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州的長官叫刺史，是高層官員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在兩《唐書》、墓誌和碑刻等文獻中，其出現頻率非常之高，幾乎隨處可見。即如我們熟悉的唐代大詩人中，張九齡、岑參、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等人都做過這個官職。
唐太宗認為，刺史「堪養百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中央集權的體制基石，在於郡縣制，刺史作為一州之長，作用當然極為重要。也正由於此，若對唐代刺史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對理解唐代政治大有裨益。
品級、仕途前景、俸祿
唐代地方行政中，全國劃分為三百多個州，每個州都有等級，而刺史的官品，與所任州的等級息息相關。換言之，並非每個州的刺史品級都一樣。
唐代的州制比較複雜。根據《通典》記載，唐代除了在全國具有戰略意義的五十七州設置大、中、下都督、都護府外，其餘二百餘州則按不同的方式來劃分。首先劃出京都及行在府，如京兆、河南、太原等府，雖然稱為「府」，但與州是同級行政單位，通俗來講，這種「府」算是等級最高的「州」，其長官也不叫刺史，而稱為尹。由於這種府級州的特殊性，故本文不擬討論。
剩下的州，則同時按兩種標準來劃分。一種依據它們跟京城長安的遠近，以及戰略、經濟地位等因素，分為輔、雄、望、緊等；一種則依據人口多寡，分為上、中、下州。比如華州，其定位為「上輔」，意謂按人口屬於上州，按戰略等因素則屬輔州。而唐代刺史的品級，只按上、中、下州來分，其中上州刺史為從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
雖然不論三品還是四品，從品級上來說，都算是高級官員，但上州刺史和下州刺史，其官場地位、仕途前景、俸祿待遇卻是千差地別。甚至同級別（按人口分）州的刺史，由於州的地理位置不同，其刺史的含金量也不盡相同。
一般而言，出任上州刺史者，通常年齡都比較大，飽經歷練，能力出眾。他們前途光明，有很大機會升為郎官或觀察使。其中郎官往往是升為宰相的必經之路。下州刺史要麼年輕資淺，要麼出身平庸，甚至嶺南、黔中、福建等偏僻下州的刺史，往往以貶官者居之。比如柳宗元被貶的柳州，韓愈被貶的潮州，劉禹錫被貶的朗州，這些下州全是窮極僻左之地，州縣殘破，戶口凋零，雖然名分上是正四品下的一州刺史，卻又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也不是說出任下州刺史便仕途暗淡，因為唐人任官，一般都得按部就班。年輕時出任中下州的刺史，是合理自然的事，也是一種必要的磨練。但若一直在偏荒的窮郡下州打轉，或者年過50，依然在任下州刺史，那就有些不得意，有些悲涼了。
玄宗開元以前，地方官的俸錢，由國家財政撥借給州縣一筆「本錢」，稱為「公廨本錢」，令州縣自行派人經營高利貸，其所得利錢，便用以支付州縣官員的俸錢。由於各州縣的每月利錢所得，豐厚不同，刺史的俸錢也會因各州的條件不同而有差異。有理由相信，經濟富裕之州，利錢更為豐厚。
開元以後，地方官的俸錢有了定額，具體到刺史而言，上州刺史為每月八萬文，中下州刺史的俸錢，因從未見有文獻上的定額，不得而知。不過，即使是上州刺史的八萬文月俸，也只不過是紙面上的法定俸錢，刺史另外還有不少朝廷默許的灰色收入，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一文中，有一個結論：
唐代中晚以後，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於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
這份灰色收入，很大部分來自兩稅中「留州」部分的稅錢（實行兩稅法之後，地方賦稅分為三份，一份上供朝廷，一份給節度使，一份各州自留）。顯而易見，稅賦大州和窮僻下州的刺史，可以得到的灰色收入，必然大不相同。
總而言之，要評估唐代某一刺史的品級、仕途前景、俸祿，我們首先需要知道，他是在怎樣等級與地理位置的州任刺史，而不能一視同仁，否則如霧裡看花。
徵收賦稅，職務之首
唐代刺史的職務非常繁雜。白居易為蘇州刺史時，說自己：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
具體而言，刺史有五大職務：第一，徵收賦稅，以及分配徭役；第二，維持州內的法紀和治安；第三，主導州內的大型建設工程，如興修水利，興建學校等；第四，巡視治下各縣，考核各縣官吏；第五，教化百姓。此外，還有向百姓宣諭朝廷重大事項，向朝廷申報忠孝節烈等等事情。
這些事務之中，又以徵收賦稅為重中之重。柳宗元在給饒州刺史元洪的信中，讚揚元洪：「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為大任。」可為明證。韓愈當年貶官為潮州刺史，有一次正逢大雨，他跑去祭大湖神。因為他擔心天若再下大雨，破壞農作物生產，「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而百姓交不出賦稅，便是「刺史失所職也」。可見，刺史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收稅。
刺史的年終業績考核，也正是以稅務業績為主要評量標準。唐代的戶部，每年都會對各州所應上繳的賦稅有一個預算，刺史需要在限期內（一般在秋冬兩季），足額上繳。如果達不到朝廷所定的稅額，考評不好自不必說，甚至會遭到懲罰，這在唐代皇帝登基或改元時所發出的德音和赦文中，屢有提及，具體案例也不少。
其最精彩著名者，莫過於德宗朝知名大儒陽城。他出任道州刺史時，由於不願催促窮苦百姓交稅，導致「賦稅不登」，被頂頭上司觀察使責備多次，陽城索性自我寫了個考評：「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派判官來督促他上繳他州內的賦稅，陽城還以為是來治他罪的，「自囚於獄，不敢出」。《順宗實錄》卷四：
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陽）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
刺史的首要任務，之所以是徵收賦稅，乃是因為地方對中央最切實、最有價值的貢獻，便是上繳賦稅，這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為朝廷命脈，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至於刺史的其他職務，看似與收稅無關，實則不然：維持治安，百姓才有穩定的生產環境；教化百姓，百姓成為順民，才會專事生產而不作亂。這也就是說，刺史的所有職務，其最終目的，便是盼望子民能交上足夠甚至超額的稅，為宦績添金，謀求高升。如果能順帶提升百姓生活水平，那更是皆大歡喜。
中央與藩鎮博弈的焦點
唐前期，在地方行政區劃上，實行州、縣二級制，雖然在一些州之上，還設置有都督府，這種都督府一般也「統領」幾個州，但都督府並非高一級的行政區劃，各州在行政區劃上依然直屬朝廷。都督府與下屬各州的關係，僅表現為都督府擁有對屬州的監察權及部分軍事管理職能，而對於屬州的行政事務無權幹預，各州享有獨立的行政權力。
值得說明的是，都督府的治所，或者說都督府的官署，設置於某個下屬州，那麼這個州的刺史，便由都督兼任。比如幽州都督府，統領幽、易、燕、平等州，由於治所在幽州，幽州刺史便由幽州都督兼任，這類官銜的全稱應當為「使持節都督XX州諸軍事、某州刺史」。
隨著節度使、觀察使的興起，都督逐漸被取代，但不論是節度使還是觀察使，例必兼任治所州的刺史。在節度使、觀察使興起之初，刺史的獨立行政權並無改變，因為此時的節度使，僅僅是軍事機構，觀察使也只是監察機構。但隨著一些藩鎮勢力的逐漸擴大，部分藩鎮開始管控所屬州縣的行政事務，藩鎮逐漸演變為州之上的新一級行政區劃，形成道、州、縣三級體制。
這種行政區劃的改變，導致刺史的地位與職權也發生了變化。其中藩鎮治所所在的州郡，因刺史由節度、觀察使兼任，其地位、職權自然大為提升；而藩鎮治下州郡的刺史，地位與職權卻大為下降。他們唯藩鎮之命是從，如果不服從命令，要麼被藩鎮排擠走，要麼被藩鎮派人直接接管事務，徹底將其架空，白居易有云：
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
朝廷既沒有足夠的軍事控制權，又失去了對地方的直接控制，藩鎮問題隨即顯現。唐代統治者很快認識到這個問題，並一直在試圖恢復刺史相對獨立的行政權，甚至給予刺史軍事權力，希望重新實現對地方的有效控制。這麼做的目的很簡單，如果藩鎮下的各州刺史，有了獨立行政權甚至軍事權，藩鎮權力自然被分割。說白了，就是在變相削藩。
此舉自然遭到了藩鎮或明或暗的抵制，朝廷雖然煞費苦心，在憲宗時期也取得一些成果，但刺史受制於藩鎮的狀況，終究積重難返。
蒞政態度
刺史於國家統治而言，雖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品級也甚高，但唐代社會有個習氣，皆以擔任京官為榮，而普遍不願出守州郡，《舊唐書·韋嗣立傳》：
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
上州由於俸錢豐厚，情況還好，中下州刺史，直是人人不願去。如此風氣之下，造成了唐代出任刺史者，大多怠於政事。元結為道州刺史，說在他之前的絕大多數刺史日常「但以衣服飲食為事」。而陸龜蒙對刺史等地方官員怠於政事的描寫則更加傳神，說他們平素只是「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極盡享樂之能事，但「解民之懸，清民之喝，未嘗貯於胸中」。
唐代皇帝屢以漢代為比較對象，在地方郡守吏治方面，卻是大為不如。嚴耕望先生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有精闢總結：
其不得已而出任州縣，亦不能靜心為政，上焉者，敷衍塞責，但期終考，下焉者，詩酒妓樂，心存過舍，鮮有以治民為己任，寄宦途於績效者。故終唐之世，以治民顯名當世位躋公卿者殊為少見，而地方吏治不能上及兩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