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離我們實在是太近了，以至於我們自認為能夠理解它。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它比本書所討論的任何其他階段都難以把握。從大歷史的觀點看，20世紀也許是人類各發展階段中最難以看清楚的。我們不知道有哪些事物可以堅持數世紀而進入未來。在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論述「轉瞬即逝的」20世紀的傑作《極端的年代》（1994年）中，赫然聳立的事件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共產主義的實驗、去殖民化以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長期繁榮。但是就大歷史而言，20世紀的其他方面也脫穎而出。最令人吃驚的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在一部論述20世紀環境史的新著中，約翰·麥克尼爾論證道，「人類種族不經意間在地球上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毫無控制的實驗。我相信，到時候這將會成為20世紀歷史的最重要的一面，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運動、普及識字、民主的傳播或者婦女解放還重要」。
從宇宙學的角度看，變遷主要是以數百萬年計，甚至數億年計。生物世界的自然選擇起到決定作用，重大變化發生的範圍是在數千年或者數百萬年間。人類歷史上的變遷日益受到文化影響，速度就加快了。在舊石器時代，重大變遷需要數千年才能發生。農業時代，由於人口數量的推動，變遷的時間大為縮短，整個農業社會只需要一千年，而農耕文明則還可以縮短一半。現代革命的巨大動能再一次加快了全球變遷的速度。時間本身似乎在20世紀被壓縮了。
從空中旅行到網際網路的現代交通和通信形式，使我們的空間感也發生了革命。並非只有望遠鏡能夠延伸到宇宙的邊緣以及時間的開端。在人類社會範圍之內，信息和金錢能夠幾乎在全球同步轉移，而人們的旅行只是略慢一點兒而已。集體知識如今遍布世界，但是所需時間則猶如私人之間的對話。羅伯特·賴特發現：「看不見的社會頭腦時有時無然而持續不斷地將各種意向相互結合，最終形成一個更大的頭腦，這是歷史的核心主題。這一過程—構建一個全球性大腦—我們今天親眼目睹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帶來各種破壞性的然而最終一體化的後果。」空間也像時間一樣被壓縮了。流行病學家D. J.布拉德雷（Bradley）勾勒了他家族四代男性的「一生旅行軌跡」，生動地說明這些變遷對於個人的生命體驗來說意味著什麼。他的曾祖父一生的旅行軌跡包含在一個每邊長僅40千米的正方形裡。在以後三代人的每一代人中，這個正方形分別大約擴大了10倍。他祖父一生旅行軌跡的正方形每邊長為400千米，他的父親為4000千米，而布拉德雷本人的足跡遍及全球。
1940年德國文化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為我們提供了一幅人類社會在20世紀經受的疾風暴雨般變遷的令人難忘的圖景：
有一幅克利（Klee）的畫，名「新天使」（Angelus Novus），表現一位天使仿佛要擺脫他所沉思的對象。他的眼睛注視著，他的嘴巴張開著，他的翅膀伸展著。這就是人們所描繪的歷史的天使。他的臉朝向過去。我們沉思一連串重大事件，他卻只看到一場大災難，殘片在不停地飄落，他把它收攏到自己的腳下。天使原本想留住，喚醒那死去的，修補那被打碎的。但是天堂颳起一陣狂風，狂風猛吹天使的翅膀，天使竟再也無法收攏他的翅膀。這狂風不可抵擋，把他吹向他所背對的未來，他面前的廢墟堆得如天一般高了。這狂風我們就叫它進步。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論證的，這種疾風暴雨般的變遷已經威脅要割斷我們與過去的聯繫，以至於它竟然改變了我們對歷史的思考本身。
從許多重要的尺度衡量，20世紀發生的變遷比以前人類歷史所有階段發生的變遷都要多。本章所論僅涵蓋一個世紀，而同樣論述農耕文明時代的章節卻跨越了4000年，這個事實僅僅是現代社會所發動的轉型範圍之大的一個指數。
為了描述這些變遷，從人口增長開始還是能夠說明問題的，因為不管其他因素，如新技術和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究竟發生怎樣的影響，每一次人口增長都不可避免對地球資源提出新的要求。在1900年，世界人口維持在16億。一個世紀後竟翻了近兩番，達到將近60億。人類首次達到10億人口，用了將近10萬年時間，而另外5個10億僅僅用了一個世紀。在這個世紀裡，人口翻番的時間，在上半世紀需要80年，而到下半世紀卻只需40年就足夠了。
20世紀的創新浪潮技術變遷的加速是轉型的主要催化劑。首先，技術變遷有可能養活如此龐大的人口。農業的充分商業化到18世紀已經出現在了西北歐，但是農業生產最重要的增長卻發生在20世紀。在1900—2000年間，世界上種植莊稼的土地增加了3倍，而整個穀物收穫增加了4倍，從4億噸增加到近20億噸。20世紀的農業產出比人口增長更快。食品生產的增長部分依賴於推廣使用一種舊技術，即灌溉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區連續交換農作物，如玉米和大豆的種子。但是新技術也十分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使用人工肥料以及新的農作物育種法，其中又以各種高產和雜交穀類最為重要。
除農業外，20世紀最重要的技術變遷如同潮水一般湧來，其影響和規模都超過了19世紀。創新的第四次浪潮肇始於19世紀末，幾乎持續了整個20世紀上半葉。安裝在轎車、卡車、坦克還是飛機上的內燃機都是一種至關重要的新技術，而石油則是猶如生命般重要的能源，雖然其他礦物燃料（煤和天然氣）也舉足輕重。在這個階段，以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為基地的大型、多元分工的聯合公司開始突破其所從誕生的國家的框架轉而成為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進行生產。跨國公司的出現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佔主導地位的表現之一。在這段時期，工業化在地理上緩慢地傳播著，但是那些已經開始工業化的地區，那裡的生產能力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保羅·拜洛赫的結論表明，在工業化核心地區之外相對和絕對的工業生產，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一直下跌了近一個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五次創新浪潮以原子能和電子技術為主導。電子技術提高了許多其他技術的效率。但是因為它們還極大地降低了使用、獲得和處理信息的價格，因而提高了集體知識傳播的速度和效率，並使集體知識如今能夠傳遍全球而不是局限於地方。這一浪潮令從前幾次浪潮未曾觸及的許多地區極大地提高了工業生產，尤其是在拉美、東亞以及西南亞。它還見證了跨國公司的財富和影響力的增加。尤其是在比較工業化的地區—世界經濟的動力之源—戰後的繁榮似乎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降低了速度。
接著在第六次浪潮中，經濟增長再一次得到提速。這一浪潮直到現在的21世紀初仍是洶湧澎湃。其主導技術就是電子技術和遺傳學，而其早期最驚人的影響就是將世界各部分比從前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曼努埃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論證到，20世紀最後20年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到了一個他稱之為「資訊時代」的新階段。他主張，在這個階段的信息流是獲取利潤的關鍵；個人與企業的界限被抹殺了，因為生產和服務通過不斷改變企業聯盟或者網絡而組織起來，許多企業將其工作分包給個人或者小型公司。信息的控制和運動也許變成了唯一一個最大的工業部門。全球的信息和財富的流動變得如此之快，毫不在乎傳統的界限，以至於它們模糊了國家與國家、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界限。在2000年，許多跨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許多大國等值，而這些大型聯合企業都是與通信相關的。
總之，第五次和第六次創新浪潮所維持的生產繁榮時期，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要長久許多。在1900—1950年間，全球經濟的所有產出從2萬億美元增加到了5萬億美元。在接下去的50年裡，則增長到了29萬億美元。這些數字表明，全球生產在20世紀幾乎增加了20倍。僅在1995—1998年三年裡的增長，據估計就超過1900年前1萬年的增長。
創新：消費資本主義和新生活方式變遷的積極一面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驚人的財富。這些地區的大量人口享受高檔的、水平不斷提高的物質生活。在19世紀，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們看到了它製造貧困的能力，卻低估了它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有些人確實欣賞其生產潛力（如羅莎·盧森堡），他們論證到，資本主義異乎尋常的動力恰好證明了它的衰落。它生產得越多，就越難找到購買者。在人類早期歷史，匱乏是人民和政府所面臨的根本問題，而現在的主要問題竟是如何應對豐富。（馬克思稱這是一個「實現」的問題——通過出售而實現利潤。）然而，從19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不再把工人僅僅當成工廠的要素，而是當成傾銷他們所生產的數量龐大的產品的潛在市場。正如病毒為了免於被食而進化一樣，資本主義也（以一種馬克思主義似乎並未預見到的動機）學會保護，甚至懇求它的無產階級與之形成一種新的、不那麼失衡的共生關係。這種動力就產生了20世紀的消費資本主義。其重要特點就是要求大多數人應當為了整體利益而消費掉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為了確保巨大的消費市場，不得不提高工資，消費品必須具有市場競爭力，過時的勤儉節約精神，那種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社群共同體中佔主流地位的經濟倫理必須拋棄。這些變遷肇始於19世紀，但是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引起普遍關注時，現代消費資本主義才真正成了氣候。某些早期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批評—如辛克萊爾·劉易斯1922年的小說《巴比特》—也在20世紀初也隨之出現了。
當然，對於政府而言，處置這些剩餘產品是一個比消除貧困這個大多數早期國家的中心任務還要棘手的難題。具有極大生產能力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為處在社會底層的階級提供了令甚至早期歷史階段王公貴族都感到心滿意足的生活水平，從而得以消除他們的敵意。通過這種方式，消費資本主義改變了傳統的政治難題，使現代精英有可能通過大規模的小恩小惠而獲得忠誠。正是這種變遷，解釋了在世界大多數高度工業化地區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何以能夠存在下去而且具有強大的適應性。
消費資本主義改變了歷史變遷的節奏。農業世界受到馬爾薩斯循環的制約，因為人口增長總是超過其生產能力。在19世紀7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首次表現出經濟增長由於生產過剩以及生產不足的共同作用而衰退。那些生產能力高速增長的製造部門發現市場太小了，根本無法消化它們的商品。在以後數十年間，人們清楚地發現，在一個生產能力不斷增長的世界裡，尋找（或者創造）市場的問題就像在以前在農業時代生產不足的問題一樣決定著經濟行為的節律。因此，現代社會是由一種不同（一般而言更短的）周期行為的循環所決定的，我們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商業循環。如何應對這個循環，在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中的企業家、政府和消費者創造了許多新的行為方式。首先，許多政府和企業家相應地要求保護本國市場，並且在殖民地開闢受到保護的市場，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的水平。但是這證明乃是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不僅會滋生出許多不可忍受的軍事衝突，而且將19世紀的工業增長大量提供動力的巨大的世界市場分割得支離破碎。經過長期觀察，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其他學者認識到，要避免周期性的衰落，就要維護和支持現有的市場而不是壟斷它們。因此20世紀消費資本主義極為關注如何開闢和擴大市場。這一變遷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會發生一場倫理革命，這場倫理革命使消費成為一種基本美德，就像在前資本主義世界節儉是一種基本美德一樣。也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一個由廣告商組成的新的教士階層，他們在電視上現身說法，喋喋不休地為消費進行辯護。
這些變遷的受益者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和全新的自由生活。在富裕國家裡，醫學發展增進了健康，消除了許多曾經不可避免的肉體痛苦。實際上，生活方式有了極其重大的變化，以至於能夠對人類身體產生重大的革命性影響。在美國的研究表明，20世紀末，人們不僅比他們一個世紀以前的前輩更加高大而且骨骼也更加緊密。營養和醫護設備的改善以及更為休閒的生活方式，對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產生的壓力也許比我們所認識到的更大一些。
人際關係也發生了轉型。雖然人對人的暴力仍然居高不下，但是現代社會對於這類行為嗤之以鼻；與傳統的貢賦社會相比，大多數人更加能夠不受暴力的威脅，在貢賦社會裡，肉體的強制是一種比較被接受的統治形式。民主的政治結構雖說敗筆多多，但是也為個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過去為了維繫精英的特權而對信息加以管制，現在也因為大眾教育的普及而有所放鬆。尤其令人吃驚的是，那些限制了婦女獲得各種機會的傳統性別角色慢慢被打破了。避孕以及較少依靠體力的新型的僱傭方式，使得婦女能夠從事許多家務以外那些在傳統社會為男性所壟斷的工作。因此，雖然在大多數最工業化經濟的大多數部門裡，婦女的工資和晉升速度仍舊落後於男性，但是從較發達國家的長遠趨勢看，婦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機會有了重大改善。1990年，工業化國家裡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男女一樣多，每100名男性有償就業，就有大約80名女性就業。相比之下，全世界每100名男性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卻只有80名女性接受中等教育，65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每100名男性的有償就業，僅有大約60名女性就業。
富裕國家在20世紀取得的巨大收穫表明現代革命具有驚人的創造性。而這種創新又為世界其他地方描繪了一幅前景更加美好的未來，令人心旌搖動。
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平等和貧困雖然20世紀有那麼多引人注目的積極的變遷，但是對於許多人而言，現代革命的許多方面並不是那麼溫文爾雅的。原則上，現代社會逐漸增加的生產能力第一次有可能建設一個各社會部門擺脫物質貧困和壓迫的社會。這正是社會主義的遠大理想。但是大多數社會主義
者都明白，雖然資本主義為這樣一個社會創造了物質條件，但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本質上是不平等的。生產的動力這個看似資本主義的最大長處，乃是受到掌握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分配所推動的。資本主義似乎需要財富分配的巨大梯度才能生存和繁榮。馬克思論證到，這個制度沒有對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非擁有者的適當組合就不能運轉。他的結論似乎意味著，只要存在資本主義，不平等就會與日俱增。社會主義認為，這就是說，為了建設一個具有高度生產能力所產生的利潤能夠為社會各部門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社會，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本身。但是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具備資本主義的高度生產能力嗎？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能夠達到資本主義那樣高水平的生產力，而社會主義希望最終靠著這樣的生產能力來建設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20世紀要對這些令人煩惱的問題做出某些回答。
20世紀的發展證明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許多批判是正確的。那些產生20世紀極大的物質豐富的力量也加劇了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財富逐漸累積在幾個巨大水庫裡，令無數貧困的山谷相形見絀。資本主義證明有能力生產豐富的物質財富，但是，迄今它已證明不能平等地、人道地、可持續地分配全球財富。
雖然我們衡量這些不平等的嘗試是粗略的、近似的，但是仍然清楚表明某些趨勢。全球人均收入表明，該指標從1900年的1500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6600美元。在此同一階段裡，全球預期壽命——生活幸福的最重要指標，從大約35歲增加到大約66歲。這些都是意義重大的成就，但是正如表14.3和表14.4所示，它們的分布卻是不均衡的。美國2000年國民人均收入大約為34 100美元（而最高收入國家平均27 680美元），但是巴西的國民人均收入大約為3580美元，而中國（200年前的經濟超級大國）僅為840美元，印度（另一個前經濟巨人）和布吉納法索則分別為450美元和210美元。而比率則使這些差異變得更加驚人。這些數字表明布吉納法索的國民人均收入不到最高收入國家平均值的1％，而印度和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僅及平均值的1.5％。當然預期壽命統計的比率不那麼極端，現代醫療知識提高了全世界的預期壽命。儘管如此，統計數字清楚表明相對貧困縮短了壽命。
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財富鴻溝似乎拉大了。1960年，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賺取的收入為20％最貧窮的人的30倍；1991年則陡增到了61倍。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況尤為糟糕。在20世紀70年代初，非洲糧食生產尚能自給，甚至還出口餘糧。因此到90年代，如將南非排除不計，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4.5億人口的國內生產總值比
人口僅為1100萬的比利時還少，這就令人大為吃驚了。
這些統計數字令人想到，對於數百萬人而言，現代化導致了更為惡劣的生活條件。成年人感染愛滋病的數量在富裕國家一直保持在1％以下，因為他們擁有醫療和教育資源，因而能夠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辛巴威26％的成年人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呈陽性，波札那、納米比亞、史瓦帝尼和尚比亞的水平也大致相當。食品短缺提供了一個驚人的指標。饑荒不過其最極端的表現形式，通常短缺意味著可悲的慢性營養不良所導致的壽命縮短。正如保羅·哈裡森（Paul Harrison）寫道：「第三世界營養不良的日常現實乃是……成年人勉強度日、身心俱疲、容易生病。兒童常常不是死於經常挨餓，而是死於餓著肚子帶病工作，但是更多倖存下來的人卻已經奄奄一息了」。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估計大約有8億人口（約佔全世界人口14％）營養不良，而12億人（大約佔全世界人口20％）不能獲得清潔和安全的飲用水。下表概括了1994年的人口和經濟指標。
傳統生活方式遭到破壞以上圖表中的這些數字不僅反映了與富裕國家的差距，還說明傳統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壞—其所建立的安全網絡如傳統善會和常平倉（emergency granaries）等特別機構也遭到了破壞。實際上那些在20世紀中葉尚未工業化的國家，其生產能力的持續衰落十分明顯，而衰落的生產能力又拆散了所有傳統的安全網絡。18世紀英國農民面臨的圈地運動的命運今天則因為人口壓力、債務或者戰爭而重演。關於城市化的統計數字間接為這種變遷提供了指數。1800年，世界人口97％生活在少於2萬人的聚居區內；到20世紀中葉，這個數字降低到了大約75％；到1980年，大約60％；2000年，人類歷史上首次高於2萬人的聚居區和居住在小型社區的人數終於平分秋色。在1800年，英國和比利時是世界上僅有的農民和漁民人口不到總人口20％的國家。如今，世界上以農耕為主要生活方式的地區僅存三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東南亞，以及中國——在這些地區的許多社區，農民也幾乎看不見了。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論證道，「20世紀下半葉最戲劇化、最具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將我們永遠斷絕與過去世界相聯繫的變遷就是農民生活的消亡。」
統計數字是描述這些變遷的最赤裸裸途徑，而下文的描述則在一定意義上表明，這些變遷對於家庭和個體意味著什麼。我們摘錄了保羅·哈裡森於20世紀80年代對位於象牙海岸、加納和湯加以北的布吉納法索的一位家長所進行的訪談。與薩赫勒（Sahel）大部分地區一樣，布吉納法索的農業主要基於林農輪作。居民開墾數十年沒有耕作的土地，砍倒樹木，放火燒荒。在覆滿灰燼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小米和高粱充作口糧，棉花和花生用於出售。在一兩年之內肥力通常較高，然後很快降低，以至於社群必須遷移，開墾一塊新地。這種方法能養活的人數很少，理由是明顯的：在一定時間內，大多數土地都撂荒了。但是最近幾年，人口壓力迫使農民加快林農輪作，在土地尚未恢復肥力之前就進行耕作。終於，過度使用土地不可逆轉地破壞了土地本身。
傳統食物採集者的生活在20世紀也同樣受到嚴重打擊。但是奇怪的是他們的變遷並不那麼徹底，雖然在規模和資源方面，食物採集者社群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實際上這種差異本身就解釋了許多社群有強大的能力守住自己的過去。當他們的土地需要用於居住或者採礦，他們就被野蠻地、毫不客氣地遷移到其他地方；在其他情況下，他們經常可以相安無事。他們與現代社會的軍事衝突經常採取遊擊戰或者小規模軍事衝突。衝突是真實的，而且常有多國直接捲入衝突，就如美國的印第安人戰爭，以及從澳大利亞到西伯利亞的其他許多親屬制社群之間的戰爭。但是每當戰爭結束，親屬制的社群經常能夠從那些榨取他們甚多的社會獲得利益。因此，從一定意義上看，他們倖存了下來，對於現代社會有所貢獻，相比農耕文明中的農民社群，他們保存了更多的過去。現代世界從那些比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長久許多的生活方式學習到不少東西。
現代資本主義還破壞了農耕文明時期龐大的政治結構。在農耕文明佔據主導的著名的貢賦帝國轉瞬之間就消失了。1793年，當馬戛爾尼受喬治三世委派以特使身份使華，要求平等的外交代表和貿易權利，他的請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絕，乾隆認為英國「遠在重洋」。然而皇帝道賀喬治三世的「恭順之誠」，派遣「使臣」，鼓勵他今後繼續表示恭順，「以保義而有邦，共享太平之福樂」。這些倨傲的態度，一個世紀後，歐洲自己也將向全世界表露無遺。他們似乎非常現實；畢竟歐洲當時能夠生產的東西中國幾乎都能生產，而且更好、更便宜，因此歐洲人不得不拿銀子購買大量中國商品。
然而，不久以後，英國商人發現中國消費者還想要別的什麼——印度產的鴉片，此物在中國嚴禁銷售。英國商人起初進行非法買賣，19世紀40年代以其堅船利炮，在所謂鴉片戰爭期間迫使中國政府允許這種遺患無窮的新型貿易。1839年，中國地方官在廣州迫使英國商船交出鴉片，予以銷毀。中國官員林則徐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說：「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危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宣稱，問題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而不是鴉片，就派遣一支艦隊封鎖廣州，與中國兵船發生衝突。在以後的兩年裡，英國艦船攻擊了其他港口。最後他們控制了長江流域的城市，而北京正需要從這些地方沿大運河獲得糧食供應，這就迫使中國人在1842年做出讓步。中國軍隊和海軍技術自馬可·波羅以來幾乎毫無變化，與英國人的裝備不可同日而語。工業化拉開的技術和生產水平的鴻溝，終於令中華帝國在20世紀初崩潰了。到20世紀末，符合埃裡克·沃爾夫的「貢賦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國家已經蕩然無存，即使它們在兩個世紀之前還在世界上佔據主導地位。
正當古代貢賦帝國迅速消亡成為過去兩個世紀令人矚目的特性，另外一個特徵卻不為人所注意：許多傳統貢賦世界的特性保留在20世紀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了。在革命運動的領導下，共產黨相繼在俄羅斯和中國掌權。但是它們的意識形態既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是反獨裁的。這個特性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此種意識形態會感染某些社會，在這些社會中，精英分子強烈地感受到資本主義對他們傳統的尊嚴和文化造成的極大衝擊。
貢賦帝國的社會經濟組織等傳統手段—再加上從電話到坦克的20世紀的現代技術手段獲取各種資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調動資源的能力高過提高生產力的能力。最近的測算表明，在史達林主義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效率水平的提高對生產增長的貢獻率不超過24％，也許低至只有2％。蘇聯時期大多數工業化成就的驅動力依靠的正是資本、原材料和勞動力大規模、高度控制的調動而實現的。蘇聯政府決心迎頭趕上其資本主義對手的工業化軍事實力，連蘇聯勞動力和資源也得跟進。
有時——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本身陷入了危機，在50年代再次陷入危機——這些新型的、國家控制的社會結構似乎煥發出了一種趕超資本主義的動力。他們在企業家方面的匱乏，通過系統的高水平的教育、引進現代化技術以及國家大規模、有組織、不遺餘力、堅定不移地利用現代交通技術而得到彌補。但是創新乏力，這種曾經讓農耕文明時代的創新緩慢下來的同樣特性，使他們的生產水平、創新以及軍事實力最終還是落後於他們的資本主義競爭對手。建設時期鋪張浪費的頑症難以改變，而蘇維埃的指令性經濟從不設法從資源消耗型增長轉化為資源經濟型增長；最後出現了資源短缺。按照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理解，蘇聯的垮臺就在於經濟和技術競爭的失敗。從長遠看，動員力不能彌補創新之乏力：
在某些階段——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某些初看上去令人費解的事情。這個國家開始喪失動能……形成了某種影響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剎車裝置」。而所有這些發生在科學和技術革命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開闢了新的前程之際。某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強有力的機器的巨大飛輪還在旋轉，而連接飛輪和工作面的傳輸裝置卻在打滑，傳輸帶太鬆了。在分析這種情形時，我們首先發現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在這個國家的最後15年裡，國民收入增長率下滑將近一半，到20世紀80年代下降到經濟近乎停滯不前的地步。一個曾經很快接近世界發達地區的國家開始從一個領域又一個領域黯然退出。此外，在生產效率、產品質量、科技發展、高技術產品以及高技術運用方面的距離開始拉大，對我們極為不利。
戈巴契夫試圖通過放鬆計劃部門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引入一種新的動力，從而避免整個體系瓦解。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不得不開始重建資本主義，幾乎是從頭幹起。
社會主義時代的經驗表明，拋棄資本主義不一定能夠解決資本主義製造的難題。20世紀的社會主義社會未能趕超資本主義這個對手的生產力，但是資本主義也未能消除極大的不平等。
衝突一個如此不穩定的、不平等的梯度日增的世界陷入各種衝突，是不足為奇的。過去100年經歷的暴力衝突比人類史上任何一個世紀都多。人員和物資因為戰爭而遭受損失的規模反映了軍隊和武器的「生產力」以及投入戰爭的軍隊和人力在現代逐漸增長。威廉·埃克哈特
（William Eckhardt）粗略統計，458在截至公元1500年的戰爭中，大約有370萬人死於戰爭。
他估計，16世紀有160萬人死於戰爭；17世紀和18世紀分別有610萬人和700萬； 19世紀為1940萬人。在20世紀，戰爭死亡人數達到1.097億人，幾乎相當於1900年以前所有戰爭中死亡的人數。僅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就達到了5350萬。同樣，如果現在不是（有幸？）避免了核戰爭，它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也是引人注目的。但是核戰爭無時無刻不在準備之中。截止到1986年，幾乎有7000個核彈頭，其爆炸相當於180億噸TNT炸藥—地球上平均每人分得3.6噸。一旦投入使用，這些武器將造成一場災難，其規模及其後果頗類似於白堊紀晚期那場滅絕了大多數大型恐龍物種的毀滅性事件。
小型戰爭也會造成與世界大戰和冷戰一樣的傷亡。從1900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過大約275次戰爭。在1945—2000年之間，有9次超過100人死亡的地區性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平民傷亡超過了戰鬥人員傷亡。韓戰和越南戰爭造成的人員傷亡分別佔到總人口的10％和13％。冷戰結束後，發生的變遷從長遠看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軍備下降了大約40％，各種武器儲備也有所下降。（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遭受恐怖襲擊之後發動的「反恐戰爭」也許改變了這種傾向。）戰爭變得更加具有地區性質，逐漸發生在數國之內，或者在國家和各種遊擊隊之間，這種變化表明戰爭範圍縮小了（雖然對那些捲入戰爭的人而言恐怖絲毫沒有降低）。這些數字表明，戰爭的特點發生變化，衝突的數量卻並沒有降低。波及全球的巨變帶來的緊張和錯位將令衝突更具地方性，而且現代武器裝備將令地區性衝突繼續造成巨大的痛苦。
人與生物圈的關係發生變遷20世紀人類社會的規模及其生產（與破壞）力的程度使得現代革命對環境的影響不僅是區域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環境對於人類影響的重要指數「在過去300年同樣呈現為幾何級數增長」。
有數據表明，整個人類的能源消耗在20世紀增加了許多倍。在20世紀末，人類消耗的全部能量為新石器時代初期的60 000—90 000倍。由於這些變化，人類社會在20世紀成為影響整個生物圈的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全球土地的「淨初級生產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的分配測算表明，其中25％，甚至可能高達40％為我們人類所吸收。
由於生物圈的資源有限，人類以此種規模利用能源、資源以及空間不可避免降低了其他物種對資源的利用。生物多樣性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後果。人類與家畜、兔子、山羊和野草等結伴而行，毀滅或者侵佔其他物種的棲息地，降低了生物的多樣性。1966年，大約20％的脊椎動物面臨絕種的危險。正如理察·利基（Richard Leakey）所論證的那樣，現代生物滅絕的規模證明可以與古生物學家所知道的另外五次滅絕事件相媲美，在這些滅絕事件中，至少65％的海洋物種消失了。
我們將會有足夠的資源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養活我們人類這個物種嗎？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讓120億人吃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有沒有可能依靠生物醫學的新技術確保460食品生產繼續保持20世紀那樣的快速增長呢？與此同時，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我們正在接近某種重要的極限。我們靠農田、牧場和漁場養活自己。牧場再也無法增加許多，而現有土地許多已經嚴重退化。而且人們一致認為漁業也不會有很大發展。與此同時，農業產量非常依賴增加灌溉；自從1950年以來，可灌溉土地從9400萬公頃增加到2.6億公頃，現在提供我們全部食品生產的40％。然而在許多地區，柴油動力水泵的使用導致地下水位下降，其後果表明，在這方面的擴張空間也是有限的。從生態學上講，現在的情況是，數百萬年以來構造形成的地下水庫正在數十年間被抽空。
資源的過度利用只是人類影響生物圈的一個方面，浪費則是另一方面。人類造成汙染之嚴重的最強有力證明在於，我們也許會根本改變地球的大氣層。萊斯特·布朗論證道：「農業革命改變了地球的表面，工業革命則改變了大氣層。」地球表面溫度依賴在地球大氣層內捕捉到的陽光量以及釋放或反射到空間去的陽光量的不確定平衡。火星由於沒有大氣層，很少能獲得太陽的能量，因此異常寒冷，沒有生命。金星因有一個具有溫室效應的二氧化碳大氣層，溫度高達450℃，異常酷熱，生命也無法生存。決定有多少太陽能保留在我們地球表面的重要（雖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乃是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最後一次冰川期的平均氣溫大約比現在低9℃，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大約在190—200ppm（百萬分率）。到1800年，二氧化碳的水平提高到280ppm。當時工業革命開始大規模利用煤炭和石油等無機燃料，極大地增加了排放入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數量。現在二氧化碳的水平已經達到了大約350 ppm，是冰川期的兩倍。如果繼續保持排放二氧化碳的話，到2150年，它們就可能再一次翻番，在550—600 ppm之間。數千萬年前的石炭紀儲存在樹木裡面然後掩埋在泥土中的碳在數十年間被回放進了大氣層。一般要經歷數百萬年間的部分碳循環在若干個層面上被加快了。自然過程不能如此快速吸收碳。
這種爆炸式碳排放實際上究竟意味著什麼還不太清楚。大家一致認為會導致氣候變緩，全球溫度已經比20世紀初更溫暖。氣候變暖在某些地區會增加生產能力，當然也會產生某些或好或壞的全球性影響。平均氣溫似乎至少上升了20年，造成不同尋常的乾熱時期，也造成了不同的氣候類型。到2050年氣溫增加2.5℃（這是比較溫和的估計）等同於最後冰川時期的全部變遷。水的體積擴張將導致海平面上升，冰帽將會融化，這對世界低洼地區—太平洋島國、荷蘭、孟加拉以及其他地區將會造成悲劇性後果。氣候變暖也會影響到現存物種，其中某些物種對於人類而言至關重要的。水稻不耐高溫，因此隨著氣候變暖，產量將會有所下降。
也許最值得憂慮的是，全球變暖的不可預測性。氣象學家明白，氣候系統就像其他許多混沌系統一樣容易發生突如其來的、急劇的變化。它們在一定時間內的變化是緩慢的、可預告的，然後就變得不穩定，毫無徵兆地轉變為另外一種新的狀態。最後冰川期的結束就具有這種突然變化的特點。如果今日氣候變暖的規模也有相似之處，我們就不能排除全球氣候會發生某種突如其來的質的變化—這種情況可能在一個人的一生範圍內發生。
生物多樣性的衰減以及碳排放的增加是人類造成影響的最重要指標。《世界狀況》年報的前項目主任萊斯特·布朗寫到，在20世紀末，人類行為的大多數危險影響顯然表現在六大領域：飲用水、牧場、海洋魚類、森林、生物多樣性以及全球大氣。最後三大領域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間接的，因此更容易受到忽視，前三個領域受到的影響比較明顯，而且從多方面限制了對於人類養活逐漸增長的人口的能力。難以獲得飲用水威脅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的健康，阻礙了灌溉農業的增長潛能。此外，對於魚類和牧場的利用似乎達到了最高水平。
20世紀90年代初在人類對環境影響的大規模統計中，羅伯特·W. 凱茨、特納二世以及威廉·C.克拉克做了一個有意思的嘗試，衡量在若干不同範圍裡的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他們選取10種基本的衡量人類對環境影響的指標，測算公元前1萬年到1985年之間的整體性影響，然後試圖確定每一種變化在什麼時候分別達到25％、50％以及最後75％；這些數字都羅列在表14.7裡。最快捷的理解此表意義的辦法就是要觀察每一種影響在什麼時候達到其在1985年水平的50％。對於7個變量而言，在1945—1985年的40年間發生的變化比之前10000年更多。至於剩下的三個變量——森林消失、脊椎動物滅絕以及大氣層碳排放——所有變化的50％都發生在20世紀中葉以後。從編年史角度看，20世紀僅為歷史的一個小片段，但是其所見證的轉型的規模卻超過了過去全部的人類歷史。
在20世紀的進程中，人類造成的變遷如此重大、如此迅速、如此廣泛，以至於迫使我們再一次將人類歷史視為生物圈歷史的一個綜合的組成部分。本章收集的統計數字使我們對於變遷的範圍和速度留下了某種印象。但是它們不能讓我們看清任何長遠後果，而只是給我們留下一個印象，好像什麼龐大的東西在做高速運動。也許這正是我們簡短地考察20世紀歷史中最令人憂慮的事情—我們擔心這就像低速運動的交通事故。變遷能夠持續加速而不對人類社會以及整個生物圈造成危險後果嗎？作為現代革命的另一面的驚人的創造性將會導致與自然環境的比較穩定、比較可持續的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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