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二十八星宿」，只有星辰大海 |
| ——從糾謬原子彈理論突破中一則故事說起 |
大型油畫《當代英雄》再現了「九次計算」的歷史場景（前排左起周毓麟、鄧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程開甲、朱光亞、郭永懷、秦元勳，左1、2、3後的三名人物代表著包括胡思得、傅櫻在內的眾多年輕人）
竺家亨提供、胡思得確認的九所建所初期人員名單
1959年春，九所一室年輕人從17號工地返迴路過櫻桃溝合影（左起趙明治、竺家亨，後排左起胡思得、周澤良、王貽仁、陳德林、蔡蔚、孫清和）
10月16日是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紀念日。56年前，中國在西部地區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世界第五個擁有核武裝的國家。
關於中國科學家如何在一窮二白基礎上突破原子彈的經歷，外界流傳著不少似是而非的故事，兩彈元勳鄧稼先率「二十八星宿」攻關就是其中之一。真的有「二十八星宿」嗎？為還原原子彈突破背後的歷史細節，胡思得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小組搜集各種公開資料，並開展了多次口述訪談與資料採集……
■鄭悅萍 吳明靜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時刻是永恆的，這一成就是永遠值得紀念的。關於中國科學家如何在一窮二白基礎上突破原子彈的經歷，外界流傳著不少似是而非的故事，兩彈元勳鄧稼先率「二十八星宿」（我國古代天文有「三垣四象二十八宿」星座體系和星官名）攻關就是其中之一。
胡思得院士是當年第一批分配到核武器研究所的大學生，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突破和工程設計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也是與鄧稼先共事20多年的親密戰友。他是所謂的「二十八星宿」之一嗎？為還原原子彈突破背後的歷史細節，胡思得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小組（以下簡稱採集小組）搜集各種公開資料，並開展了多次口述訪談與資料採集，以了解和呈現完整、準確、生動的故事和人物形象。
一
在崇尚「真實性是新聞的核心價值」的記者眼中，原子彈突破史因神秘而具備獨特的魅力。早期對我國核武器事業的公開新聞報導並不多，1986年鄧稼先去世前幾個月，中央決定對鄧稼先公開解密，新華社高級記者顧邁男曾多次訪談鄧稼先，寫出了對鄧稼先的第一篇長篇通訊。多年後，顧邁男將這段經歷整理成《突破「禁區」採訪鄧稼先》一文，回顧了她採訪了解的鄧稼先和年輕的大學生們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彈的感人事跡，其中首次出現「二十八星宿」的提法。這個故事一經刊發，立即被多方引用，甚至多家國家級媒體也多有提及。
顧邁男在《突破「禁區」採訪鄧稼先》中如是提及「二十八星宿」：「李覺回憶說，1958年六七月份，鄧稼先來到了核武器研究所，所領導讓他立即到北京的各大專院校物色人才。於是鄧稼先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航空學院挑選了28位大學生，也就是後來人稱的『二十八星宿』，這些人成為九局的第一批青年骨幹……有一次李覺從青海回來向部裡匯報工作，正碰上鄧稼先給新來的大學生們講物理知識。李覺問他傳授的是哪方面的知識，鄧稼先告訴他說，新來的28位大學生都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的尖子生，但都沒有學過核物理專業，更沒有學過如何研製原子彈，因此特地組織他們學習有關知識。」
文中的核武器研究所即早期的北京第九研究所（以下簡稱九所）。1958年1月，原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九局成立，同年7月，開始籌建九所，負責人是李覺。最早調入九所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是來自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鄧稼先、王貽仁、陳小達及中科院數學研究所的何桂蓮。1958年底組成一室（理論部前身），鄧稼先任室主任，何桂蓮任書記兼副主任。
「二十八星宿」的提法引起了採集小組的注意，2019年4月，採集小組訪談當年的知情者，這些知情者們均對此提法持不同意見。
二
就「二十八星宿」這個提法，採集小組向1958年第一批入所的胡思得、竺家亨進行了求證。
竺家亨先生憑記憶列出了一份早期一室成員名單。竺家亨本人在九所工作50多年，從沒有聽說過「二十八星宿」的說法。他猜測認為，文章裡提到的28名大學生，可能是1958年、1959年來所的26名大學生和年輕科研人員，再拼湊上王貽仁、陳小達。他覺得這一點恰恰體現了外界對核武器研究隊伍的不了解，建議我們繼續考證。
隨後，採集小組帶著這份名單向胡思得院士求證。胡思得肯定了竺家亨開列名單的準確，也告知我們從沒聽過「二十八星宿」的說法。他還從親歷者的角度對顧文中的描述產生了質疑，認為某些說法是不恰當的。
其一，胡思得對文章反映的選聘人員方式存疑。當時九所下屬於二機部，選聘人員較合理的途徑應該是鄧稼先通過二機部進行篩選，再由二機部從全國各大學調人。
胡思得本人是1958年從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分配到二機部的。他至今還清晰地記得，9月29日，他和同學蔡蔚到位於北京三裡河的二機部大樓報到，報到後就幸運地參加了國慶節群眾大遊行。畢業於南京大學物理系的竺家亨比胡思得早報到幾天，他們二人是高中同學。
報到後的一段時間，二機部領導沒有急於給他們這些大學生安排工作。九所是做什麼的、他們要從事什麼具體工作，都是未知。直到10月下旬，胡思得才接到通知，到一室向鄧稼先報到。
由此可見，「所領導讓鄧稼先到北京的各大專院校物色人才」的說法可信度低，26位大學生也絕不都來自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航空學院三所高校。
其二，原子彈研製是集中集體智慧、協同攻關的事業。為原子彈理論突破作出貢獻的，不僅有鄧稼先與大學畢業生，還有外調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計算員等，單論部分科研人員的作用並不符合史實。
1959年6月，蘇聯毀約後，中國決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在從全國各高校選聘優秀畢業大學生的同時，一批優秀的科技人員放下自己的科研工作，毅然調整研究方向，陸續集中到攻堅克難的旗幟下。這些大專家有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懷、陳能寬等，他們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突破及後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除了大專家與大學生，為了計算需要，還引進了一批中學畢業生做計算員。當時使用的計算機是手搖式的計算機，和後面研發的電子計算機比起來，十分簡陋，操作起來也很繁瑣。這些計算員多為女性，她們的職責就是做科研輔助工作。
三
根據檔案記載，1959年12月，一室下設四個大組，分別為數學組、狀態方程和力學組、中子物理組、計算組。計算組內又設置了由計算員等科輔人員組成的小組。
1960年，原子彈總體流體力學計算開始，為驗證蘇聯專家提供的一個原子彈教學模型關鍵參數，科研人員用特徵線法進行了九次突擊計算，史稱「九次計算」。「九次計算」堪稱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突破的標誌性歷史事件，顧邁男在文中也描述了這一事件：「有一次，為了把一個問題弄清楚，他帶領幾十個年輕人日夜三班倒，用4臺手搖計算機連續算了9次。」
一開始，力學組和數學組的同志是計算的主力。胡思得和力學組的傅櫻在後來的訪談中都有提及：計算工作開始時，主力是力學組成員傅櫻、朱建士、孫清和，數學組成員杜明笙、周澤良、朱子楠，以及計算員耿滬男、汪月娣、黃帥華、李安寶，最初使用的是手搖計算機，後來改用四臺半自動計算機。
傅櫻回憶說：「為了保證計算正確，我們還採用兩人對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五萬個數據……儘管如此，大家卻懂得要想得到一點結果，必須腳踏實地地幹。眼睛熬紅了，人累瘦了，也毫不在乎。為了共同的目標，齊心合力地奮戰。」
後來，由於計算工作量實在太大，領導便臨時抽調了中子物理組的竺家亨等一批人，會同力學組、數學組和計算員，組成三班，八小時一輪換，一班計算、一班分析、一班休息，日夜不停。
每一次計算的結果以及暴露出來的問題，都及時拿到學術交流會上討論。胡思得、竺家亨和傅櫻始終記得討論的場景：專家與專家、專家與大學生之間的辯論經常進行得很激烈，甚至爭得面紅耳赤——這是九所的學術民主傳統，有老一輩專家引導，剛畢業的大學生也膽大發言，自然形成了暢所欲言、教學相長、十分有利於鼓勵創新的學術氣氛。
最終，1961年夏，從蘇聯回國的周光召以最大功原理推翻了蘇聯專家提供的數據，結束了這場長達幾個月的爭論。
「九次計算」的過程與結果，為理解原子彈反應過程、掌握武器內爆重要規律奠定了堅實基礎。參與計算的年輕科研人員得到了鍛鍊，養成了吃苦耐勞、永不言棄的奮鬥精神。
最重要的是，通過「九次計算」堅定了中國人獨立自主研製原子彈的信心。在計算過程中體現出的大力協同、民主科學的學術作風也因此成為「兩彈一星」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
胡思得多次謙虛地表示，自己非常幸運，大學畢業後來到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等人身邊工作，大科學家的指導對自己成長很有幫助。他始終對這些大師的教誨與關心抱以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採集過程中每每回憶到這一段群星璀璨的歷史時總是感慨不已，充滿自豪。
在採集中，我們不止一次深刻認識到，對史料的引用和研究，「孤證不取，偏難蓋全」。追溯歷史，應首選最接近歷史事實的原始記錄，以及親歷者的口述資料。
中國核武器科技事業走過光輝60年，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傾注了中國幾代科技工作者的智慧與心血，其中的代際傳承十分清晰，胡思得院士的成長經歷足為典型例證，他和他的師友們匯聚成了壯麗的星辰大海。他們這一批承上啟下的親歷者的記憶仍然鮮活，他們的口述訪談以及提供的第一手資料，能佐證史料的準確性，豐富歷史細節，這一點對傳承「兩彈一星」精神、探索思考國防高科技發展規律，顯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而支持我們不倦地索求這些微末細節的緣由，蓋因我們身處浩瀚，我們是仰望者，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前輩有前輩的自豪與滿足，我們有我們的信念與決心——有萬千星輝指引，自豐碑處再出發，前方是擴展無垠、值得期許的未來。
《中國科學報》 (2020-10-15 第8版 印刻)