學比重也是大勢所趨。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即文言白話如何分配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浦江清從文言白話教學規律出發，批評了當時初中以語體文為主、高中以文言文為主的教學現狀，提出了文白分教的教學理念，得到了大部分教師和學者的支持。

文白分編的編纂理念

文言文和語體文的分配問題是中學國文教學的一個大問題，如何安排、比例如何一直存在爭論。自從語體文進入國文教材，國文教材一直以文言文、語體文混編為主流。雖間有獨立文體教本，但一般作為輔助教材使用。浦江清在《論中學國文》中明確提出把現代語教育和古代語教育分開來變成兩種課程，兩門課程的教材也分開編寫。這種設想得到了葉聖陶、朱自清等一批語文教育工作者的支持。浦江清詳細分析了當時中學國文教學的背景，從課本、習作、教師等角度闡明了文白分教以及文白分編的原因。為了完成由淺入深完整的文言文教學和語體文教學，這是文白分開教學第一個主要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就習作方面的混亂情形來說的，各地學校風氣不一樣，或重語體，或喜文言，或二者皆可。學生多按興趣或教師喜好來寫作文，既不是學好了一種再學另一種，也不是同時學而分開練習，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二者皆不通。最後從師資方面來說，學校裡的老教師舊學根底好，教書經驗足，但是對於白話文不甚了了，新一輩教師喜歡新文藝創作，對於古書興趣不濃。如果採取文白分教便能發揮教師們的特長，避免不足，對於學生是十分有益的。兩門課程由兩類教師分頭擔任，這樣一來教本內容純粹，作文的訓練一貫而有秩序，而且有分別練習文言文、語體文兩種作文的機會，兩類課程不必並重，可以根據學校具體情況來調整。除此之外，浦江清還援引歐洲中學語文課程安排，表明文白分教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小註：根據當時國文教育背景，小學國文教育僅訓練語體，問題簡單，到了初中以語體為主兼及文言，課本也是文言語體混雜，便開始出現了不調和的情況。高中課本以文言為主，雖然表面純粹，但學生做慣了語體文，因此課本與作文就脫離了關係。而且論文字雖然文言深奧，語體淺近，內容卻難度相反，現代人的感情思想遠比古人複雜，很多現代語體文超出了初中生的理解範圍，然而高中又基本不學習語體文，如果不學習這些，語體文教育便無法完成。

浦江清詳細地說明了初高中文言文和語體文教本應如何編輯和使用。初中語體文教本分為兩種，第一種主要編選古代白話文。學生學習舊式白話文，可以獲得豐富的詞彙，為學習現代白話文打基礎。第二種以現代白話文短篇為主，包括小說、抒情散文、遊記、傳記、書札、議論文、演說詞等，使讀者熟悉現代新式語體文的語法。高中語體文教本也分為兩種，第一種與初中第二種性質相似，內容難度可加深。第二種專選學術文。選擇的標準既要考慮使學生得到知識，同時也可獲得寫作現代文的範本。初中文言文教本分為兩種，第一種從單句講起以至於短篇文章，第二種選短篇文章。讀這一課本時，學生試做百字以內的作文並練習文言書札。高中文言文教本亦分兩種，第一種是古文學讀本，選歷代文人的作品。浦江清認為《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裡的詩文對於中學生來說就是很好的選文材料。第二種選擇晚清到民國的文言文，以文章明白曉暢為標準。這主要是為了幫助學生聯繫文言，所以以略讀為主。

浦江清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朱自清、曹伯韓在內的多數人的支持響應。朱自清曾在《國文月刊》發文說：

朱自清《教本與寫作》

浦先生還主張將白話文和文言文分為兩個課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師。這個我也贊成。我贊成，為的這樣辦法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種語言，而且是快死的語言。不管我的意見如何，這辦法訓練學生寫作文言，不致像現在這樣毫無效果，白費教學者的功夫，是無疑的。而施行起來，只需注意教師的分配並不增加員額，似乎沒有多少困難。無論怎樣，文言教材總得簡單化，文字要經濟，條理要清楚……初高中都應該選這種文言作教材，決不能樣樣都來一點兒。這樣才容易學習，學會了才可以應用。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但是這種倡導並沒有擴展開來，隨著國文教育發展，文言文所佔比例越來越小，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始了新的語文教育探索，與傳統語文教育逐漸割裂，也沒有必要再專門開課教學。文白分編的辦法在當時很好地彌補了國文教材文白混編的弊端，但隨著白話文逐漸佔據國文教育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以前的教學困境已不復存在了，針對這一問題所提出的文白分編也就很少再提及了。然而隨著現代語文教育的發展，文言文的學習又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線，學習文言文的目的不再是語言文字的訓練，更多的是文化價值的傳承。專門編輯一本以古典文學鑑賞為主要目標的文言文讀本，作為語文課程的輔助或選修教材，也是可取的語文教育方法。

出版的實踐

以開明書店國文教材為例

隨著20世紀40年代中學國文教材研究思考的深入，教材編寫實踐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開明書店抗戰勝利後所編輯出版的幾套高質量有創新的國文教材便是明證。

20世紀40年代，在浦江清、葉聖陶、朱自清、呂叔湘等人的實際推動下，文白分編的國文教材編輯理論逐漸成熟，開明書店一批志同道合的編輯者最終於1946年在課本編制中展開了文白分編的實際探索。開明書店於1946年出版了由葉聖陶、郭紹虞、周予同、覃必陶、徐調孚合編初中用《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甲乙兩種本，甲本為白話讀本共六冊，乙本為文言讀本共三冊。另外還出版了輔助教材《開明新編國文讀本注釋本》，附有每篇文章的注釋。在此基礎上，又於1948年出版了由朱自清、呂叔湘、葉聖陶合編的高中用文白分編教材，承接初中白話甲種本的《新編開明高級國文讀本》六冊（從第二冊起，李廣田參與編輯）；承接初中文言乙種本的《開明文言讀本》，原計劃也是六冊，後因時局變化只出版三冊。這兩套四本十八冊（不算初中注釋本兩種九冊）教材，實際上構成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初、高中用國文教科書，這套教材在編輯體例、選文安排上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但是因為時局改變，它並沒有廣泛施行，也沒有太多的教學實踐反饋。但是它在國文教材編寫歷史上的重要價值不容忽視，這是20世紀40年代國文教學研究和國文教材編纂理論相對成熟下的產物，這種衝破傳統體制的可貴探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現代語文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為了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將教科書編寫收歸國定，通過在國文教本中加大古文比重、灌輸黨國教義來加強思想鉗製作用。抗戰勝利後，此舉更甚，引起了文教界人士的強烈反感，很多人寫信給《中學生》雜誌希望開明書店能編寫一套教材來突破教育部對教本的封鎖。以葉聖陶為代表的開明書店編輯也決心編一套真正符合中學生需要、體現科學民主精神的國文教本來抵制這種逆流。因此這套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教材便應運而生。這套教材衝破傳統，大膽採用文白分編，這是其最大的特色。除此之外，對語體文的重視也是本書最大特點之一，據統計初中用白話讀本共選文160篇，包括記敘文、說明文、抒情文和議論文等。文言讀本共選文116篇，主要是記敘文。白話讀本無論是內容豐富程度還是文章體裁數量都超過文言讀本。但絕不是不學習文言，為了青年學生熟悉接受祖國遺產，了解祖國語文的源流發展，文言教本也是需要的，但是選文需要照顧初學者的閱讀和理解能力，多選平易流暢、樸質自然的作品，絕對不要像國定教本「選些古拙深奧或雕琢堆砌的詩文，讓讀者去死背硬記」。

開明國文教本在當時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當時曾有學者詳細考察過這套教材。1948年2月9日成都《西方日報》曾發表文章《介紹開明國文教本》，就是主要來介紹這套文白分編教材的，文中簡要地分析了教材的編輯思想和體例特點，作者介紹編者葉聖陶、朱自清、呂叔湘、郭紹虞時說他們都是從事國文教學多年而有貢獻的語文教育家，並且將他們的國文教本編寫意見概括為六點。第一，文言、白話分開編著，避免混淆視聽，兩難俱精。第二，內容方面，憑其背景親切不親切、需要迫切不迫切、頭緒簡明不簡明這幾個條件決定去取；形式方面，憑需要迫切不迫切、結構普通不普通、規律簡單不簡單這幾個條件決定去取。第三，每篇後加指導，從所讀的篇章出發，教讀者想開去，或者自省體驗，或者旁求參政。第四，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文言已經逐步讓位於語體，而且這個轉變不久即將完成，學文言為的是理解過去的歷史或欣賞過去的文學，使學生能夠閱讀各種風格的文字，純文藝選文的百分比降低，廣義的實用文的百分比增高。第五，因為文言與口語之間有距離，學習文言採取一點學習外語的態度和方法，注意文言與現代語的同異。第六，多從成書中選取教材，引起青年讀成本書的興趣。這六點基本概括了這套教材的理念、選文內容方式、指導方法、文言處理情況，點明了它的別致之處。下面就通過白話讀本和文言讀本的具體分析來了解這套教材。

白話讀本選文相對隨意，只是按照由淺入深的原則選取文章，文選性教材性質明顯。「在語體文那部分，現代的有名的和無名的作家的好東西，適宜於給青年做教科書用的，幾乎都集中在這裡了」。初中用白話讀本每篇文章之後，由編者寫上幾句指點或習問，藉此指導啟發讀者。高中用白話讀本每篇課文後面分列篇題、音義、討論、練習四項：篇題提示本篇的題材和宗旨，並敘作者的略歷和他的風格；音義不做呆板的注釋，務求有助於透徹理解；討論就內容、做法、鑑賞、批評各方面提出種種問題；練習提示種種事項，讓讀者自己練習，在練習中增進他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國文月刊》刊載廣告介紹文言讀本說：「學習文言應該從基本學起，不該含糊從事。現代青年學習文言，目的在於閱讀文言書本，並不在於練習文言寫作。編者根據這兩點，編成這部讀本。」這清楚地點明了文言讀本的編寫依據。初中用文言讀本多選短篇，內容都為青年所能了解接受，體裁以記敘文為主，每篇之後的指導側重文法方面。高中用文言讀本選文內容形式均是由易到難，由小記短篇，逐漸到專書名著，使讀者養成讀文言書的能力。每冊後面附四個項目：一是作者及篇題，二是音義，三是文法提示，四是討論及練習。「在文言文那部分中對於虛字剖析的精審，其精確詳盡的程度，令一個從事文字工作的人也一面吃驚，一面覺得自己得到了許多益處」。

為了反對復古逆流，這套教材選文以適合學生需要和程度為準則，注重培養青年人應有的科學民主精神、積極的進取風貌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使國文課本能真正發揮陶冶性情和擴大視野的積極作用。就國文教育本身來說，本書重視國文能力的培養和國文習慣的養成。朱自清認為：「認為語文教育的目的在於養成讀書、思想和表現的習慣或能力。」葉聖陶也重視培養學生自學國文的能力，他認為「這種能力必須在學生親自參與的讀寫聽說中進行訓練」。編者的這種教育理念在教本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習問的提出，為學生留下思考空間，培養學生思辨能力；截取成書的選文辦法，意在提起學生自行閱讀整部書的興趣，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國文學習習慣。201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重印這部教材時曾在封面頁寫道：

葉聖陶等《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的誕生是中國語文教材編寫史上的一場盛會，它採取白話文言分開教學的特點，令人耳目一新，直到今天仍是一部難得的富有生命力的好課本。

20世紀40年代以開明書店為出版平臺，一批語文教育專家共同關注語文教育問題，在教學設計和教材編纂上都力圖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拓展語文的學習空間。《國文月刊》從1940年創刊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停辦，一共持續了十年。這十年正是語文教育發展承前啟後的過渡時期，它對教材編纂理念的討論實際上是對民國時期現代語文教育思想的總結性探討。葉聖陶、朱自清、郭紹虞等人通過開明書店努力將這些有價值的思考付諸實踐，「文白分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正是《國文月刊》教材編纂理念指導下的重要嘗試，代表了20世紀40年代中學國文教材編寫的最高水平。這種以專業出版社為出版平臺，聚集全國高等學府的專家學者，從編纂理念探討到實際出版教材的教科書編寫模式，不僅促進了當時國文教育的發展，也為我們今天的中學語文教科書編寫出版提供了頗具可行性的借鑑模式。

作者於萌，中國民航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本文刊載於《中國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總第17期），並被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出版業》2019年第11期全文轉載。

刊物簡介

《中國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主辦的學術季刊，16開，192頁，2015年8月創刊。在2019年3月26日發布的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轉載指數排名研究報告》中，本刊在新聞出版類期刊中，全文轉載量名列第九，全文轉載率名列第一，綜合指數排名第三。《中國出版史研究》以「記載出版歷史，探索出版規律」為宗旨，立足中國出版史研究的理論探索、史實發掘和史料整理，以歷史上特別是近現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動、事件、人物、機構等為研究對象，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探索中國出版發展規律，為繁榮中國出版史研究、推動中國出版事業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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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為季刊，大16開，中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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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2095-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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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於萌丨20世紀40年代中學國文教材的討論與編纂：以開明書店出版物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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