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後周世宗柴榮北徵時突然身體不適，回京後不久駕崩，逝世前任命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掌管殿前禁軍。次年（公元960年）北漢及契丹聯合來犯邊境，後周恭帝柴宗訓命令趙匡胤率領禁軍前往禦敵。大軍在陳橋驛（汴梁北面）發生譁變，趙匡胤黃袍加身，史稱「陳橋兵變」。大軍隨之班師回京，恭帝柴宗訓禪位，趙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國號「宋」。對「黃袍加身」這段歷史，史書是這麼記載的：
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眾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於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眾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宋史.本紀第一》
看到這樣的場面，大家有沒有覺得似曾相識？沒錯，趙匡胤"被擁"為帝這麼「感人」的場面在五代時期並非是第一次出現，在他之前，已經出現過多次相似的情景：公元926年，李嗣源"被擁"為帝；公元934年，李從珂"被擁"為帝；公元951年，郭威"被擁"為帝。當然，類似的事件遠不止這幾件，只是其他案例沒有成功罷了。
這些被擁著走向帝王寶座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手握重權的一方藩帥。在此之前：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後改為河東節度使；郭威為天雄軍節度使，兼樞密使；趙匡胤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
藩帥黃袍加身時有發生，這是歷史的巧合還是人為因素？可能大多數人都會回答：這世上哪有那麼多的巧合？的確，無論任何時代，造反或發動政變都是非常嚴重的罪名，若成功當然是加官封爵榮華富貴享之不盡，但若失敗便可能株連九族、家破人亡。相對於鮮活的生命來說那是多少財富都是比不上的，然而，此類事件卻仍頻頻發生。為何改朝換代成為五代十國屢見不鮮的風景？小編分析史料，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 藩鎮勢力過大
說到藩鎮勢力的形成，就不得不提到唐朝的兵制。唐朝初期實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閒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府兵的調遣、徵發權在皇帝手中，由皇帝下敕書，通過兵部傳達執行。《新唐書.志第四十》是這麼記載的：「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土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這種兵不識將、將難專兵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將帥擁兵作亂的可能，有利於統治者中央集權的鞏固。
唐初，由於府兵的勳賞較豐厚、邊境將士的輪換也能按規定進行，富人子弟也將當兵作為求取功名利祿的手段。但從高宗、武后起，「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新唐書.志第四十》）。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唐玄宗時期，宰相張說建議招募將士，以補充宿衛兵的不足，不久又出現「彍（同廣）騎」。「彍騎」是自由應募。「彍騎」的產生，標誌著募兵制的興起，不久便全面取代了府兵制。募兵制即是採用招募的辦法徵集士兵，這一兵制的興起，為後來藩帥的專兵提供了條件。
另外，隋文帝時期為了加強對地方軍隊的管理，在邊境及內地重要的州設總管，負責該地區的軍事。唐沿襲了隋制，同樣在內地及邊境重鎮設總管（後改都督）。除此之外，唐先後建立了六個都護府，統一管理邊境重地的軍事事務，以重臣擔任都護，權限極大。
最初，這些都督、總管、都護只是軍事長官，是不管民政的。然而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臺謂之節度使，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設節度使」（《新唐書.志第四十》）。
從此以後，節度使成為固定官職和一級行政機構，節度使不但掌管軍政，還兼管轄區內的屯田、度支、安撫，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同時，由於府兵制的沒落，邊兵主要是就地招募而成，節度使為了增強手中的力量，不斷地招募邊兵，這些邊兵也成為了節度使的專兵。
邊兵就地招募使得藩鎮勢力猛增，《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一》記載：「（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而當時京師兵力僅有12萬彍騎，力量懸殊，從而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格局。唐王朝從初時中央挾制地方逐漸陷入被地方威脅的尷尬局面，中央至此之後便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了。
藩鎮勢力的壯大會帶來什麼後果?當時最惡劣的事件就是「安史之亂」，這一場戰亂是導致大唐王朝由盛到衰的主要因素。「安史之亂」爆發之時，安祿山一人便兼任了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也是諸藩鎮之中最強。據記載，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平盧節度使擁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範陽節度使擁有「兵九萬一千四百人」；河東節度使擁有「兵五萬五千人」（《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一》）。換而言之，安祿山一人就手握著十八萬多的兵力，遠超時為皇帝的唐玄宗。
自安史之亂之後，藩鎮的勢力愈發的強大，這些藩鎮設置於邊境或內地，大者統轄數十個州，小者也有三、四州，他們佔據險要地區稱霸一方，既有土地，又有百姓；既有軍隊，又有財政收入供養軍隊，中央政府不能加以控制約束。於是便形成了各藩鎮的割據局面：武將稱霸一方，享有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大權，官員參事具備，如同一個縮小版的朝廷。
唐中後期的軍事格局是如何發展到「藩鎮強而中央弱」的？《新唐書.卷五十》有一句話總結得很到位：
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為捍衛之計，可不哀哉！
的確如此，由於府兵制的沒落，募兵制的興起，唐朝廷將手中的軍權都移交到了藩鎮的手裡。「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範香溪先生文集》）」，軍權即代表政權，沒有軍權的皇帝就如同沒有牙齒的老虎——中看不中用，這不正是授權柄於人，本末倒置了嗎？「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新唐書.卷五十》）」，因此也埋下了藩帥奪政的隱患，最終導致唐王朝的覆滅，也帶來了半個多世紀的五代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
二、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五代時期，朝代更迭頻繁，大多是由於藩帥勢力過大而對皇位產生覬覦之心。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何嘗不是因為帝王勢弱而無法駕馭藩鎮的緣故？
就以趙匡胤發動政變為例，當初，趙匡胤帶兵北徵，在「陳橋兵變」的前一天，史書有這麼一段記錄：
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徵。」——《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將士們密謀推舉趙匡胤為帝，他們私下怎麼商量的？他們說：今上年幼弱小，我們出生入死拼力殺敵，又有誰知道！不如先擁立點檢為天子再北徵吧。言下之意是主上這麼小（柴宗訓繼位時才七歲，由符太后垂簾聽政），即使我們拼死殺敵立下大功，他也不可能會記得我們，等再過幾年皇帝親政之時，我們這些有功之人也已將老去，哪裡還會記得我們今日之功？不如另立一位能記得住我們功勞的人來當皇帝，我們才能富貴啊！
說實話，小編實在不願意用險惡的用心去猜度陣前奮勇殺敵的將士們，但這句話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這樣：與其為未來的無法預知而感到焦慮，不如另擇他人以求眼前利益來得安心。
而後唐閔帝李從厚、後唐隱帝劉承佑皆不是能擔當大任的明主。如李從厚，雖勵精圖治，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資治通鑑.後唐紀七》），又無識人之明，任用小人把持朝綱，於是引來了潞王李從珂的反叛。後漢隱帝劉承佑十八歲登基為帝，因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人輕視於他，在自己人心未固、皇權勢力還不強大的時候發動政變，一舉擊殺楊邠、史弘肇、王章三人及其家屬，隨後又將屠刀舉向郭威，將郭威在京城的家屬全部殺害。但他沒有意識到的是郭威還擁有重兵，被逼急了的郭威起兵反叛，圍攻汴京。
《左傳》有句話說得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百姓本沒有罪的，因身藏璧玉而獲罪，言下之意就是指財寶能致禍，其實根本原因在於百姓沒有足夠的能力護住璧玉。柴宗訓等與此情況類似，雖懷璧玉卻沒有足夠的能力保護好它，於是強勢的藩帥奪「璧」佔為已有。
當然，這已經是上升到道德倫理層面了——見財寶而奪之乃非君子之所為。然而，在五代時期，禮崩樂壞的程度與春秋戰國時代相比有之過而無不及。曾經被世人推崇的儒家學說，在五代時期是行不通的。在大多數的將士眼裡只看到金錢、權力和地位等利益關係，而所謂的「三綱五常」在這些他們看來可能還不如一兩銀子來得有價值。失去了禮義廉恥，將士們玩此類遊戲是無所顧忌，想一出是一出。因此，這些將士雖然在故主手上任職，享受著高薪厚祿，一旦故主勢弱，他們就會趁虛而上，奪其政權，甚至置故主於死地。
三、權反在下，將士擁功自傲
何為「權反在下」？即是權力在下而不在上。事實上，不僅是對帝王而言，藩鎮也多是兵悍將驕，上下全無體統可言，將帥多憑士卒是否擁護而生存。如若得到他們的擁戴，便做得成一方霸主；若失掉他們的歡心，將帥便難保生命於旦夕。但雙方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士卒想擁戴將帥獲得利益，而有野心的藩帥則想方設法操縱這班既驕縱又衝動的士卒，以圖攫取地位和權力。從李嗣源到郭威到趙匡胤，無不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種角逐的遊戲究竟誰輸誰贏則要看將帥的御下手段了。
當年任鳳翔節度使的李從珂，在入京師前就承諾要賞賜百緡給軍士們，後來趕跑了後唐閔帝李從厚，進入京師，因為湊不齊賞金，甚至不惜搜刮百姓、士庶的財富來滿足這班軍人的胃口，就是怕"權反在下"的士卒起兵反叛他。
《資治通鑑.後唐紀八》關於這段的記載也很有意思，我們來看看：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這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攻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而類似的情況，後周太祖郭威亦遇到過。後周顯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初一，太祖郭威「祀圜丘」，即是到郊外祈禱、祈福，當時郭威病得很重。過了幾日，軍隊將士中有流言說效祀的賞賜比後唐明宗時少，於是軍中不滿情緒流布。郭威聞悉，召集眾將到寢殿，責備他們說：
「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兇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資治通鑑.後周紀二》
郭威說，我節衣縮食，把軍需放在第一位，府庫積蓄除去軍用已經剩餘很少了，你們不是不知道，反而縱容惡人亂說，又不想想自己有何功勞而受賞，只知抱怨，你們於心何安？然後郭威搜索軍中不逞之徒立即殺戮，流言平息，因此制止了一場可能的兵變。
軍士以擁立之功而威脅主上的，遠不止李從珂和郭威。宋太祖趙匡胤平蜀之後，亦有軍士因賞賜不多而相率來到宮前擊登聞鼓上訴其事，趙匡胤果斷將上狀者四十餘人斬於市。
清朝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言五代時期局面：
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
這話是非常有深意的，將士因力推「被擁立者」登上帝位，並以此自傲，而「被擁立者」對這些將士既感激又心存畏懼：感激的是他們擁護自己；而畏懼的則是害怕他們稍不順意便玩「擁立」，隨時換個人來當皇帝。這也正是趙翼所說的「王政不綱」。
當將士們提出要賞賜時，「被擁立者」只能盡力滿足要求，即使他們犯了錯，也不敢過問或者不了了之。李從珂就是這種典型的心理，他為了籌夠賞金甚至不惜掠奪民財以平息部下的怨氣。而郭威和趙匡胤則深諳其道，以雷霆手段處理此類事件。雖然李從珂、郭威、趙匡胤他們三人對此事件的處置方式不同，但換個方向想，如果他們當時置之不理或處理不當，那麼，「權反在下」的軍士又有可能"聚謀"，加之一些不知名的力量推動，很可能又有人"被擁戴"，那麼又將是一場血雨腥風，天下又將陷入混亂。
結語
藩帥「黃袍加身」，為何改朝換代成為五代時期屢見不鮮的風景？根本原因在於藩帥們日益壯大的勢力膨脹了他們的野心，而君王軟弱無能增添他們反叛的信心；其下的軍士們則是利益驅動使然。
趙匡胤對唐末以來帝王易姓八次而導致的戰火不息、生民塗炭感到非常痛心，他也覺察到了藩鎮尾大不掉的弊端，於是立志平息天下戰爭，為國家長治久安作打算，並且針對這種「方鎮太重，主弱臣強」的現狀，他採取了「廢藩鎮，釋兵權，罷功臣，典禁兵」的政策，還改立「更戍法」，即將訓練有素的士卒輪流分遣，大藩由禁軍戍守。於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一舉結束中唐以來兩百多年來的「藩鎮之禍」。可謂明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